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虞云国：宋高宗的绍兴体制与南宋的转向内在

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出了“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概念，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在此基础上提炼为“绍兴体制”。绍兴体制具体有何内涵？宋高宗朝的这一体制与宋史名家刘子健先生提出的“中国转向内在”论又有怎样的关系？借着《南宋行暮》改订再版的机会，澎湃新闻采访了虞云国教授。

澎湃新闻：得知您新出了大作《南宋行暮》，是讲南宋中期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的；您近来几篇关于南宋高宗朝的长篇书评也引起过学界的关注。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有的史家当作中国古代向近世的转折时期。不过，宋有南北之分，有的史家主张两宋断裂说，有的史家则强调两宋传承的一面。您的意见如何？

虞云国：一说到宋代，人们就会联想起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造极说”着眼于整个宋代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曾经达到过的高度，给出的总体评价当然没错，而这正是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至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其核心观点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向近世的转折期。尽管对所谓“宋代近世说”持保留态度，中国史学界基本上也认同唐宋之际确实有牵动全局的深刻变动。当然，随着研究的推进，中国史学界对这种带全局性的社会历史的变化，认识也逐渐深化。具体说来，一是认为，这种变化与其称之“变革”，毋宁称之“转型”来得更恰当，而无论“变革”还是“转型”，都不是断裂式的，而是渐进式的，新变化中仍有旧因素延续的一面；二是相对于“唐宋变革”，学界也有“宋元变革”与“宋元明变革”的新观点。

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论，南宋当然是北宋的延续。宋高宗作为南宋第一代君主，乃是北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在帝统宗脉上远比东汉光武帝之于西汉帝系来得贴近，他也确是以北宋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另外，在政治制度与祖宗家法上，南宋也承袭着北宋，总体上没有全局性与颠覆性的更革。

不过，倘若细加推究，在立国形势上，南宋与金朝的对峙，相较于北宋与辽朝的对峙，从表象看来似乎类似，实际上却大异其趣。南宋疆域远比北宋逼仄，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军事形势上更是险要尽失，金军的战力气势也更胜于辽朝，致使南宋始终处于金骑南牧的严重威胁之下。严峻的外部环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内外政策上应激性地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对外，更加缺乏自信；对内，进一步强化专权独裁，彻底关闭了自改革的大门。

美国学者刘子健最早洞察到从北宋末至南宋初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至关紧要的根本性转折，正是这一转折导致帝制中国从此彻底转向了内在。这一洞见在他的名作《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里有全面展开，“转向内在论”不仅对宋史研究，而且对整个晚期中国史研究，都具有范式性的指导意义。不过，也不能就此说，刘子健是主张两宋断裂的，他认为，这种转向有一个从宋徽宗朝发轫到宋高宗朝定局的演进过程，尽管其间有靖康之变那样的突发性事变，但作为政治文化的转向，仍是一种内外势运合力推衍的过程；而这一转向的最终推手就是那位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

总之，植根于体制内的专制集权基因，为着因应生存空间的收缩与外部环境的恶化，再加上宋高宗的个人作用，无论总体的政治生态，还是具体的大计方针，南宋都呈现出有别于北宋的特色，两者不仅不能等量齐观，而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我们在考察南宋史时，一方面应该关注异中之同的承袭性，另一方面更应抉发同中之异的裂变性，尽管这种裂变不是那种陡崖式的断裂。

澎湃新闻：您近年一再强调“绍兴体制”，其内涵究竟怎么把握，与刘子健的“转向内在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虞云国：绍兴体制这一命题，应该说是借鉴并提炼了日本学者寺地遵的提法。他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里提出了“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概念，有时也称之为“和议体制”，但他对“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内涵指涉却有点模糊与紊乱。一方面，他意在以“绍兴十二年体制”来概括宋高宗朝的政治体制，所以主张宋孝宗朝还有一个“乾（道）淳（熙）政治体制”；但同又认为，绍兴十二年体制一经确立，“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贯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构与国家运营大纲”（上书230页）。至于他称以“绍兴和议体制”，则旨在强调这一体制包含着致力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然而，无论当时，还是其后，“绍兴和议体制”的实际内涵已经超出了军事与外交的领域。所以，我倾向用“绍兴体制”来指称宋高宗打造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也许更概括，更到位。而政治体制一经确立，势必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盖功能，深刻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

近期我一直在思考，既然刘子健把“中国转向内在”的历史坐标点最终定位在宋高宗时期，而“绍兴体制”又是宋高宗一手打造的专制集权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延续与影响正是刘子健所说的两宋之际文化内向在政治体制上的具体表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传统帝制时代，政治体制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起着统领的作用。由此我想，“转向内在论”与“绍兴体制”两相结合，也许不失为是对南宋史作出通贯性解释的一种架构。

澎湃新闻：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都相当受瞩目，因为他们往往奠定了本朝历史的走向。在您看来，宋高宗朝的政治在两宋诸朝中有何特色？

虞云国：作为南宋第一代君主，宋高宗的自我定位感可谓充分自觉与相对清晰。一方面，他自许为北宋帝统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始终打着祖宗家法的大旗，意在向上直接媲美太祖、太宗；另一方面，他通过秦桧高调宣传自己是“中兴之主”。宋高宗尽管不是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却一手再造了南宋政权，他留给整个南宋史的政治遗产，就是与秦桧联手打造的“绍兴体制”。

如果说，从1127年的建炎南渡到1132年的驻跸临安（今杭州），南宋政权的政治主题是为生存立足谋取可能性，那么，从1132年驻跸临安到1142年绍兴和议最终成立，其政治主题则是打造绍兴体制。这十年间，南宋最高统治层以政治走向为中心进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也一度有过观测犹疑而举棋未定。所以王夫之说：“高宗之任二相（指赵鼎、张浚）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直到最后才决定让秦桧“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宋论·高宗》）。也就是说，宋高宗决心抛弃赵、张二相，起用秦桧专权，打造绍兴体制，是他深思熟虑的最终决策。

北宋立国以后，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其免于滑向专制集权。在宋代文官体制下，这种制约机制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不言自明的。而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继绝的危局时，这种受制衡的君权明显有力不从心的症状。另一方面，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自觉。出于向金朝求和的“国是”诉求与对再削兵权的政治需要，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在君主官僚政体下，君权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权，必须借助相权作为最高行政权来运作整个官僚机器。而倘若容许原有制约机制继续对相权实施制衡，专制君主的权力意志势必不能顺利地经由相权指令各级官僚机构有效地推行下去。反之，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则足以彻底阻断其他官僚介入朝廷大政的决策程序，而仅仅以执行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藉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

以帝王术而论，宋高宗绝对是少有其比的高手。他之最后选择了秦桧，并且默许他登上权相之位，就是亟须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确立并打理与绍兴体制有关的一干棘手政事，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所以刘子健将这对君相的权力关系精准概括为“君权独运，权相密赞”。绍兴体制藉此大功告成，不仅成为宋高宗朝的最大特色，而且深刻左右了南宋史的政治走向。

反观整个南宋政治史，绍兴体制确立的专制集权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隐显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南宋权相专政，累计长达七十年，令人侧目，也为其他朝代所罕见的。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如果说，秦桧之为权相，完全是宋高宗出于打造绍兴体制之需君权独运而主动授权的，那么，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的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这种专制集权格局在有的时段以君权独运的形态出现，在更多时段则以权相专政的形态出现。但无论出以何种形态，归根到底，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也可以说是宋高宗及其绍兴体制留下的政治遗产。

澎湃新闻：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的“绍兴体制”对士大夫政治是不是一个剧烈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虞云国：士大夫精英以儒学为立命之本，构成了官僚的主体，对现实政治天然有用世的热情，正是这种入世之心，整个官僚系统才得以有效运转。不过，士大夫官僚的用世心态与经世实践又具体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一再为后人引用，可以视为北宋中期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这与当时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专制集权的绍兴体制一经确立，既标志着宋朝政治文化彻底转向内在，也昭告着官僚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能动分享实际上已经归零。一叶落知天下秋，对现实政治极度敏感的官僚士大夫当然心知肚明，不仅原先拥有的参政议政权已经剥夺殆尽，还随时可能遭到体制的整肃与贬黜，文彦博推崇的“共治”梦早已化为泡影，哪有实现的可能呢！

在传统君主政体下，士大夫阶层只有依附于君权才能有所作为。当君主官僚政体处于中央控制模式（the central control）的相对理想状态时，君权较自觉地接受权力制衡，士大夫官僚才有可能分享政权，管理国家。但绍兴体制确立的是独裁模式（absolutism），权相作为君权的唯一代理人，而且享有权力制衡的豁免权，尽管权相及其驱使的官僚门客身份仍是士大夫，却只在为独裁的皇帝治天下。在绍兴体制与其后年代里，尽管仍有少数士大夫官僚，依旧“以天下为己任”而敢言直谏，批判朝政的恶化，但等待他们只是冷遇、贬黜乃至整肃。更多的士大夫官僚只能采取喑默旁观的疏离态度，好在他们即便赋闲家居，仍拥有退为乡绅的经济基础，而优待士大夫官僚的祖宗家法也未改变，故而仍能在与官僚体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安顿自己。而那些卖身投靠的士大夫官僚仍足以保证官僚体制继续运转，他们也得以从专制政治中分一杯羹。由此可见，“绍兴体制”对士大夫精英政治的冲击是致命的。

澎湃新闻：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指出：“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那么，在绍兴体制下展开的南宋政治对经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过，在绍兴体制下，南宋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仍有其向前发展的那一面，当作如何解释呢？

虞云国：从长时段看，刘子健的论断，是深刻而正确的。即以南宋而论，尽管在后宋高宗时代，生产力仍在持续发展，海外贸易也有长足的拓展，商品经济依然生机蓬勃，城镇化进程继续前行。但所有这些进步，并未有力摇撼君主独裁模式的顽固内核，使其改变既定的路向。所以，在专制极权统治下，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体制的变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相反，政治体制，尤其中央政权的结构模式在传统中国总是决定一切的。君主专制集权王朝在外力打击下的政权更迭（例如宋元鼎革与明清易代），或者专制统治出于政治考量而对经济政策的乖张改易（例如明清两代在海外贸易上厉行闭关政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领域的逆转或倒退。

然而，也应该承认，在以农业立国的帝制时代，只要国家政策与各级官吏在人民负担上不为竭泽而渔的过甚之举，经济或许是受政权命门波及最弱的领域（即便像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对当时整个农业社会的冲击也不是全局性的）。尽管在宋高宗朝君权统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异，并影响了整个南宋政治史，但南宋历朝对北宋确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未作根本性变动，兼之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所以从总体上看，南宋社会经济的前行势头未见有明显的中断，反而仍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

前面说过，绍兴体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领域。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士大夫政治文化在整个时代中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一方面，也应该承认，绍兴体制下的思想控制毕竟还在前现代阶段，尚未如其后的独裁政体那样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达到全方位与全覆盖的程度。其他社会阶层（尤其一般市民与工商阶层）与文化领域（尤其与政治较疏离的文化范畴）尽管也能感受到冲击波，但波及的力度仍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其他文化领域（例如科学技术、美术工艺等领域），在南宋仍有令人瞩目的不俗成就；依托于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市民文化较之北宋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肯定这些文化领域在南宋继续有可观骄人的创获时，仍不难发现绍兴体制确立的政治文化基色对整个南宋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弥散性影响。总的说来，相对北宋文化，南宋文化进取精神缺乏，气象不够阔大。难怪刘子健在比较两宋文化时强调，“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澎湃新闻：南宋与北宋的士风是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如何造成的？反过来，这种士风对政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虞云国：从总体上看，南宋的士风与北宋相比，确实大有差异。北宋士风的主调是激切昂扬、刚直明朗，南宋的士风则渐趋于圆熟周致、谨慎阴翳。当然，这种士风的差异从北宋徽宗朝至南宋高宗朝有一个推衍变化的过程，而南宋士风在不同政治生态下，在不同士大夫群体那里，还应该具体而论的。这种南北宋的士风差异，说到底，与绍兴体制确立以后，宋高宗为维稳体制、打击政敌，放任权相秦桧动用文字狱的手段，大规模整肃持异见的官僚士大夫，无情践踏他们的人格与尊严，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文字狱全靠深文周纳，专政者也唯有纵容诬告。面对这种残酷的政治生态，官僚士大夫先是试图将率直的抗议打磨成精致的批评，但随着迫害的升级与告讦的盛行，只能被迫噤若寒蝉，连细微的批评都不再发声。这与北宋立国后对官僚士大夫的宽松政策大相径庭，逼迫其中大多数退守到洁身自好的底线，随之而来的便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明显低落，关注政治与忧心国事的热情全线消退，到后来连远离政治雷区的纯技术议题也没有人吭声了。所以，在绍兴体制下，正如王夫之在《宋论》里所说，先是南宋高宗朝的士大夫官僚在秦桧专政下“群情震慑，靡所适从”，其后叠经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取天下之士气抑之割之者且将百年矣”。

士气的重创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还知道羞耻而自持操守的士大夫为避祸而禁声，致使正气不张；另一方面，鲜廉寡耻的那些士人反而因诬告或谄媚而如鱼得水，官运亨通，导致政风大坏。这种相反相成的政风，尽管以权相秦桧专政时期最触目惊心，却也持续影响了整个南宋：官僚士大夫惩于绍兴的前鉴，已少有人再为政权的长治久安而畅所欲言，整个官场弥漫着言不由衷、无所作为乃至见风使舵、阿谀逢迎的风气。从总体上看，南宋政风呈现苟且萎靡之势，已不复有北宋全盛期那种刚直劲挺的锐气。

在绍兴体制的阴影笼罩下，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意识大受压抑与戕害，知识生产的环境与知识产品的质量遭致严重破坏，创造性学说与独立性思想也转入相对停滞状态。就总体学术而论，刘子健就认为，北宋“从百花齐放透过多元化以臻成熟”，南宋则“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其中原因尽管相当复杂，但绍兴体制下这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既然绍兴体制对整个南宋都有负面的影响，但其立国也有一百五十余年，抗御蒙元南侵竟达四十五年，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虞云国：就政权维持而论，南宋王朝有其成功之处。其中原因，不妨从多方面作综合性思考，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绍兴体制与政权模式的框架内。

首先，南宋立国的江南地区，在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物产丰盈，经济繁荣，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富庶的地区，足以为生齿日繁的百姓提供必要的衣食保障。南宋当然不像某些“宋粉”讴歌的那样，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全面调整了生产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南宋佃农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若无重大的天灾人祸，一般农民也基本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

其次，较之北宋，南宋政权加于民众的负担，向来被苛议为重税，尤以南渡之初为筹措军费而征收经总制钱等附加税最为扰民。不过，整个南宋，农业上的两税，征榷上的专利税，商业上的商税，总体上仍在土地所有者、工商经营者可以承受的弹性限度内。即便经总制钱等附加税，随着和平实现与经济恢复，抗议之声也渐趋消减。这都说明，绍兴体制确立后，尽管宋孝宗也承认“税赋太重”，但政府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攫取基本控制在他们尚能容忍的维度内。

再次，绍兴体制确立，许多士大夫或失望于朝政，或困顿于仕进，主动或被迫以乡绅身份下沉民间，以组织义役，创设社仓，建立义庄等形式，投身于宗族与社区的公益慈善事业，致力于地方秩序的重建，反而成为乡村社会中疏离国家政权的另一种协调力量，客观上对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有化解与消弭的功能，有效加强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最后，绍兴体制逆转了政治生态，感受最为直接也最为敏感的是士大夫官僚与精英，这是缘于他们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明显受阻；相对而言，下层民众与政治生态的切身关系较为疏离，他们休戚相关的是衣食温饱的生存权。自宋光宗以降，虽有庸聩之君，却无暴虐之君；与晚明相比，基层吏治也未污浊到全面失控，故而下层民众也少有揭竿而起的。在传统王朝的农业社会里，乡村的安定构成了社会的安定，农民的稳定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这些正是南宋政权得以长期立国的基础。也许，没有来自蒙元的最后一击，还能继续延命下去。

至于南宋之能与蒙元的长期抗衡，若从南宋方面考察，有这么几点值得指出。首先，南宋政权凭借着当时中国境内最强盛的经济基地，其综合国力不仅能够支撑起与金朝的长久对峙，也足以支持长期抗御蒙元的军事开支。其次，尽管宋蒙双方早在端平入洛的1234年，已进入交战状态，但蒙古主力随即再次转向西征，南宋政权也充分利用这一相对间歇，改变此前与金一味求和的总政策，在战略上立足于防御，全面强化了东中西三大战区的总体防御战略。再次，南宋军队充分发挥火药武器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到宋蒙战争晚期才被蒙古军追平）与战船水军的战术特长（直到襄樊之战时，蒙古才用南宋降将之策，训练水军，逐步扼制了南宋的水战优势），兼之南宋在地理环境上占据山水交错的地利之便，在战术上立足于加固城防、联络声气，构建了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山城防御体系。最后，在与金蒙长期抗衡的防御战中，也涌现了诸如赵方、孟宗政、孟珙、杜杲、余玠、彭大雅、王坚与张珏等一批将帅之才。惟其如此，自端平入洛到厓山之战，南宋抗击蒙元前后长达四十余年，较之于蒙古军征服西亚与东欧过程中的战无不胜，其防御抵抗确实堪称顽强有效，从而也相对延长了南宋的立国期。

澎湃新闻：南宋毕竟只占据东南一隅，以您所见，在明清时代，能看到多少南宋的遗产？

虞云国：这个论题的内涵与论域太过丰富与宏阔，我迄今很难说有成熟的见解。不妨说点肤浅的感想。

严复有个论断也一再被宋史学者所引用：“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几道说的“人心政俗”，范围过于宽泛，时代也泛指宋代。刘子健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里却强调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不过，刘子健属于思想型学者，许多精彩独到的见地往往点到为止，未及充分的展开。他说的“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也许可以联系他的另一处论述来旁证：

分期该从各种角度来看。从经济，从君主极权，从科举官僚来看，唐末五代到宋初，是一个大变化。假定再从次要一方面来看，看官僚的政治作风，南宋也许是定型的关键期，以后各朝，始终没有改变这形态。这里面也许还有地理区域的关系。（《南宋的君主与言官》）

所谓“官僚的政治作风”就是政风，与我们已经讨论到的南北宋士风与政风的差异密切相关。而南宋政风的改变与定型，与绍兴体制确立的大前提下，专制极权的君主一方面动用类似文字狱之类的专政大棒震慑官僚阶层，一方面圆滑地玩弄制度，娴熟地掌控官僚，都是显然息息相关的。这种极权君主的两手伎俩，我们在明太祖与明成祖，清代康雍乾祖孙三帝那里看得还少吗？因此，在黄仁宇所说的第三帝国的明清两代，自明太祖在《大诰》里颁布：“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也”，科举官僚实际上都已沦为皇帝的奴才。而追根溯源，也许就可以追到宋高宗的绍兴体制，当然明清还有各自的创造性发展。

说到文字狱，宋史学者王曾瑜认为，绍兴体制下的绍兴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正规意义的文字狱”。这种以言论、文字与思想治罪的恶例一经开启，对帝制时代科举官僚与一般士人来说，不啻是一柄高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他们独立人格的戕害与自由思想的摧残可谓贻害无穷。且不说宋宁宗朝权相韩侂胄在代行君权的情势下，为打击道学派政敌，便悍然罗织庆元党禁，堪称绍兴文字狱时隔半世纪的新版本。元朝最高统治者起自漠北，文治疏阔，未谙此道，只能视为过渡期。及至明太祖，便重祭这一利器，令朝野官僚士人无不重足而立。清朝康雍乾三朝，文治突过元朝，以文字狱慑服汉族官僚士人，不仅变本加厉，简直有一种轻车熟路的路径依赖。回顾文字狱的历史轨迹，为维护绍兴体制而大兴绍兴文字狱，堪称是恶劣的始作俑者。

在南宋留给后世的遗产中，尊为官学的程朱理学也是必须正视的思想遗产。理学在北宋创辟期间呈现出兼容思想、批判精神等原创活力，遂为传统儒学注入了新内容而构成新儒学的主流。朱熹在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上有其不可取代的巨大贡献，在政治哲学上，他的“内圣”之学也仍以“外王”之政为其诉求的，企望回归君臣“共治”的理想。但这种形而上的理想设计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态，在专制极权政体面前便不能不取退守之势。从宋宁宗晚期发端到宋理宗中期告成的理学官学化进程中，理学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便随之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向与断裂，鉴于“外王”空间在专制君权（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现为权相专政的面相）的打压与拒斥下几乎为零，便使“外王”之道逐渐淡出，“内圣”之学日益凸显。而无论南宋当时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学（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对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理想架构（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固化既有政治秩序、反省自身道德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极权下绝无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极权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都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南宋原先正面的思想遗产在专制极权体制下终致变异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