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推上台的智利总统：千禧一代左翼在改革路上的困境与挑战
在今年之前，或许没人能想到2011年智利学运初露头角的这个大胡子年轻人会成为智利总统。年轻人名叫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 Font），1986年生人，是标准的千禧一代。他的双臂上分别纹着巴塔哥尼亚的海边灯塔和一个黑色的臂环。
2021年12月19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智利总统大选结束，现年35岁的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获得超过55%的票数，成功战胜来自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获得44.15%选票），当选第34任智利总统。
当选后，博里奇很快就被各种标签包围：智利最年轻的总统、也是首位“后皮诺切特时代”出生的总统；智利历史上得票率最高的总统；也有媒体暗指他为阿连德的继承人。但博里奇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前学运领袖的身份，以及他和2019年开始的全国新宪法运动的密切联系。说博里奇当选是智利两年以来、或者更长时间内草根社运的成果绝不夸张。大选第二轮（决胜轮）中，智利全国投票率从第一轮的44%骤升至历史最高的56%，超过800万选民帮助博里奇以55.87%的得票率高票当选。
此番投票给博里奇的智利人，一方面投的是对社运的信任票，一方面也姿态鲜明地拒绝了笼罩智利半个世纪的独裁阴影。2019年起，抗议中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新冠疫情已经让智利人和智利经济经历了不小的创伤，这个疲惫的国家亟待重建和团结，而新的政府必然承载着国民对崭新时代的期待。博里奇率先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他背后的整个拉美千禧左翼浪潮，以及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决策，即将接受智利国民和世界的检视。这是一场年轻的浪潮：虽然从2000年以来，粉红浪潮在拉美各地拓宽了女性权益和公民权益的空间，但它仍缺乏时间的检验。博里奇的成功，是运动的成功；而博里奇一旦失败，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运动在体制层面的失败。
博里奇们面对的是一条未知、且危机四伏的道路。要大张旗鼓地清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桎梏，并通过体制途径完成国家重建——这是50多年前阿连德未竟的事业，而他所主导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最后被一场血腥政变几乎悉数推翻。意料之中，资本市场很快对博里奇的当选做出了冷酷的回应：智利比索跌至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智利股市IPSA指数也暴跌6.2个百分点。博里奇和其他左翼活动人士深度参与的宪法委员会（Convencion Constitucional，原称Asamblea Constituyente）将把智利的新宪法推向什么方向，目前尚不明朗，而一部分智利左翼已经开始批判博里奇的执政纲领和政治姿态。如果这位年轻总统的当选为智利、乃至拉美展现了任何团结和希望的前景，这样的前景一定也伴随着同样的担忧和不确定性。
极化选情折射出合法性危机
博里奇来自智利最南端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这座城市因靠近南极且拥有巴塔哥尼亚壮美的自然景观而吸引了诸多游客。博里奇的家庭与本地政治渊源颇深，舅公曾是智利民主化后麦哲伦-南极大区的首位地区长官。在智利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博里奇在校担任了学生议员、学生自治组织和学生权利中心负责人等职位，2011年作为智利大学的学生联盟（FECh）主席领导了学生参与影响深远的“Piguino”学运。2013年，27岁的博里奇当选麦哲伦-南极大区众议员，正式进入政坛，后来亦参与创建了左翼政党联盟“大众阵线（Frente Amplio）”。
类似阿根廷的“左翼阵线（Frente de Izquierda-UIT）”，“大众阵线”也是一系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政治群体参与议会政治的一种尝试。“大众阵线”和博里奇竞选中所属的“赞成尊严（Apruebo Dignidad）”联盟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赞成尊严”是针对此次大选而形成的政党联盟，包含此前就存在的“大众阵线”和“尊严智利（Chile Digno）”，后者则不如”大众阵线”受2011年学运影响深，其主力是1922年成立的智利共产党。二者在具体议程上有部分出入，但整体上仍然与智利政坛主流的建制左派有根本上的区别，最显著的区别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上一任来自建制左派的智利总统是米歇尔·巴切莱特（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她仍主张在现存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有限度的社会福利改革；而博里奇则大胆质疑和挑战这个制度本身。
博里奇没有军队背景，也非出身寒门，更不是凭借领袖魅力调动选民情绪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说，博里奇得到的支持并非对他个人的支持，而是伤痕累累的智利社会对一种运动、一种议程或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在这个角度上，博里奇和阿连德的确存在可比之处：阿连德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本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的政治道路和倾向更多是个人信仰和选择的结果。
博里奇的竞选形象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发言和政策承诺都非常具体，而非一味为选票服务。只需要看一眼博里奇的社交网络和竞选网站设计就能看出：博里奇instagram上置顶的贴子，均是施政纲领和竞选方针的具体介绍和海报。博里奇团队在施政纲领中一一回应了运动以来的社会诉求，从取消私有养老基金（NO+AFP），到水资源、教育和医疗的国有化，到劳工待遇的改善等等，几乎每一个纲领都提出了量化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博里奇还对女性权益、原住民权益和环境保护做出了具体承诺，这是今天拉美左翼非常典型的政治诉求。
对比卡斯特的竞选设计，高下立判。卡斯特使用了传统拉美选举政治的路径，大肆占领主流媒体的宣传版面，且大部分政治承诺都缺乏具体的执行方案，而大量使用修辞，仅提出类似“立即改善养老金制度”、“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系统”等等空泛的目标。卡斯特在公共舆论场上也少有对政策的讨论：他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发言，从关闭玻利维亚、秘鲁的边界来阻止移民，到取消纪念独裁遇难者的博物馆和文化项目，再到全面反对女性和性少数权益，和近年来风头正劲的特朗普式、博索纳罗式的右翼民粹政客如出一辙，很难说不是一种赶政治时髦的投机行为。
然而，仔细分析博里奇和左翼联盟此次大选中的得票情况，仍可以看出这届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并不算稳固。在总统的投票中，首轮全国投票率仅44%，而博里奇的对手——极右翼政客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还以28%比26%的优势险胜一筹，将大选拖入加时赛。第一轮结束后，许多媒体和学者对卡斯特当选的前景做出了乐观估计，也有分析称这一结果说明了智利社会对左翼改革承诺的失望和回避。尽管博里奇在第二轮的反扑，至少在结果上说明了这些分析并不准确，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忽略在席卷全国的社运中，80%民众表决支持修宪之后，将近一半（44.13%）的智利选民仍然投票给了一个为独裁者皮诺切特开脱、并明确拒绝运动诉求的候选人。这一事实的余波将会对博里奇未来的执政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样看来，博里奇拿到55.87%的得票率，虽然可观，但决不能称之为大获全胜。
卡斯特的票仓主要位于智利中南部的河谷地区和城市中的富人区。圣地亚哥都市区以南的河谷地区历史上是原住民领地，但目前是智利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和林业区域，对倾向自由主义贸易和商业友好的政策方针可能更有好感。而在智利大城市中，区域之间的阶级差异更为明显，以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区（Las Condes）为代表的上层阶级社区宁愿选择卡斯特的极右翼政策，也不愿为博里奇买单。2020年，智利在疫情的打击下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和国民消费总量分别下滑了6.2和7.7个百分点，而进口总额则同比下降了惊人的13.7个百分点。智利的经济和商业长期被财阀垄断，对国际贸易和市场形势非常敏感，而疫情影响下国内的种种隔离措施、出行限制更是让智利就业情况遭受沉重打击。总统皮涅拉在今年1月14日的全国商业会议中表示智利在疫情影响下已经丧失了200万个工作岗位，并就此推出了新一轮的财政紧缩政策。智利人对经济好转的渴望是极其强烈的，而博里奇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可能让一部分追求经济稳定的智利人，尤其是商人望而生畏。
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今天的智利是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经济体。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医疗、社会福利、基建等公共设施建设，乃至智利经济支柱之一的矿业和人民生活必需的水资源都是深度私有化的。这让智利的贫富差距长久以来居高不下，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无法保障、负债累累。在疫情打击下，智利的医疗资源迅速告急，尽管采取了相对迅速的隔离和防控措施，至今仍累计有180万人感染、接近4万人因新冠丧生。在人口仅1800万的智利，各项社会资源在私营经济巨头掌控下的供不应求引发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这也是引爆持续两年的新宪法运动的直接原因。
在第二轮投票中，博里奇以获得了智利北部的票仓的全面支持，这是决定博里奇最终胜利的关键点。这一部分票仓本来属于在第一轮中得票率第三的候选人帕里希（Franco Parisi）。帕里希本人原是智利铜矿委员会（COCHILCO）的顾问，在北部矿区有一定选民基础。但是考虑到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和阿塔卡马（Atacama）地区也曾是2019年的抗议中心之一，本地普通选民对改革的呼声很高，在帕里希未能进入第二轮选举的情况下，博里奇将这一部分选票收入囊中也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经济问题向来是选举政治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尽显疲态的智利，选民在不同候选人当中产生摇摆也不可避免。但也许正如同智利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巴·贝约里奥（Cristóbal Bellolio）在BBC的采访中分析的一样：“（选举结果）明确了许多第一轮没有投给博里奇，但却在2020年投票支持新宪法的选民，为了能让他们期待的改革真正落实，而最终选择了博里奇。”
建制派走向衰落，左翼缺乏团结
在第二轮投票中，智利人选择了两位站在意识形态光谱两端的候选人正面对决，也表现出今天的智利社会已经高度极化，建制派的衰落已成定局。这一现实同样反映在了国会选举的结果中。从表面数据看，上下两院仍被偏右翼的“智利我们能（Chile Podemos Mas，原称Chile Vamos）”联盟把持，但相比目前该联盟在下议院占据的72个席位和上议院的19个席位，这次选举仅仅保证了联盟在国会中的微弱多数：53个下议院席位和12个上议员席位，这对一贯胃口大的建制右派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在国会选举中一贯强势的建制左派也遭遇了滑铁卢。两大左派政党：智利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和基督教民主党（Partido Democrata Cristiano）在上下两院的议员席数都显著下滑，基督教民主党的众议员数量甚至削减了将近一半。
谁填补了建制派的空缺？答案是左翼阵营和独立议员。
“赞成尊严”联盟将原本自立门户的智利共产党、绿党等联合起来后，在今年拿到了37个下议院席位和4个上议院席位，再加上独立党派一大部分也支持偏左翼议程，下议院中博里奇的盟友很可能达到44席。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建制派逐渐失势，左翼阵营在国会中的力量仍然十分稚嫩，很难和建制派直接抗衡。在未来，博里奇和盟友们很有可能需要继续和其他建制派议员斡旋，甚至做出部分妥协，否则也将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
2019年，智利圣地亚哥，民众与防暴警察激烈冲突。
博里奇从政仅仅8年，就要入主莫内达宫，尚且难以让资历更老的政客信服，他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则更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军警和民众的持续冲突是2011年学运到2019年全国抗议不变的主题，而作为学运领袖，博里奇明确提出要改革军警系统，这让紧张的气氛提前笼罩了他和军队的关系。 新宪法尚未推出的今天，我们很难预测军队的权力和待遇比起皮诺切特时代留下的宪法会被削弱多少，但相信军方领袖绝不会坐以待毙。事实上，博里奇已经开始做出了妥协：21日当选后，他当即修改了治安方面的强硬言辞，并会见了智利军队和军警的首脑。
2021年5月，智利人投票选出了宪法改革委员会委员，9月委员会正式履职。委员会主席是马普切原住民代表Elisa Loncón，副主席是同样认同左翼议程的独立委员Jaime Bassa。在155名委员中，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代表，而非专业政客。委员会将有9个月时间起草新的宪法，新宪法草案将在2022年通过新一轮全民公投表决。博里奇的议程和新宪法可能代表的对人权、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的重构是环环相扣的，新宪法的未来必将决定博里奇的改革议程能否贯彻下去。根本上来说，新宪法会进行何种程度的改革、草案公投是否能通过，才将是决定智利社会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的关键。
也许博里奇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一个强势的反对党，而是来自民众和左翼社群本身的质疑。博里奇甫一当选，就有来自左翼内部的声音攻击其执政方针走向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背离了运动的初衷。同时，旷日持久的抗议给普通民众造成的生活不便和国民经济衰退也是一个事实：即使智利人下定决心对右翼政治说不，博里奇们的力量也仅仅在萌芽阶段，不足以给渴望稳定的大部分普通智利选民以足够的信心。
在现在这个阶段，智利左翼内部的缺乏团结无疑是令人痛心的，这也令人回想起阿连德时代一部分体制外的激进左翼在舆论场上呛声社会主义改革方案，而使改革经历意料之外的困难的历史。但是在崇尚体制政治的智利，面对争议、学会妥协和斡旋多方力量也是一个改革派领袖的必经之路。在试图重建国家、团结国民之前，这也是博里奇必须掌握的政治智慧。
结语
在克里斯马式领袖遍地开花的拉美，如同智利一样崇尚选举正义和体制化政治的国家是极其罕见的；这是智利非常特殊的政治文化。卡斯特罗通过古巴革命中的游击战役赢得政权，1980、90年代墨西哥选举作假比比皆是，哥伦比亚则不时出现诸如暗杀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暴力事件，但是反观智利，从阿连德的上台、到皮诺切特的退场和民主化、再到新宪法委员会的诞生，几乎每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进步都来自合法合规的投票选举，这也是拉美政治中的奇观之一。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利的进步和改革往往不如其他拉美国家迅猛，社运的呼声和诉求也难以在政策层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民主化后的智利一直未能出现在选举政治中能正面挑战建制派的领导人，但是建制派所维持的政治秩序毕竟是与独裁政治妥协后的结果；一个不能清算独裁遗产的政权、或政治秩序，在智利几乎是必然要走向衰落的。博里奇的当选，正是给无力也无意愿改变现状的智利建制派的当头棒喝，也是智利的公民社会力量终于能进入体制政治、拥有话语权的一个标志。
拉美正在迎来新一个全面左转的时代。随着秘鲁乡村教师卡斯蒂略当选总统，并逐渐稳固政权，莫拉雷斯的盟友、左派阿克雷接管右翼政变后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前左翼游击队成员佩特罗明年极有可能的当选，以及巴西卢拉几乎已经确定无疑的回归，左翼政治似乎又将在拉美重整旗鼓，占领新的阵地。这一批新的左翼领袖面对的是与世纪初的“粉红浪潮”不同的国际形势：欧美强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纷纷陷入危机，而中国正在崛起、并着力发展与拉美的关系。拉美正在脱离原有的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通过公民社会和体制改革实现更多民族自决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博里奇也许占了历史的上风。整个拉美、以及整个千禧一代拉美左翼运动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但传统既得利益阶层也在磨拳擦掌，准备将他挑落马下。 博里奇能否成为新的阿连德，需要看他能否正确利用历史的机遇，但也许不必过于担忧他会成为新的马杜罗：毕竟随他一起站上政治舞台的，还有内阁、国会、宪法委员会里的新一代，以及被充分动员的智利民众。选择的权利已经回到了智利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