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从戴高乐的外交智慧中学到什么？

2020-11-10 19:54

北京

2020年 11 月 9日，是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戴高乐将军逝世50 年周年纪念日。

戴高乐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其一生波澜壮阔，是与丘吉尔、罗斯福齐名的 20 世纪世界伟人，其非凡的领导力，特别是其深邃的外交思想使法国不仅洗刷了纳粹德国占领的战败国耻辱，而且成为二战的战胜国和安理会五常。在其领导下，法国一度在 60-70年代还成为有别于美苏两霸的世界第三种力量，其“四两拨千斤”的外交谋略至今在国际外交界让人称道。

昨天，美国第 46 任总统大选揭晓，美各大主流媒体均宣布拜登以290 张选举人票对特朗普的 214 赢得本次大选胜利，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世界各国政也均在第一时间向拜登表示祝贺，拜登本人为此还发表了当选感言。虽然特朗普以民主党在一些摇摆州出现竞选舞弊为由而抗拒选举结果，甚至不排除将民主党告到美国最高法院，但这两位美国古稀老人竞争上岗所激发的美国选民投票人数之众、过程之跌宕起伏、美国社会为此之撕裂均为美国历史上罕见。可以肯定地说，11 月 3 日开始的美国大选在美国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将会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史上出现又一新旧时代分野。不管特朗普是否接受选举结果的残酷事实，世界上也不管有没有特朗普新的四年总统任期，“特朗普主义”已经成为后美国大选，抑或我们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时代标识。

面对混乱的美国大选，世界各国决策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因这场大选而进一步加剧的美国社会分裂，以及由于这种分裂所导致的美国未来国家方向的重大变化和由此推波助澜下的“后疫情新国际秩序”？

为此，我们今天纪念戴高乐逝世 50 周年，重温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对正确认识和应对时局颇有裨益。

一、我们如何认清时代？

在特朗普总统过去的四年里，中美从最初的积极互动到最后的激烈冲撞，宛似过山车，全面交恶已成为新常态。此外，一场始料不及的新冠肺炎又使全世界遭到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命损失影响也已在客观上形成了新时代的分水岭。面对这两大国际新挑战，如何认清形势并看到未来，这攸关决策的合理性也关系到我国和平发展的大局。

戴高乐一生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两场世界大战。处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时代，赢得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是其一生奋斗目标，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找到法兰西民族的位置并实现独立与自由，这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超越时代的远见。1940 年 6 月 17 日，面临纳粹德国铁蹄，贝当选择投降，戴高乐则在当日上午只身飞抵伦敦，并于次日在英国 BBC发表了著名的“6 月 18 日告法国人民书”。戴高乐告诫法国人民，法国输掉的是一场战役，法国没有输掉这场战争，法国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法国就会反败为胜。

在戴高乐高举抗德大旗后仅 12 天，他对来访的法国记者舒曼说法国赢定了。戴高乐说，这是一场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欧洲大陆和对英国的攻击及对苏联不可回避的军事冲突，将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从而使法德的军事冲突转变成纳粹德国为一方，世界民主和平力量为另一方的世界性军事冲突，而在这样的世界大战中，法国只要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法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1940 年 6 月 18 日戴高乐在伦敦 BBC 发表《告法国人民书》

当戴高乐向舒曼描述这样的战争前景时，舒曼所能够想到的仅是明天的“自由法国”是否还能在伦敦存在下去？是否还有法国青年不断地来到伦敦投奔这个名不见经传，且又手头非常拮据，无一兵一卒，只能通过 BBC 广播抗战，同时又被法国合法政府以叛国罪宣判死刑的前国防部副国务秘书？

在舒曼的眼中，他所能看到的是斯大林大元帅在与希特勒缔结的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下对残酷的欧洲战争做壁上观，而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忙于连任竞选，其竞选的口号就是将竭尽全力防止美国被拖入混乱和残酷的欧洲战争。因此，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欧洲也很少会有人想像出美国人民会派遣他们的儿女不远万里与欧洲人并肩作战！

然而，短短的四年后，一切都按照戴高乐的预言发展，就如同一部电影，戴高乐重新回到法国，法国也因为戴高乐坚强的抵抗运动而成为二战的战胜国和安理会五常，成为一个与美、英、苏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为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戴高乐的远见拯救了法兰西民族的命运。

同理，戴高乐这种高屋建瓴的远见能力对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形势看到中国在“后疫情”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及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国家利益至上

戴高乐一生致力于“法兰西的伟大”和实践法兰西对世界的“一种看法”（Unecertaine idée de France）。在戴高乐的所有外交实践中，一切都围绕着法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从而使其能够超越联盟、意识形态，甚至个人友谊。

（一）关于美法关系。

当年戴高乐只身飞抵伦敦，他渴望其正义事业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但罗斯福更愿意与维希政府保持暧昧关系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军对德作战时的伤亡。让戴高乐怒不可遏的是，罗斯福不仅向戴高乐隐匿盟军登陆时间，而且不让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参与。最让戴高乐义愤填膺的是，罗斯福居然想把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和香槟三个地区从法国分割出去与比利时法语区建立一个所谓的“瓦隆国”作为德法之间的缓冲国。不仅如此，根据罗斯福的设想，美国还要将法国作为战败国，像德国、意大利一样置于美国一位将军的军事管辖下，并为此还偷偷摸摸印制了占领区的货币。戴高乐为此予以坚持的斗争，甚至不惜命令法国抵抗运动对美军登陆采取“不配合态度”。此外，就解放巴黎、保卫斯特拉斯堡、占领德国等问题上，戴高乐与罗斯福针锋相对，多次进入严峻的零和博弈，是戴高乐斩钉截铁的态度最终使罗斯福作出让步。

1958 年创建第五共和国后，戴高乐与美国在外交上的冲撞更加激烈，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到公开批评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把美军和北约总部赶出法国等，戴高乐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美国霸权，凸显了法国独立自主外交。其中，戴高乐在西方国家带头挑战美元金融霸权，率先把存储在美联储的法国黄金按 35 美元一盎司黄金的价格如数赎回并返运到法国，更堪称为经典案例。

戴高乐从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各个领域不惧美国霸权，并向其连续叫板，反映出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强大活力。

戴高乐与罗斯福 1943 年 1 月于卡萨布兰卡

（二）关于法英关系。

戴高乐 1940 年 6 月 17 日只身飞抵伦敦，是丘吉尔收留了他，并为他打开英国 BBC 大门，让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6 月 18 日告法国人民书”。在戴高乐整个抵抗运动期间，是丘吉尔给予了戴高乐各种物资和政治支持。在战后国际安排中，也是丘吉尔帮助法国参与对德国占领，出席在德国和日本的德、日军队向盟国投降的受降仪式和成为联合国五常等。然而，丘吉尔上述帮助和友谊并不能阻止戴高乐在涉及法国利益时与丘吉尔的坚决斗争，如在二战期间，戴高乐对英国染指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予以毫不留情的斗争。对于法美问题上丘吉尔唯罗斯福马首是瞻义愤填膺。战后英国渴望加入欧共体，是戴高乐在 1961 年和 1967 年两次用否决权把英国挡在门外。在戴高乐看来，英国就是美国安插在欧共体内的“特洛伊木马”，法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

丘吉尔与戴高乐率领的“自由法国”并肩战斗

（三）关于法苏关系。

当年在伦敦率领法国人民抗击德国纳粹时，戴高乐就积极主动谋求与红色苏联建立某种抗德联盟。1941 年 9 月 26 日，斯大林承认戴高乐是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袖。翌年，戴高乐命令“自由法国”空军到苏联的东线帮助苏联红军对抗德军。1944 年 12 月 10 日，戴高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法苏友好条约》。

显然，戴高乐在此的所有法苏友好的主动行为并不意味戴高乐对苏联红色政权和意识形态的认可，而是仅仅为了提高他与罗斯福打交道的实力地位，有时还不排除某种对罗斯福的外交“讹诈”。戴高乐明确表示，一旦罗斯福歁人太甚，他将不惜代价倒向红色苏联。1960年赫鲁晓夫访法，戴高乐给予极高礼遇，亲自携夫人到奥利机场迎接，并向赫鲁晓夫提出法苏“缓和、谅解、合作”的政治主张。1966 年，戴高乐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苏法宣言》及双方在经济、贸易及空间探索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的协定。

戴高乐一生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位苏联领导人交朋友，特别是 1966 年的访苏是在戴高乐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之后不久进行的，凸显了戴高乐在美苏之间平衡外交艺术，从而巧妙地使用法苏某种“蜜月”来抗衡美国。

1960 年戴高乐夫妇在总统府与到访的赫鲁晓夫夫妇叙谈

（四）关于中法关系。

1964 年 1 月 27 日，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戴高乐在30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与新中国建交不过是法国对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承认，这是一种国与国的正常关系，无关乎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戴高乐还说，建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有利于推动人的事业，即人类智慧、进步与和平的事业。戴高乐在会上还表示，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一样古老，中国曾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国家，不排除在21 世纪中国会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戴高乐承认红色中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疑扔下了一颗震撼弹，遭到美国和西方反共保守势力的攻击，但戴高乐高屋建瓴，不仅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也为世界打开了通向中国之门，后来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向戴高乐请教如何打开中国之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戴高乐率先承认新中国，也使中法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有别于其它西方大国的特殊因素。

1964 年 6 月 6 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向戴高乐递交国书

（五）关于法德关系。

作为世仇，法德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居然爆发了三场惨绝人寰的战争（1870 年普法战争、一战和二战）。1958 年戴高乐复出后，他马上在同年 9 月邀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到他乡间别墅科隆贝作客，两位老人推心置腹，为法德修好预热。1962 年 9 月 4 至 9 日戴高乐访德。在路德维希堡，他向近千名德国大学生用德语表示德国青年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儿女”。戴高乐“路德维希堡市演讲”拉开了法德年轻人世代友好的序幕。演讲结束时，路德维希堡约 50 万市民涌上街道目送戴高乐回法国。1963 年 1 月 22 日，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法德友好的“巴黎爱丽舍宫条约”，从此法德不仅和解，还成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

法德修好与欧洲联合的不断深化，从最初的法、德、意、荷、比、卢 6 国发展到今天的27 国，欧洲的团结与强大提升了法国在今天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想当年希拉克之所以能与小布什叫板，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就是因为有施罗德的坚定支持。由此可见，戴高乐以法德修好为核心的欧洲政策对今天的法国有多重要。

戴高乐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实现法德两个民族历史性和解

三、戴高乐外交给我们的启示

（一）国家利益至上。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将“国家利益至上”列为现代外交四原则之首。当年戴高乐为维护法国利益，不惜与罗斯福死扛。在战后的大西洋联盟内，戴高乐与美国“寸土必争”，前述各种例子说明，在戴高乐的眼中只有国家利益，不存在所谓西方阵营的价值联盟利益。当价值联盟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价值联盟让路。

（二）外交超越意识形态。戴高乐与斯大林结盟，在冷战期间与赫鲁晓夫大力发展合作关系，完全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从而使法国在冷战期间形成了在美、苏两超之外的独立一极，并同时保持与两超都能说上话的能力，左右逢源。其实，戴高乐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也是法国的外交传统。1536 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抗击奥地利哈斯王朝就曾与奥斯曼土耳其联手。在戴高乐看来，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宗教差异都不复存在。

（三）外交没有友谊。戴高乐明确表示，男人是可以有朋友的，但国家不可以。他两次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且内心非常坦然，他甚至明确表示不能因为早期英法的共同抗德历史而觉得法国欠英国什么。这一点戴高乐在对待美军登陆诺曼底问题上表现的更为突出。戴高乐始终认为美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参战，而非为了法国，为此，不存在法国对美国的感恩。戴高乐从不出席纪念盟军登陆的任何活动，即使在他担任国家元首后也从不出席盟军诺曼底登陆的任何纪念活动。

（四）国家利益维护需要斗智斗勇。戴高乐与罗斯福的斗争充满外交艺术，甚至包括某种程度的“零和”博弈。在罗斯福眼中，戴高乐是令盟军“头疼”的问题，是个鸡肋，但又不能随意处置，其原因就是戴高乐的象征意义及其事业在法理上的正当性。正是由于戴高乐看穿了这一点，他才能与罗斯福“斗而不破”，甚至越斗越勇。肯尼迪总统的安全顾问施莱辛格说过“戴高乐是二十世纪最有成就，最灵活，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之一。他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刻主动采取行动才能在二战期间成功管理其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并使自己毫发无损。他知道如何捍卫法国利益又不至于逼迫英美将其废黜或将其干脆投入监狱。”

（五）借力发力。戴高乐的外交思想是希望法国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大国俱乐部中保持存在，但由于这样的俱乐部中法国的声音太微弱，只是个“凤尾”，法国必须在大国俱乐部外组建一个小国俱乐部当“鸡头”，这就是以法德修好为基石的欧洲联合战略。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承认，但据此法国可拓展与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也是 21 世纪未来强国的直接沟通，并通过中国促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理解。这也是戴高乐版本的“不结盟外交”，即与世界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尽可能多地建立沟通联系。

2020 年已近岁末，混乱的美国大选还在发酵、世界各地仍在肆虐新冠肺炎，历史肯定会记住这一年里所出现的那么多的“灰犀牛”，但不管时局有多严峻，未来变化有多大，或这种不确定性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到现有的国际格局和我们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外交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古老的国际关系协调与处置艺术，一代伟人戴高乐的外交思想至少可给我们如下二点思考：

1、越是在混沌的形势面前越要冷静。当年面临纳粹侵略，贝当选择投降而戴高乐看到的则是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法国的正确位置。戴高乐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其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的胜利。面对今天某些反全球化的逆流，稳住阵脚并热情拥抱全球化，就是我们对时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2、戴高乐将法国从一个受尽屈辱、政治涣散、经济崩溃的战败国打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甚至一度成为有别于美、苏两超的世界第三种分政治力量，其外交思想的基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亘古不变原则。只要我们坚守这样的原则，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差异，就不管未来国际格局有多大的变化，定能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支持，从而确保我中华民族复兴“两个一百年”目标顺利实现。

end

作者简介：

徐波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理事、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职业外交官，多边文化外交与中法民间交流坚定不移的践行者。1980年开始学习法语和外交，曾在中东、欧盟常驻，后长期在法国工作生活，深度参与中法文化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与七国集团对话的法国埃维昂南北首脑峰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