专访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郑凤荣
采访整理 | 杨玉珍
说起郑凤荣这个名字，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比较陌生。但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讲，她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她是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女性。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自接见她，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她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称她是伟大的运动员。1957 年11 月17 日，她以纵身一跳，宣告了我国在田径跳高项目上再也不是弱势选手。美联社为此发布消息：“一位20 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向世界田径界宣告，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50 多年过去了，这位当年耀眼的明星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 回忆自己几十年的运动生涯，她是什么样的感受？让我们一起走近她，走近这位为国争光的女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
本刊：您当年是怎样走上跳高之路的？是您自己特别喜欢，还是家里人也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郑凤荣：我家里没有人做这种工作。我是山东济南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很穷的话，就没有人去搞体育。那时候在人们的思想中，只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才会去搞体育，搞体育是被人看不起的。
我1937 年5 月16 日出生，出生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那时候我们家里只有姥姥、大姨、三姨和我妈（我妈是老二），我父亲在我还没出生时就去世了，我属于遗腹子。我上面我妈还有过三个孩子，但他们都没成活，我是第四个出生的，所以生出来后家人对我特别疼爱。后来，因为那个年代和那种思想，我妈又给我领养了一个弟弟。为了好养活，当时给我和弟弟取的名字是大狗、小狗。我从小就比较争强好胜，性格像个男孩子，在学校里都是我保护弟弟。他如果受了委屈，被别人欺负了，我就冲出去为他打抱不平。
之所以和体育结缘，除了我的性格外，也和我当时上的学校和学校的老师有关。我上的小学是济南市刘家庄小学，这个学校很重视体育运动，在体育方面很有名气。学校当时有两百米的体育场，这在那个年代算条件比较好的，因为很多学校都没有体育场，所以学生们对运动都很感兴趣。当时有个老师叫薛斌，注意到了我的运动天赋，对我很好，也很有意识地培养我。我那时刚上一年级，看到我们学校那些高年级的同学每天早上起来锻炼，有时候还出去参加比赛，捧回来很大的奖杯，就特别羡慕，觉得他们特别光荣。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功课非常好，经常拿第一名，老师们就更注意我了，尤其是薛斌老师，一直在体育方面重点培育我。我刚开始参加体育运动，不是练的跳高，而是垒球。很多人现在不知道垒球是什么，其实是一种像手榴弹样的东西，现在这种运动没有了，都是标枪、铁饼、铅球之类的。有一次，薛斌老师对我说，你也试试跳高吧。因为我当时又瘦又高，腿很长，长得像个麻杆儿，所以跳高时我一抬腿就跨过去了。看了我这一跳，薛斌老师觉得我跳高还有点意思，从那以后就开始尝试着培养我跳高。谁知这一跳，就一辈子与跳高结缘了，以至于后来破了世界纪录。所以，薛斌老师算是我的伯乐，他发现了我，培养了我，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我后来才能有机会参加比赛，进入国家队。
小学的时候虽然也训练，但是比赛还是比较少的，到中学以后，参加比赛的机会就多了，经常代表学校、市里、省里去参加比赛。我记得小学毕业同学之间互相写祝词，很多同学给我的祝词是希望我成为一名运动健将。当然，现在已经不说运动健将这个词了，都说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等等，但那时候能成为一名运动健将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其实，虽然喜欢运动，但我那时候的梦想却并不是运动健将，而是想当一名海军，穿着蓝白色的海军服，衣带飘飘，想想就很帅很酷。其实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茫然。后来考过一个军事学校，但因为年龄小，没有被录取。当时我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的训练，真是过程很艰苦，条件也很差。那时候就连运动鞋都不能一人一双，而是一双鞋比赛的时候很多人轮流穿，前一个人穿完，通常鞋里的热气还没散尽，就已经穿到了另一个人的脚上。条件虽然艰苦点儿，但我们本身却是快乐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你的、我的之分，什么都是大家伙的。因为都是小孩子，都很天真活泼，所以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就知道好好训练。
做运动员不能和做明星相比，明星可以一夜成名，可以一夜暴富，但运动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即使训练，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成功是属于少数人的。但成功的过程却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过程，而是很多人帮助你成就梦想的过程，大家的团队协作精神特别重要。
本刊：您后来是如何进入国家队的？在国家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郑凤荣：我能进入国家队，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教练黄健指导。当时我初中刚毕业，十五六岁的年纪，代表华东地区参加1953 年的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比赛，田径赛中我跳了第四名，他二、三名都没要，要了第一名和我。就这样，我进了国家队。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那时候国家队在上海和天津都有训练基地，上海队本来也要我去，我都把被子行李弄到上海去了，后来天津又让我去，我最后去了天津。当时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就拿个尺子在地图上量，看上海和天津哪个地方离家近一些。一量，还是天津比较近，就去天津了。去天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有我一个老乡，是打篮球的，因为认识他，所以征询意见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去天津。
去了天津以后，黄健指导选了我，我就正式成了国家队的队员。其实当时也不叫国家队，叫出国人员审查班，其实就是国家队的前身。我记得我们训练的地方叫重庆道100 号，因为天津都是斜路，不是正南正北，所以当时我老迷路。
我去的时候16 岁，属于年纪比较小的，其他运动员都比我大，吃的也比我多。我们那时都是吃大锅饭，我因为刚去，不好意思多吃，再加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老觉得饿，每天都吃不饱。后来发现有个原来是德国租界的地方卖小面包，我就每天买小面包吃，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刚去的时候身高是1.64 米，体重87 斤，后来过了两三个月，我一下子蹿到了1.70 米，队里给做的裤子都短了。裤子穿不上了，我就用发给我们的生活费买布做了一条裤子。当时生活费好像是每个月8 块钱，除了买吃的穿的，也不剩什么了。
我们当时是100 多号人一起训练，男的女的都在一起练。我因为性格比较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就跟在男队员后面练，他们练什么我也练什么。不久后，我受伤了。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训练，再加上年纪太小运动量又太大，所以把关节搞坏了，磨损严重，很疼。后来我的两条腿都不能走路了，只能坐在那儿拉肌肉、做点腰腹肌之类的活动。后来慢慢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受伤，队里开始形成一个伤病号组。有些人就对我们伤病号组的人有意见，说我们白吃干饭，不训练。尤其说到我，说郑凤荣最熊包。那时割尾巴的时候就想把我割掉，后来幸亏有一个叫孙科的领队替我求情，我才没被割掉尾巴，要不后来就破不了世界纪录了。因为后来才知道，那108 个人里面就出了我一个。
在国家队，我养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作风和习惯，后来这种习惯影响了我一生。说起有组织、有纪律，得先说一下当时我跟着人家一起训练的解放军八一队，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受这么大的影响。他们作为军队的运动员，都是进行军事化的训练，很严格。我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训练，就处处以他们为榜样。他们早晨集合早，并且五分钟内必须完成集合，我为了不落后，就穿好衣服在被窝里等着，一吹口哨，我就立刻跑出去，所以看起来一点都不比他们差。他们每次去训练，排着队唱着《打靶归来》《社会主义好》等歌曲，我也排着队跟在他们后面唱，声音特别洪亮。正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训练，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为我以后的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本刊：1957 年11 月17 日， 您在北京田径运动会上跳过了1.77 米，破了美国选手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世界纪录。听说在您破纪录前大概一个月，周总理专门去看过您跳高，并给了您很大的鼓励。您在多种场合说过，是周总理的话激励了您，您才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打破世界纪录，是这样吗？
郑凤荣：1957 年10 月20 日，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天，我们正在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中苏友好田径赛。令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周总理竟专门来看我的比赛了。
那时候进行比赛，没有主席台，没有看台，就是临时搭一个台子。我当时正在休息，突然有人跟我说，郑凤荣，你赶紧做准备！我心想：怎么提前了？本来那场比赛是男运动员先跳，后来因为突然听说周总理要来看我跳高，所以改成了我提前跳。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周总理要来看比赛，后来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赶紧准备，心想一定要跳好，一定要在总理面前表现好。
1957 年10 月，周总理在看完郑凤荣跳高后，与郑凤荣合影留念
这时候有人让我上台，说周总理要见我。总理当时拿了个鲜花要送给我，紧张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是贺老总提醒了我：“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我就把花接过来了。然后周总理说：“郑凤荣，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说完说要一起照个相。人家都是争着跟周总理照相，周总理却主动说要和我照相，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心里不知多激动了。后来这张照片全世界都刊登了。这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的墙上，每当有困难，受了委屈，或者生病了，看一看这张照片，一切都会云淡风轻。
1957 年11 月17 日，在周总理看过我跳高比赛后不到一个月，在北京田径运动会的赛场，我成功跳过1.77米，打破了美国运动员麦克• 丹尼尔在1956 年夏季奥运会上创造的1.76 米的世界纪录。其实，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冲击世界纪录了，之前在南京、上海、北京都冲击过1.77 米，但都没有成功，这次就这样轻松跳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中间有段时间，我已经停止了跳高，休息过两个星期，可能就是这两个星期的调整放松，才使我这次轻松过关。破纪录的第二天，我就专门给周总理写信致敬。你想，一个月以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门来看我的跳高比赛，这说明它很重要。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破世界纪录。因为那时觉得自己已经有这个基础，技术上也已日臻完美纯熟，跳过1.70 米以上很多次了，从量变到质变，破纪录只是时间问题。这次，我终于没有辜负周总理对我的期望，成功跳过了1.77 米，打破了别国选手保持的世界纪录。
我破了纪录后，当时美联社发布消息说：“一位20 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向世界田径界宣告，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跳将会产生的重要影响。那天，我跳完之后就换衣服跟朋友们吃饭去了，我还跟他们说：“破了。”他们问：“破了什么？”我说：“破了世界纪录。”第二天美联社一报道，我才知道有这么大影响。不过，即使知道这一跳的重要意义，我觉得我也不会像现在的运动员一样，那么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脱衣服啊，披着国旗绕场一周啊。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会，跳完就默默下场了。因为当时对我们的教育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是高兴或不高兴，都得忍着，要戒骄戒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我认为当时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内破了世界纪录，真的和周总理的激励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激励不是金钱能买到的，不是说你放那几十根金条我就能跳过去的，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我后来经常说，我们是周总理培养起来的运动员。“文革”时，我受到迫害，他们的理由是：成绩越大，罪过越大。说实话，有几次我都不想活了，如果不是想到了有周总理在，或许还有出头的希望，我当时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意义了。我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向他反映我们运动员的情况。我最后一次见总理是在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我想过去见他，跟他说几句话，但看到他脸上的老年斑，我实在不忍心再去给他添麻烦，所以又忍住了。其实，后来听说总理那时候也特别希望见我，还托王海容和唐闻生转达了他对我的问候。
1976 年1 月，周总理终于顶不住病痛的折磨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天都要塌了，我痛不欲生，干什么都失去了动力。女儿问我：“妈妈，我们能不能把周爷爷（的遗体）放到我们家里来？” 她那时候只有8 岁，连她这么小都懂得对周总理的感情。后来她长大了，每当我遇到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她都安慰我说：“妈妈，想想周爷爷，一切都会过去的。周爷爷都受了那么多委屈，我们受的这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本刊：经过了几十年的运动生涯，您怎样理解体育精神？
郑凤荣：体育本身能培养人的精神和品德，但体育竞争也是残酷的，它需要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因为冠军只有一个，所以你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和愿望努力。
在我们运动员看来，这就是一种信仰。如果你想实现这个目标，一定得比别人多吃苦，要牺牲更多的东西。像我的外孙子和外孙女，他们现在只有十几岁，他们也在搞体育。我们（我老伴也是搞体育的）一般都不对他们进行什么批评教育，他们好像从我们身上就继承了某种东西，被熏陶了某种精神，所以不用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们自然就会有那种精神和态度。“文革”后，我本来不想再搞体育，也不想再让我的孩子们从事体育工作。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在这方面有天赋，有这方面的爱好，所以又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只是，现在的孩子们和我们那时候相比吃苦的能力太差了。不是说他们现在不够努力，不能吃苦，而是时代不同了，对自我的要求也不同了。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曾问过巴西球王贝利：“你的孩子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体育健将和明星？”贝利说：“我过去是因为穷才闯出一番天地，现在我的孩子太富有了，所以他成为不了明星了。”我们那时候作为运动员，是认准了一条路就一直走下去，没想着以后会因为这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指望着通过它能获得什么，而只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但现在的运动员目的性都很明确，除为国争光外，他们得了冠军都有实际的物质补偿，比如可以当明星，可以接广告，可以有物质奖励，等等。
但是现在的运动员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心态来对待他们，看待他们的成绩。如果说让他们每次比赛都赢，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可能训练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发挥得挺好，但上场后稍微松懈一下，或者心里有闪念的变化，别人马上就能赢你。因为你和对手水平都差不多，大家都争这一块金牌。所以，我们对运动员的要求应该客观一点，他不是神仙，他是一个运动员，和我们是一样的。他打赢了，为国争光了，我们当然替他高兴；他打输了，我们也应该从心里理解他，而不是骂他、羞辱他。
朱建华1984年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跳高的第三名。第三名的成绩在当时已经相当不简单了，但是回国后人们骂他，打他的玻璃，吐他的唾沫。这是不对的，不是对运动员的正确态度。毕竟运动员是人不是神，如果一个运动员每次都拿冠军，那就不正常了，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从运动员的角度多考虑一点，对他们期望别那么高，失望也就没那么大。
现在的领导也应该这样，不能他拿了冠军，你就拍他的肩膀，说你这好那好；没拿冠军就不拍肩膀了，就开始骂了，这个不行。拿了冠军不要宠他，没拿冠军也不能又训又骂，抓好日常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终还是要靠运动员出去打比赛，为国争光，所以我们要善于保护运动员，正确教育运动员，让他们的运动寿命能够长一点。保护不光是身体上的保护，保护他们不受伤，而是更要从思想上、心理上保护他们，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心态健康。
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好运动员辉煌时期和退役之后的关系。有个很优秀的运动员曾跟我聊过，说他担心退役以后的生活。按说他现在既有名又有钱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是他还是对未来充满忧虑。他这样的人都担心，更别说普通的运动员了。对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及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加快解决的步伐与解决的强度，慢慢来还真的不行，因为很多人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将来体育发展的方向是全民健身，普及和提高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该拿金牌还要拿金牌，但不能把拿金牌作为唯一目的，要争取全民健身，人人都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关键是怎么把13 亿人民的健康搞上去。现在一个家庭大多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的身体健康搞好，因为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祖国是要靠他们去建设、去壮大的。如果只朝着金牌的方向努力，体育之路必定会越走越窄。
本刊：您刚才也说到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问题，说明您很关心这部分人员的生活。听说您创办了郑凤荣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专门资助退役后的老运动员？
郑凤荣：是的，我是创建了一个基金会，主要是想资助那些已经退役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及其他退休的老体育工作者。这些老体育工作者很多跟我一起战斗过、一块刻苦训练过，最后我成功了，他们没有成功，只是在背后默默付出，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我不能忘了他们。我自己生活好了，但是他们很多人生活并不如意，有的被分配到地方去，有的甚至当了工人，他们的生活都不太富裕，工资很低，平时也少有人问津，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关爱。通过创建这个基金会，可能我在物质上并不能给予他们太多的帮助，通常就是两万、三万、五万的关怀基金，但是有这个钱，虽然不多，起码可以让他们心里觉得温暖。
我刚开始搞基金会的时候，我老伴不理解我，说你干嘛搞这个，受累不讨好，对我做这件事完全持一种反对态度。他认为老了就应该颐养天年，陪着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但我不行，我就喜欢干事，闲不住，脑子里每天就是基金会的事。基金会刚创办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名、为了利。我心想，我现在要名和利还有什么用呢，要名早就有了，要利？基金会能得到什么利？
原来知道搞基金会难，但没想到这么难，不过后来通过很多部门的帮助，基金会的工作也慢慢开展起来了。早在2003 年的时候, 我就给胡锦涛总书记写过信，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还有陈至立国务委员三个人都批了, 当时解决了189 名运动员的医疗补助问题。后来，我又给中央有关部门写过一封信，信最后转到国务院去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转告体育总局，要他们帮助我。体育总局有关领导得知此事后都非常重视，基金会后来得到了他们多方面的帮助。
后来，我还给国家体育总局各个部门写过信，他们也很支持基金会的工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现在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通过慢慢做这个工作，很多人理解我了，曾经得到过我帮助的人说谢谢我。我说别谢我，要谢就谢共产党。我从年轻时一直受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熏陶，比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贺老总我都见过，他们都对我进行过谆谆教诲。这种教导一直影响了我一生，成为我人生的精神支柱。我就是想着能为社会做些事情，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责任编辑 | 杨玉珍
原刊于《纵横》2014年第8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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