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殷震与安那其女性主义（下）：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主义的多重世界
人们熟知的有关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总是被追溯到欧洲男性自由主义的哲学源头，而有关早期中国女权思想发生的现存论述，也同样被纳入由晚清汉族男性所发起的启蒙主义话语之中。为了正本清源，本文发掘晚清女权理论家，《天义报》主编何殷震（何震）的重要思想，尤其是她对“男女有别”的新颖独到的分析，试图阐明其批判工作的力度与丰富性。本文认为，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何殷震就明确揭示了“男女有别”不但内在于古代父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术和家庭等体制，而且更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私有制、雇佣劳动和改头换面的性别奴役的根本范畴。她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对于当今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系《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下篇，上篇重点介绍何殷震的基本思想及其思想的特殊性，以阐述何殷震对于我们时代理论探索的相关性和重要意义；下篇着重分析了孕育何殷震之思想的中国晚清的历史语境。本文原为三位作者所编选的《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一书导言。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授权转载。
自世纪之交诞生之初，中国女权主义就同时卷入和介入了多个领域。正如都林（Amy Dooling）指出的：“狭义的女权主义仅仅关注性和（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权利，而这样的女权主义定义是无法充分展现性别政治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历史语境。”把何殷震的著作和金天翮、梁启超等同时代作者关于女权主义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上述定义的狭隘性。我们将把何殷震放到若干互相重合的领域里，以便大致勾勒出她的思想世界：她的文本的和语言的世界；她的国内的和全球的历史世界；以及她的翻译和概念的世界。
我们所谓“思想世界”是指文本和语境，包括语言和概念，何殷震依靠它们来对当时的世界作出回应，她是在语言、概念和文本中展开女权主义论述的，也是通过它们领会自己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的。我们希望强调她与过去的和现在的文本和语境的对话的开放性。因此，我们不用“影响”这个词，因为它倾向于机械地理解互动过程并且扭曲了思想实践的解释过程。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何殷震通过并且利用她所接触到的文本能动地建构出一种历史视野和历史实在。这里存在着她的解读政治，我们只有注意到她的理论和她的历史之间的不对称，关注她的论证方式，才能发掘出这种激进政治的意义。因此，通过何殷震积极的阅读实践来认识她的知识生产的历史价值，比追溯她所引用的思想的来源要重要得多。
何殷震（左二）
全球视野下的晚清中国
晚清中国深深地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危机。自鸦片战争以降，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自由流入打开了大门。尽管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就同许多国家通商贸易，但是晚清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新的商业形式和对外关系旨在把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纳入欧美统治的国际体系。
从1840年以降，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越来越面临着这些新的全球现实的压力，要么屈服于它，要么适应于它。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随着炮舰进入中国，虽然教会在传教方面不是很成功，但传教士通过他们的翻译活动和宣扬另一套社会文化价值，成功地发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用，并带来了社会思想上的分裂。
在种种重大的变化之中，汉语的变化令人瞩目，文言文越来越让位于白话文以及接踵而至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的闯入是伴随着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贸易、管理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内的和国际的等级秩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种族主义成为大家认识人类之间差异的一种结构性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白种人的世界与亚洲黄种人的世界形成对立，满清王朝也被汉族革命者视为外来的殖民者，其统治被视为非法。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探索走出灾难之道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兴建新式工业，创办编译局和新式学校以传播新知识，出国留学研究夷人之道，批判中国的陈规陋习。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社会文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制度已经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延续下去了。当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日积月累的危机意识达到了顶点。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以及为数不多的读书女性，企图变革清政府的统治结构，让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商业以及军事组织更具灵活性。这种努力的顶点就是1898年不成功的百日维新运动。由满清王朝主导改革的机会很快就被海外流亡的汉族革命家所组织的革命运动取而代之了。
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瓦解了。知识精英开始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全部假设前提，探索在新的全球语境中的生存之道。普遍认为，重新想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许多人认为，中国之丧权失地的事实意味着中国必须按照劫掠成性的西方列强的方式同他们竞争，包括军国主义、启蒙思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驱动的工业化。这些努力在19世纪下半叶叫“洋务运动”，后来则称之为“现代化”。探索解决之道的各种思潮中有一种被称为“富强学”。这种思潮主要来自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译和流行，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被用来解释西方列强的军事和商业优势。
随着19世纪以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每况愈下，农村经济从属于城市经济的情况愈演愈烈。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纺织业的竞争，一方面是农村的手工生产者，另一方面是以城市为基地的、资本密集型的、外国人拥有的工厂生产，或者是由英国殖民当局制定的不平等关税所保护的外国进口产品。清政府即使愿意，也无力改善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
随着家庭生计变得日益艰难，妇女成为危机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在城市或农村精英的家里，在外国和本国资本家的工厂里，在城市和乡村的大街小巷里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她们被抵押给“所有者”，即买卖她们的那些男人，让她们在工厂里、妓院里或家庭里为仆、为妻、为妾。这些劳动妇女的悲惨状况使何殷震义愤填膺，成为她激进的女权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她对上述状况展开了可以说是单枪匹马的批判，因为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以及晚清的其他思想者（不论男女）来说，劳动妇女和农村经济的困境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梁启超的《论女学》清楚地表明，这些妇女根本没有进入他的视野。直到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这些问题才开始占据报纸杂志的大量版面，成为社论的主题，并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动因。在20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期刊杂志主要关注国外新闻（外交事件、革命以及反殖民起义），悲叹中国的衰落；许多社论就国家彻底解体或彻底沦为欧美日本的殖民地之前应当采取何种行动提倡建议和意见。教育、公民参与以及可以统计计量的经济生产率，成为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关键指标。例如，梁启超在《论女学》里就从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在家里养育男性公民的角度论证妇女受教育的好处。
选举权问题也开始得到讨论，人们列举了世界各国大量的选举事例。除了芬兰、挪威、英国和意大利（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里列举了这几个国家的例子），世界上提倡妇女选举权的国家不多，提倡男性普选权的也微乎其微。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选举权上有财产和种族方面的限制，而且仅限于男性。在中国，一如其他各国，女权倡导者鼓吹在他们所拟议的选举中让女性精英和男性精英享有同样的权利。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这些倡议基本上是空谈，尽管随着男性精英在省级选举政治中有所进展，女性精英也开始要求参与政治，在1910年代以后她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这个要求。
与此同时，教育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男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开始动摇，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女子学校也跟在男子学校之后建立起来了，先是由外国传教士，接着是中国商人、企业家和地方乡绅。对有些女子学校来说，教育的目的旨在把女孩培养成“贤妻良母”（这个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换言之，教育的目标是粗通文字以及后来所谓的家政学。通过教育解放思想，通过禁缠足解放妇女的小脚，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
对于晚清时期具有批判意识的女性来说，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成为她们分析中国的积弱以及“女子”所面临的挑战的主要关切，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代表了“女子”这个分析整体的关切，基本上集中在妇女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解决之道，如教育机会、婚姻自由、缠足问题、与男性的社会和文化平等、从摧残女性人格的家庭规范中挣脱出来，以及参与新兴管理方式等等。在当时讨论妇女问题和国家改革问题的刊物上，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抱怨和倡议。
当然，最著名的晚清女权主义者就是秋瑾。秋瑾不知疲倦地鼓吹民族主义政治革命对于女性解放的必要性。尽管何殷震没有直接涉及秋瑾，但她们很有可能彼此认识（1905～1907年她们先后都在日本）。无论她们个人之间有无联系，何殷震无疑非常熟悉秋瑾式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的论述，包括其最具革命色彩的形式；何殷震固然是民族革命的支持者，但她对此并不存幻想，因为她不认为民族革命能够带来妇女解放。总之，中华民族的耻辱、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新生的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潮以及革命的热情共同构成了晚清中国的历史语境，何殷震应对的“思想世界”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并有很深的介入。
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世界
何殷震在《女子复仇论》等文章里对中国的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里显示了她与儒学的男权中心主义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她对儒教的批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批判，类似于一百年前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美国对基督教神学所做的震撼性批判，或者是20世纪中叶西蒙·德·波伏瓦在法国对西方思想的反女性偏见的剖分缕析。五四运动以后这样的批判在中国屡见不鲜，何殷震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除了谙熟传统经典，何殷震还精通世纪之交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广泛流行的新文本和意识形态。这个文本和意识形态语境构成她所应对且深深介入的另一个“思想世界”。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这些新的文本和话语：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有关中国女权主义诞生的经典看法是，它是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的一个副产品。许多关于早期中国女权主义的论述都追溯到梁启超节译的约翰·穆勒（John Mill）写于19世纪中叶的著名小册子《妇女的屈从地位》，以及马君武翻译的《妇女的权利》，这是斯宾塞20世纪初的著作《社会统计学》里的一部分。梁启超的翻译以及他在1902年《新民说》里对穆勒的评论，马君武1903年对斯宾塞的评论和翻译构成20世纪初中国几乎所有“妇女问题”讨论的概念背景。据说此后中国女权主义的重要文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这些基础性文本。
这些文本给研究中国女权主义的学者提出一些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中国女权主义之男性的和欧洲哲学的来源问题。换言之，穆勒和斯宾塞都是欧洲男人，他们把解放、独立人格、反对家庭奴役、依附于男人的玩偶、奴役地位等等相提并论，而这些语言又广泛地渗入早期以及后来的中国女权主义表述之中，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女权主义讨论中也不例外。大部分中国早期男性知识分子都使用这种语言和概念框架，提倡女性解放只是一方面，他们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论如何，这种语言和概念框架构成了中国女权主义起源的自由主义叙述。除了我们熟知的自由主义叙述以外，究竟有没有其他的诠释可能性？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西方起源论或者男性起源论？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否认何殷震参考这些欧洲男性的基础性的哲学文本：她确实参考了它们，直接或间接的，而且往往是带有批判性的眼光。但是，在她的分析策略里，世界是不能按照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来简单认识的，诸如本土与非本土、中国与非中国、男性与女性。在她看来，历史也不能用这种两分法来对待；世界既是全球的也是中国的，而且它从来就是性别化的，或者说是男女有别的。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何殷震从不把欧美或日本当做中国追随效仿的楷模。相反，她认为欧美或日本代表着先进的压迫方式，如雇佣劳动、代议制政体、妇女选举权、启蒙知识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融入到本土的压迫形式里，并且在更大的规模上，以令人更难以察觉的方式重塑和深化现存的压迫形式。何殷震对来自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概念和术语采取谨慎的态度，她经常依赖自己发展的概念进行思考。对她来说，欧美并不高人一等，它们只是就女权主义和现代性展开的全球对话中的一部分。在这里，西方-中国的二元对立完全无效，它对于解释世界上的男女有别的问题和生计的问题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其次，中国女权主义的穆勒和斯宾塞“起源”论还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即这些欧洲思想家都旨在回应19世纪中叶英国和欧洲的问题。在中国，许多重要男性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是改良派梁启超和革命家孙中山，他们都把自由主义国家（无论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视为值得追求但尚未实现的理想。梁启超认为可以通过改良主义政策，让更多的人参与国家事务和政府机构，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孙中山则主张用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满清王朝。和孙中山相比较，梁启超更是一个思想家，他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共同意志和人民主权等概念中，找到一条让中国人摆脱奴性，成为强健的公民的路。卢梭和穆勒的所谓天赋人权理论可以让像他这样的知识精英既能反抗政府，又能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和效忠。
然而1903年以后，随着更为激进和革命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起，梁启超放弃了卢梭和穆勒的天赋人权理论，转而主张一种更加民族整体性的国家主义理论，更具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和国家概念。他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或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权利）理论，认为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有让人沉溺于个人的危险；转而青睐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思想。
除了国家主义之外，在世纪之交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圈子里还存在着两股无政府主义潮流（都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一个圈子在巴黎，另一个在东京。何殷震所属的东京圈子对日本学者烟山专太郎的著作《近世无政府主义》很熟悉。他们对国家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等级制度持普遍的批判态度，也了解某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虚无主义和暴力斗争。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译介与何殷震对国家制度的批判有直接联系。何殷震认为，国家制度本身不断地再生产着社会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维护产生不平等的私有财产权制度。这种视角使得生计概念在她的女权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这种观点，获得生计上的保障，正如追求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一样，是不能依靠国家的；相反，真正的解放和生计在于消灭了一切经济政治依附性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1906年，巴黎圈子和东京圈子的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了。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青睐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越来越迷恋于靠技术克服社会不公的未来主义承诺。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更青睐托尔斯泰的农业乌托邦著作，更为关注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虚无主义。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消灭国家和一切社会等级制度是获得自由，摆脱社会不公正永无休止的再生产的唯一途径。我们可以推测，何殷震语言中显而易见的暴力色彩可能就是来自于东京圈子里那种更具暴力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这一点在《女子复仇论》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追随者的主要目标是满人的清王朝，对于何殷震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统治者是满族、汉族、蒙古族或任何其他种族都无关宏旨。正如国家一样，所有的统治者都要维护社会不公正及其物质基础——不平等的财产关系。尽管存在上述意识形态分歧，包括何殷震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以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方式参与了孙中山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在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激进思潮中只有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的了解。正如上文指出的，《天义报》是最早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节译本的。尽管如此，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得到系统的宣传介绍。1911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持久的兴趣，这是和日本的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遭到国家检查制度的限制和政治迫害。然而，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对各种社会主义也同样保持着一定的兴趣，有些人把土地财富的社会再分配视为政治革命的补充和完成。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何殷震本人，曾与那里的激进政治组织建立了频繁往来，这一点大大有助于他们理解和认识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把社会主义当做共和主义承诺的最终实现。在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对立；相反，社会主义可以预防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分化所导致的暴力，因此有助于实现平等和民主的共和理想。
这些激进的革命思想，以及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何殷震及其东京的圈子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反政府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不可或缺的思想世界。
思想的媒体世界
世纪之交兴起的刊物和印刷媒体促进了在地理上往往互相隔离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话语互动和组织互动。中文印刷媒体在东京、巴黎、中国、夏威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反政府人士为了躲避日本和中国当局的检查，使用假名常常是必要的。另外，使用笔名在中国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中也很时髦。
上述情况造成的问题是，谁为哪个杂志写文章，以及谁写了哪些文章，从上世纪初以来就是学者们纠缠不休的问题。我们自然无需介入这些细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论女子劳动问题》的作者署名为“畏公”，畏公是何殷震还是刘师培？这个署名问题目前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通过文本的细读和比较，我们认为何殷震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新闻出版业的兴起，尤其是妇女杂志的兴起，是晚清信息和思想流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妇女杂志在那个时期的出版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一种新现象。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妇女杂志让晚清时期中国女性拥有了一个媒体平台，正当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父权制度被认为是压迫之源的时候，她们利用这种媒体平台可以直接地批判那些制度。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尤其是社论和杂文，让女性作者第一次有机会对那个时代的性别化的生活进行系统的梳理。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同时也构成何殷震的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媒体世界。
在20世纪初，还有一大批在印刷媒体上出现的女性的声音。除了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秋瑾，所有的女性作者——中国和日本的，都构成了何殷震写作的大环境。在日本方面最重要的恐怕是激进的政治和社会作家福田英子（1865-1927）。在1907~1909年，她是《世界妇人》杂志的编辑和发行者，杂志由于日本当局压制社会主义宣传而被查封。福田英子致力于妇女解放，但并不局限于国家的藩篱之内，她是日本女子爱国会的激烈的批评家。她与日本最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刊物《青鞜》（创刊于1911年）有密切联系。尽管福田英子和何殷震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个人联系，但她们都活动在东京同样的激进圈子里，并很可能互相认识。例如，《世界妇人》1907年第13期转载了《天义报》创刊号上的“女子复权会”章程。
在政治刊物的中国女性作者中，何殷震认识并阅读其作品的，重要的有林宗素（1878-1944）、陈撷芬（1883-1923）、燕斌（1869-？）。林宗素是女性参政的早期倡导者，她是金天翮的《女界钟》诸篇序言的作者之一。作为福建妇女研究会的创始成员，她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之一。辛亥革命以后，她是妇女选举权的重要鼓吹者。陈撷芬是最早的中文女性刊物《女报》的创刊者，最初是作为她父亲的《苏报》的副刊出版的，《苏报》被清政府查封后，用不同的名字独立出版。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陈撷芬、林宗素以及秋瑾都住在东京，写作政治论文鼓吹女性的公民地位，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父权制度。作为民族主义者，她们坚持要求在民族国家概念里为（精英）妇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治理中保留平等地位。
燕斌比林宗素和陈撷芬年长十岁，也是一个女性公民权的热情倡导者。作为《中国新女界》的主编，燕斌比她们两位更关注妇女教育的缺失问题，甚至她对妇女受压迫历史的叙述也不同于她们二位。陈撷芬和林宗素认为女性的不平等从遥远的过去就是不争的事实，燕斌则坚持认为女性在历史上曾经与男性是平等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才沦为二等公民。所以她的策略是恢复失去的权利，而不是现在争取新的妇女权利。她们三人在妇女压迫问题及其变革方式上的观点有差别，但并不互相冲突，她们在女性杂志上的写作以及阐述父权制压迫的根源和体系方面代表着当时的主流声音。
除了杂志报纸之外，晚清的出版社还承担起翻译外国书籍的任务。不仅出版了政治哲学、国际关系条约、历史类著作，还出版形形色色的其他书籍，儿童教育读物和成人教育读物，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版业热衷于翻译外国小说。当时最多产的翻译家林纾用桐城派古文翻译欧美作家的作品，包括莎士比亚、杜玛斯、哈加德、福尔摩斯和史陀夫人，在晚清读者中掀起了热潮。何殷震大量参考了翻译小说，不论是林纾的翻译还是日文翻译，说明小说在帮助她理解欧美世界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结语
这些诸多互相重合的思想世界和政治实践形成了何殷震的历史特征。1907年，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大变革在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愈显突出，而女性与这些大变革，尤其是中国女性与这些大变革的关系，也首次被系统和全面地提出来，何殷震正是在关键时刻积极地加入到越来越热烈的话语实践当中。她不是唯一站出来反抗社会不公的晚清女性，但她对社会不公的认识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性别的立场，这使何殷震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政治批评家。
我们把何殷震的文章和两位重要的男性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文章放在一起翻译出版，为了质疑既定的叙述，让何殷震的激进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启发我们重新反思中国的女权主义是不是起源于男性自由主义。换句话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女权主义起源的叙述依然顽固地认为它根本是欧洲男性自由主义哲学“影响”，而何殷震对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的彻底否定，以及她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有别的尖锐分析，则长期处于埋没之中。
我们的期待是，本书可以让读者从何殷震关于性别压迫历史的系统性思考中发现新的视角，深入了解她对20世纪初世界与中国的社会整体性的解释，尤其是了解她如何认识学术知识、女性身体的屈从性和法律政治实践互相缠绕的体系。何殷震认为，这些互相缠绕的体系不仅在过去让中国女性处于屈从的地位，而且在“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仍将是女性屈从地位的基础。换言之，在她看来，这些歧视女性实践不是历史的副产品，而是历史建构的本质。所以，女性并不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中缺席，相反，她们作为历史的原理是无所不在的存在。
综上所述，何殷震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必须都从“男女有别”和“生计”的角度来考察，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分析范畴，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构成统治和歧视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何殷震获得这样的洞见，恰恰是因为她生活在晚清多重的思想世界之中，她不仅积极参与了那个思想世界的话语斗争，而且开辟了一个原创性的理论空间。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dited by
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Dorothy Ko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