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史：权斗、党争与昏聩，灭亡已然注定
文/谢惠
对于宋朝，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那句“厓山之后无中国”，或者是时人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自由市场如何现代和繁荣的艳羡，但是史实上真的是否是这样呢？其实，或许这两者都未必然是，而历史学者张邦炜老师的《两宋王朝史》将告诉你一个更系统更全面更真实的两宋，就像其在书末写到的那样——“元朝取南宋而代之，应当说是个以优代劣的历史进步”。
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北宋，兴起于唐末五代乱世，开国始祖为后周将领赵匡胤。五代战乱频仍，重武轻文，而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周恭帝年仅七岁，加之其时“契丹与北汉联合调遣重兵压境”，于是本就野心勃勃的赵匡胤借势开启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剧性历史事件，从而推翻后周建立北宋。宋朝国号之所以为“宋”，因赵匡胤“曾任归德军队节度使，归德军的治所在宋州”。由于现实的复杂形势，赵匡胤建立北宋几未遭到强烈反抗，更是在短短数月之内坐稳了皇帝宝座，就此开启了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
鉴于五代后期策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是禁军，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时常忧患“宋朝会不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总是担心禁军的主要将领——北宋开国功臣，也就是曾经为其“黄袍加身”的将领会依样画葫芦——篡位，于是采取其心腹谋士赵普建议撤换干将，从而开启了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至此，禁军由“资历浅，才干平庸的将领”担任，以容易驾驭且不对皇权构成威胁为要，而此举亦可以看作是宋朝“重文轻武”国策的肇始。其后，宋太祖用兵南方，后唐、南唐、南汉逐渐平定，并从南方各地获得了大量财物和粮饷，国力随之增强。由于宋太祖采取了“以善代暴”的策略，减少赋税，鼓励垦荒，获得了南方百姓的普遍支持，但“云南终有宋一代未能进入宋朝版图”。当然，宋朝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宋太祖对辽朝“既不主动出击，也不软弱退让”，对北汉则采取逐渐削弱的策略，至其去世时“天下一家，大局已定”，并为宋太宗赵光义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在有宋一代，可以说宋朝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正如作者所说的“重文轻武就是赵宋王朝的潜规则”，而这个国策也影响了有宋一代三百多年来十多位皇帝的治国之策。由于受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形势影响，宋太祖为了扭转君弱臣强的局面，采取了“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的对策，即削弱藩镇的行政权和兵权，其中在行政权方面最主要的是“由文臣出任地方官”， 在兵权方面最主要的是“频繁调换节度使”，并允许御边将领有商业贸易权。同时，设立参政知事作为宰相的副手“抑相权”，与臣下联姻并“养之以丰禄高爵”且不得参预政事以“防外戚”，使得“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权力集中到皇上”的中央集权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并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如“读书人一旦高中，不必再经过吏部选试，即可直接入仕为官”，推行殿试制度防止形成朋党而皆为天子门生。但至宋太宗即位之初政局不稳，强调“先帝旧制，无得改易”，“赋以重禄”剪除宗室，同时建立了不少制度和规范，目的在于突出“赵家天子的独裁地位”，并被后来的继任者奉为“祖宗家法”。总之，在宋太祖、宋太宗统治的北宋初年，内部较为安定，政治较为清明，促成了宋代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同时宋太宗攻灭北汉完成了汉族居住区的基本统一。不过，由于北伐燕云的一败再败致宋太宗厌恶兵事，“欲兴文教，抑武事”，并实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和消极防守的战略，而这使得宋朝从此走上了“积弱不武”的道路，也为后来继任皇帝不断“称臣、割郡、纳币”且“禁言边事”的“求和”之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持。
对于宋太宗重文轻武，其在“抑武事”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将从中御，即前方作战的将帅由皇帝直接支配并严加控制；二是文臣统兵，即赵括谈兵式“外行领导内行”；三是宦官监军，即委任宦官监视军队以作为皇帝的耳目；四是猜忌边将，即“用人又疑人”且“一将功成万骨枯”，并备受监军欺凌。当然，宋太宗的“抑武事”除了对皇家统治直接有利外，间接地对社会应该说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的，客观上促成了“分裂、动荡不再，内部统一、安定”的局面，但是这又为后来宋朝边境屡被西夏、辽、金、蒙古侵犯甚至宋朝灭亡奠定了基础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重文治”方面，主要在兴建馆阁、大力编书、重视修史三个方面，同时发展改革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的发展虽使读书人蔚然成风、门阀制度崩溃，却又使得官僚政治得以形成，并导致了直至南宋灭亡关头仍然不停息的权斗、党争。在宋太宗统治期间，国家基本统一，政局比较稳定，各项文化和社会经济均有所发展。但是，在北宋建立三十三年时的川峡事变打破了所谓“形势大好”的虚假表象，这起民变是由于地主残酷剥削佃客、官吏残暴压榨百姓和朝廷实行专卖（禁榷）制度导致的，而这也是后来有宋一代三百多年里除了战乱外屡屡发生民变的主要原因。
自宋真宗始，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因循“祖宗家法”而治，沿袭“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其间北宋时期虽有一些小改小革如庆历新政（范仲淹）、熙宁变法（王安石）、元丰改制（宋神宗改革官制）、元祐新政等，但最终却由于权斗、党争以及皇帝的善变、昏聩和无能而收效甚微或半途而废，并没有任何触及王朝统治的实质性改革得以实施。同时，宋朝四境强敌环视，自宋真宗与辽“澶渊之盟”始，因战败求和或者不战乞和而签署的辱国伤民的条约逐渐增加（北宋党项和约、宋金“绍兴和议”、宋金“隆兴和议”、宋金“嘉定和议”等），而宋朝皇帝一味求和且“恐辽”“恐金”等症已经病入膏肓，不惜送地、送钱、送人甚至送己，如称臣由兄至叔至伯，割地从三郡、四郡、六州直至奉送半壁江山，岁币从银三十万两至银八十万两甚至一百五十万两且另有绢二十万匹不止。由此，宋朝国内更是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经济百业萧条，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状，以致民变、兵变时起彼伏。
如果说辽、西夏、金、蒙是有宋以来面临的外部强力威胁而不可改变的话，那么宋朝从北宋至南宋三百多年来的统治基本是从高处一直往下无底线下行且一味对外“求和苟安”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内部可谓是上有党同伐异下有民变频发，同时对外作战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屡屡败多胜少，可谓积弊持久、生灵涂炭。例如，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时白热化的新旧党争，特别是王安石几次罢相又复相前后党外、党内的倾轧和排挤；宋徽宗时“元祐奸党碑”的建立，甚至权斗到不惜对死者掘尸挖坟的地步；以及蔡京、秦桧、史弥远等相继拜相后的独裁专权，基本上是一党当政必欲置另一党于死地，积力排除异己为能事，为私权所擅而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宋朝的皇帝们能者少而庸者众，大多喜好沉于饮宴、溺于声色、信用宦官、重用佞臣，即使有宋神宗欲变旧图新而富国强兵，宋孝宗“励精庶政”而在政治、经济方面成就了南宋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偶尔的回光返照无法改变有宋一代皇帝昏聩无能以致内政外交兼积弱残酷的事实，无能是对百姓还是对官员甚至是皇亲本身。
两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王朝，它经历了从宋太祖代后周开国到徽、钦二宗被掳而亡的北宋，从宋高宗偏安江南到陆秀夫负宋帝昺厓山跳海而亡的南宋，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汉族统治中原的格局，就此开启了蒙古族统治中原的进程。在两宋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宋、辽、西夏、金是同时期中土大地上并存的四个国家，各自力量的悬殊对比和变化影响着各自的命运，不论是王朝本身还是各自国内百姓的生活，而从中既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也有对国家统治和变革的诸多迷思。纵观两宋王朝史，如果从王朝的皇帝与官员的权斗、党争和昏聩无能来看，宋朝的灭亡已然是注定的，若说“两宋不灭亡，天理难容”也不算过分，而那些忠臣良将的付出则可谓“人间不值得”，但如果从中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却似乎又并不是一件完全的坏事，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元朝的建立绝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终止”，“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元代又有新的发展和进步”。
《两宋王朝史：赵宋王朝320年间的兴亡起伏》
张邦炜 著
汉唐阳光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21年9月第1版
从陈桥兵变到厓山之战，王朝奋斗、军事征战、宫廷阴谋、官员贪腐、皇帝昏庸与有为、变法与图强、丧国与建国后宫摄政、权臣执政……一个王朝的兴亡起伏 尽在这320年中。
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2008年荣休），曾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宋辽金西夏社会生活史》（合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两宋王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宋代婚姻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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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两宋王朝史：权斗、党争与昏聩，灭亡已然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