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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整理 | 杨玉珍
郑凤荣破1.77 米世界纪录时的照片
说起郑凤荣这个名字,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比较陌生。但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讲,她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她是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女性。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自接见她,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她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称她是伟大的运动员。1957 年11 月17 日,她以纵身一跳,宣告了我国在田径跳高项目上再也不是弱势选手。美联社为此发布消息:“一位20 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向世界田径界宣告,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50 多年过去了,这位当年耀眼的明星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 回忆自己几十年的运动生涯,她是什么样的感受?让我们一起走近她,走近这位为国争光的女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
本刊:您当年是怎样走上跳高之路的?是您自己特别喜欢,还是家里人也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郑凤荣:我家里没有人做这种工作。我是山东济南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很穷的话,就没有人去搞体育。那时候在人们的思想中,只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才会去搞体育,搞体育是被人看不起的。
我1937 年5 月16 日出生,出生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那时候我们家里只有姥姥、大姨、三姨和我妈(我妈是老二),我父亲在我还没出生时就去世了,我属于遗腹子。我上面我妈还有过三个孩子,但他们都没成活,我是第四个出生的,所以生出来后家人对我特别疼爱。后来,因为那个年代和那种思想,我妈又给我领养了一个弟弟。为了好养活,当时给我和弟弟取的名字是大狗、小狗。我从小就比较争强好胜,性格像个男孩子,在学校里都是我保护弟弟。他如果受了委屈,被别人欺负了,我就冲出去为他打抱不平。
之所以和体育结缘,除了我的性格外,也和我当时上的学校和学校的老师有关。我上的小学是济南市刘家庄小学,这个学校很重视体育运动,在体育方面很有名气。学校当时有两百米的体育场,这在那个年代算条件比较好的,因为很多学校都没有体育场,所以学生们对运动都很感兴趣。当时有个老师叫薛斌,注意到了我的运动天赋,对我很好,也很有意识地培养我。我那时刚上一年级,看到我们学校那些高年级的同学每天早上起来锻炼,有时候还出去参加比赛,捧回来很大的奖杯,就特别羡慕,觉得他们特别光荣。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功课非常好,经常拿第一名,老师们就更注意我了,尤其是薛斌老师,一直在体育方面重点培育我。我刚开始参加体育运动,不是练的跳高,而是垒球。很多人现在不知道垒球是什么,其实是一种像手榴弹样的东西,现在这种运动没有了,都是标枪、铁饼、铅球之类的。有一次,薛斌老师对我说,你也试试跳高吧。因为我当时又瘦又高,腿很长,长得像个麻杆儿,所以跳高时我一抬腿就跨过去了。看了我这一跳,薛斌老师觉得我跳高还有点意思,从那以后就开始尝试着培养我跳高。谁知这一跳,就一辈子与跳高结缘了,以至于后来破了世界纪录。所以,薛斌老师算是我的伯乐,他发现了我,培养了我,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我后来才能有机会参加比赛,进入国家队。
小学的时候虽然也训练,但是比赛还是比较少的,到中学以后,参加比赛的机会就多了,经常代表学校、市里、省里去参加比赛。我记得小学毕业同学之间互相写祝词,很多同学给我的祝词是希望我成为一名运动健将。当然,现在已经不说运动健将这个词了,都说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等等,但那时候能成为一名运动健将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其实,虽然喜欢运动,但我那时候的梦想却并不是运动健将,而是想当一名海军,穿着蓝白色的海军服,衣带飘飘,想想就很帅很酷。其实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茫然。后来考过一个军事学校,但因为年龄小,没有被录取。当时我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的训练,真是过程很艰苦,条件也很差。那时候就连运动鞋都不能一人一双,而是一双鞋比赛的时候很多人轮流穿,前一个人穿完,通常鞋里的热气还没散尽,就已经穿到了另一个人的脚上。条件虽然艰苦点儿,但我们本身却是快乐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你的、我的之分,什么都是大家伙的。因为都是小孩子,都很天真活泼,所以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就知道好好训练。
做运动员不能和做明星相比,明星可以一夜成名,可以一夜暴富,但运动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即使训练,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成功是属于少数人的。但成功的过程却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过程,而是很多人帮助你成就梦想的过程,大家的团队协作精神特别重要。
本刊:您后来是如何进入国家队的?在国家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郑凤荣:我能进入国家队,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教练黄健指导。当时我初中刚毕业,十五六岁的年纪,代表华东地区参加1953 年的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比赛,田径赛中我跳了第四名,他二、三名都没要,要了第一名和我。就这样,我进了国家队。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那时候国家队在上海和天津都有训练基地,上海队本来也要我去,我都把被子行李弄到上海去了,后来天津又让我去,我最后去了天津。当时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就拿个尺子在地图上量,看上海和天津哪个地方离家近一些。一量,还是天津比较近,就去天津了。去天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有我一个老乡,是打篮球的,因为认识他,所以征询意见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去天津。
去了天津以后,黄健指导选了我,我就正式成了国家队的队员。其实当时也不叫国家队,叫出国人员审查班,其实就是国家队的前身。我记得我们训练的地方叫重庆道100 号,因为天津都是斜路,不是正南正北,所以当时我老迷路。
我去的时候16 岁,属于年纪比较小的,其他运动员都比我大,吃的也比我多。我们那时都是吃大锅饭,我因为刚去,不好意思多吃,再加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老觉得饿,每天都吃不饱。后来发现有个原来是德国租界的地方卖小面包,我就每天买小面包吃,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刚去的时候身高是1.64 米,体重87 斤,后来过了两三个月,我一下子蹿到了1.70 米,队里给做的裤子都短了。裤子穿不上了,我就用发给我们的生活费买布做了一条裤子。当时生活费好像是每个月8 块钱,除了买吃的穿的,也不剩什么了。
我们当时是100 多号人一起训练,男的女的都在一起练。我因为性格比较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就跟在男队员后面练,他们练什么我也练什么。不久后,我受伤了。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训练,再加上年纪太小运动量又太大,所以把关节搞坏了,磨损严重,很疼。后来我的两条腿都不能走路了,只能坐在那儿拉肌肉、做点腰腹肌之类的活动。后来慢慢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受伤,队里开始形成一个伤病号组。有些人就对我们伤病号组的人有意见,说我们白吃干饭,不训练。尤其说到我,说郑凤荣最熊包。那时割尾巴的时候就想把我割掉,后来幸亏有一个叫孙科的领队替我求情,我才没被割掉尾巴,要不后来就破不了世界纪录了。因为后来才知道,那108 个人里面就出了我一个。
在国家队,我养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作风和习惯,后来这种习惯影响了我一生。说起有组织、有纪律,得先说一下当时我跟着人家一起训练的解放军八一队,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受这么大的影响。他们作为军队的运动员,都是进行军事化的训练,很严格。我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训练,就处处以他们为榜样。他们早晨集合早,并且五分钟内必须完成集合,我为了不落后,就穿好衣服在被窝里等着,一吹口哨,我就立刻跑出去,所以看起来一点都不比他们差。他们每次去训练,排着队唱着《打靶归来》《社会主义好》等歌曲,我也排着队跟在他们后面唱,声音特别洪亮。正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训练,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为我以后的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本刊:1957 年11 月17 日, 您在北京田径运动会上跳过了1.77 米,破了美国选手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世界纪录。听说在您破纪录前大概一个月,周总理专门去看过您跳高,并给了您很大的鼓励。您在多种场合说过,是周总理的话激励了您,您才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打破世界纪录,是这样吗?
郑凤荣:1957 年10 月20 日,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天,我们正在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中苏友好田径赛。令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周总理竟专门来看我的比赛了。
那时候进行比赛,没有主席台,没有看台,就是临时搭一个台子。我当时正在休息,突然有人跟我说,郑凤荣,你赶紧做准备!我心想:怎么提前了?本来那场比赛是男运动员先跳,后来因为突然听说周总理要来看我跳高,所以改成了我提前跳。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周总理要来看比赛,后来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赶紧准备,心想一定要跳好,一定要在总理面前表现好。

1957 年10 月,周总理在看完郑凤荣跳高后,与郑凤荣合影留念
在这之前,我在国外跳过1.72 米,南京跳了1.73 米,上海跳了1.74 米,这次在北京,我一定要加到1.75 米,要破全国纪录,因为就差一公分嘛,在这个基础上升一公分,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肯定可以的。我计算得很好,但事与愿违,当时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跳得非常不好,跳1.75 米,连续三次都不过。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难受地掉了眼泪。
这时候有人让我上台,说周总理要见我。总理当时拿了个鲜花要送给我,紧张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是贺老总提醒了我:“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我就把花接过来了。然后周总理说:“郑凤荣,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说完说要一起照个相。人家都是争着跟周总理照相,周总理却主动说要和我照相,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心里不知多激动了。后来这张照片全世界都刊登了。这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的墙上,每当有困难,受了委屈,或者生病了,看一看这张照片,一切都会云淡风轻。
1957 年11 月17 日,在周总理看过我跳高比赛后不到一个月,在北京田径运动会的赛场,我成功跳过1.77米,打破了美国运动员麦克• 丹尼尔在1956 年夏季奥运会上创造的1.76 米的世界纪录。其实,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冲击世界纪录了,之前在南京、上海、北京都冲击过1.77 米,但都没有成功,这次就这样轻松跳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中间有段时间,我已经停止了跳高,休息过两个星期,可能就是这两个星期的调整放松,才使我这次轻松过关。破纪录的第二天,我就专门给周总理写信致敬。你想,一个月以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门来看我的跳高比赛,这说明它很重要。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破世界纪录。因为那时觉得自己已经有这个基础,技术上也已日臻完美纯熟,跳过1.70 米以上很多次了,从量变到质变,破纪录只是时间问题。这次,我终于没有辜负周总理对我的期望,成功跳过了1.77 米,打破了别国选手保持的世界纪录。
我破了纪录后,当时美联社发布消息说:“一位20 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向世界田径界宣告,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跳将会产生的重要影响。那天,我跳完之后就换衣服跟朋友们吃饭去了,我还跟他们说:“破了。”他们问:“破了什么?”我说:“破了世界纪录。”第二天美联社一报道,我才知道有这么大影响。不过,即使知道这一跳的重要意义,我觉得我也不会像现在的运动员一样,那么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脱衣服啊,披着国旗绕场一周啊。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会,跳完就默默下场了。因为当时对我们的教育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是高兴或不高兴,都得忍着,要戒骄戒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我认为当时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内破了世界纪录,真的和周总理的激励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激励不是金钱能买到的,不是说你放那几十根金条我就能跳过去的,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我后来经常说,我们是周总理培养起来的运动员。“文革”时,我受到迫害,他们的理由是:成绩越大,罪过越大。说实话,有几次我都不想活了,如果不是想到了有周总理在,或许还有出头的希望,我当时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意义了。我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向他反映我们运动员的情况。我最后一次见总理是在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我想过去见他,跟他说几句话,但看到他脸上的老年斑,我实在不忍心再去给他添麻烦,所以又忍住了。其实,后来听说总理那时候也特别希望见我,还托王海容和唐闻生转达了他对我的问候。
1976 年1 月,周总理终于顶不住病痛的折磨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天都要塌了,我痛不欲生,干什么都失去了动力。女儿问我:“妈妈,我们能不能把周爷爷(的遗体)放到我们家里来?” 她那时候只有8 岁,连她这么小都懂得对周总理的感情。后来她长大了,每当我遇到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她都安慰我说:“妈妈,想想周爷爷,一切都会过去的。周爷爷都受了那么多委屈,我们受的这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本刊:经过了几十年的运动生涯,您怎样理解体育精神?
郑凤荣:体育本身能培养人的精神和品德,但体育竞争也是残酷的,它需要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因为冠军只有一个,所以你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和愿望努力。
在我们运动员看来,这就是一种信仰。如果你想实现这个目标,一定得比别人多吃苦,要牺牲更多的东西。像我的外孙子和外孙女,他们现在只有十几岁,他们也在搞体育。我们(我老伴也是搞体育的)一般都不对他们进行什么批评教育,他们好像从我们身上就继承了某种东西,被熏陶了某种精神,所以不用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们自然就会有那种精神和态度。“文革”后,我本来不想再搞体育,也不想再让我的孩子们从事体育工作。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在这方面有天赋,有这方面的爱好,所以又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只是,现在的孩子们和我们那时候相比吃苦的能力太差了。不是说他们现在不够努力,不能吃苦,而是时代不同了,对自我的要求也不同了。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曾问过巴西球王贝利:“你的孩子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体育健将和明星?”贝利说:“我过去是因为穷才闯出一番天地,现在我的孩子太富有了,所以他成为不了明星了。”我们那时候作为运动员,是认准了一条路就一直走下去,没想着以后会因为这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指望着通过它能获得什么,而只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但现在的运动员目的性都很明确,除为国争光外,他们得了冠军都有实际的物质补偿,比如可以当明星,可以接广告,可以有物质奖励,等等。
但是现在的运动员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心态来对待他们,看待他们的成绩。如果说让他们每次比赛都赢,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可能训练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发挥得挺好,但上场后稍微松懈一下,或者心里有闪念的变化,别人马上就能赢你。因为你和对手水平都差不多,大家都争这一块金牌。所以,我们对运动员的要求应该客观一点,他不是神仙,他是一个运动员,和我们是一样的。他打赢了,为国争光了,我们当然替他高兴;他打输了,我们也应该从心里理解他,而不是骂他、羞辱他。
朱建华1984年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跳高的第三名。第三名的成绩在当时已经相当不简单了,但是回国后人们骂他,打他的玻璃,吐他的唾沫。这是不对的,不是对运动员的正确态度。毕竟运动员是人不是神,如果一个运动员每次都拿冠军,那就不正常了,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从运动员的角度多考虑一点,对他们期望别那么高,失望也就没那么大。
现在的领导也应该这样,不能他拿了冠军,你就拍他的肩膀,说你这好那好;没拿冠军就不拍肩膀了,就开始骂了,这个不行。拿了冠军不要宠他,没拿冠军也不能又训又骂,抓好日常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终还是要靠运动员出去打比赛,为国争光,所以我们要善于保护运动员,正确教育运动员,让他们的运动寿命能够长一点。保护不光是身体上的保护,保护他们不受伤,而是更要从思想上、心理上保护他们,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心态健康。
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好运动员辉煌时期和退役之后的关系。有个很优秀的运动员曾跟我聊过,说他担心退役以后的生活。按说他现在既有名又有钱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是他还是对未来充满忧虑。他这样的人都担心,更别说普通的运动员了。对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及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加快解决的步伐与解决的强度,慢慢来还真的不行,因为很多人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将来体育发展的方向是全民健身,普及和提高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该拿金牌还要拿金牌,但不能把拿金牌作为唯一目的,要争取全民健身,人人都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关键是怎么把13 亿人民的健康搞上去。现在一个家庭大多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的身体健康搞好,因为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祖国是要靠他们去建设、去壮大的。如果只朝着金牌的方向努力,体育之路必定会越走越窄。
本刊:您刚才也说到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问题,说明您很关心这部分人员的生活。听说您创办了郑凤荣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专门资助退役后的老运动员?
郑凤荣:是的,我是创建了一个基金会,主要是想资助那些已经退役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及其他退休的老体育工作者。这些老体育工作者很多跟我一起战斗过、一块刻苦训练过,最后我成功了,他们没有成功,只是在背后默默付出,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我不能忘了他们。我自己生活好了,但是他们很多人生活并不如意,有的被分配到地方去,有的甚至当了工人,他们的生活都不太富裕,工资很低,平时也少有人问津,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关爱。通过创建这个基金会,可能我在物质上并不能给予他们太多的帮助,通常就是两万、三万、五万的关怀基金,但是有这个钱,虽然不多,起码可以让他们心里觉得温暖。
我刚开始搞基金会的时候,我老伴不理解我,说你干嘛搞这个,受累不讨好,对我做这件事完全持一种反对态度。他认为老了就应该颐养天年,陪着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但我不行,我就喜欢干事,闲不住,脑子里每天就是基金会的事。基金会刚创办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名、为了利。我心想,我现在要名和利还有什么用呢,要名早就有了,要利?基金会能得到什么利?
原来知道搞基金会难,但没想到这么难,不过后来通过很多部门的帮助,基金会的工作也慢慢开展起来了。早在2003 年的时候, 我就给胡锦涛总书记写过信,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还有陈至立国务委员三个人都批了, 当时解决了189 名运动员的医疗补助问题。后来,我又给中央有关部门写过一封信,信最后转到国务院去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转告体育总局,要他们帮助我。体育总局有关领导得知此事后都非常重视,基金会后来得到了他们多方面的帮助。
后来,我还给国家体育总局各个部门写过信,他们也很支持基金会的工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现在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通过慢慢做这个工作,很多人理解我了,曾经得到过我帮助的人说谢谢我。我说别谢我,要谢就谢共产党。我从年轻时一直受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熏陶,比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贺老总我都见过,他们都对我进行过谆谆教诲。这种教导一直影响了我一生,成为我人生的精神支柱。我就是想着能为社会做些事情,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责任编辑 | 杨玉珍
原刊于《纵横》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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