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卓越城市｜李津逵：城市不要忽略从1到n的创新

身处以年轻和创新而闻名的城市深圳，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如何应用于城市创新，要与哪些条件和环境结合，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李津逵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作为对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议题的回应，李津逵日前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分享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澎湃新闻：就您的观察，近些年来，深圳企业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李津逵：在传统观念里，深圳是座创新之城。深圳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南山区的很多企业，都已经从工业3.0迈向工业4.0。但是，创新不是只有高精尖，深圳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城市。

我最近就接触到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它们还在工业2.0时代——比如机械加工、磨具铸轧、铝合金铸轧等。我很关心，它们是否会被工业4.0的快车道甩出去。我发现，虽然深圳很多制造业，都已转到湖南、江西等省份，但也有不少留下来的企业，它们都在做创新——这种创新，不一定是从0到1，更多的是从1到n。

比如说，深圳有个企业，老板来自香港，是铸轧协会会长、模具大王。他最初从事最简单的原材料加工，就是把材料带到地租便宜的大陆，组装后再进行出口。他刚来深圳时，是四个人合伙创业。现在，从他那儿，已经走出了一百多个能工巧匠——经过他们的手，一个个技术门槛被摆平，中国制造的成本就这样降低了。当然，这样的老板，自己没有受益那么大。经过三十年创业，他的总资产没怎么惊天动地。但是，像这样的人，是中国制造业的脊梁。

深圳夜晚的灯火之下，是无数前来劳作的人。本文照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到了新冠疫情期间，如果停留在传统的工业加工，人力成本一项，就会让企业坚持不下去。近来，他发明了一款除尘器，除的是工业加工中的粉尘。

工业加工的过程，比如手工的磨和矬，会产生很多粉尘。这对工人健康是大问题。另外，粉尘直接排放，其中的重金属对环境也有隐患。还有，假如粉尘在有限空间中超过一定量，就有爆炸的风险。这类安全生产事故，在中国百强县的第一二名都发生过。

而他们做的除尘器，可以就近用水来处理粉尘。第一、二代产品，都是在工业2.0之下的。第三代产品，用上了工业互联网，在除尘器上装上监控装置。这样，几千公里外，总部可以检测到设备运行情况。换句话说，这个公司可以通过设备租赁方式，给远在天边的大企业提供除尘器服务，而总部可以实时监控到使用状态。这个装备既有助于环保，又服务于安全生产。

2016年，深圳岗厦城中村，入夜时仍然热闹。

我再讲第二个例子。深圳有一千多万人口，一大半住在城中村。城中村的肌理像北美的中心城市。人口多，租房需求旺盛，水电都有保障，就像豪华版的低成本生活区。但坦白地讲，广东的城中村里，基础设施有很多欠账。早期安装的插座有漏电现象。曾经电视报道过这样的事，因热水器漏电，女儿冲澡时触电倒地，父亲过去救助，结果也触电了。送到医院去，女儿被救醒，但父亲就过世了。

深圳有个企业，老总听说这类事之后，研发了一款安全插座。这款插座不仅避免漏电，还通过工业互联网，监测整个供电网络。曾经有一次，他们单位员工用了他们生产的安全插座，插座显示附近用电出现问题。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发现，附近变压器出了问题。企业老总就赶快打电话到街道办。街道书记带着电力安全的工作人员检查变压器，发现里面确实烧断了一根线。

岗厦周边便是繁华市区。

深圳有很多发展的不足。但这些不足，也启发了企业家的创新思路，企业研发出新的东西，用上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一下就把安全保障等工作提上了一个平台。

这次新冠疫情，也激发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开发出了许多新的产品。而且，很多针对疫情的新发明，都走向了市场。就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针对新冠病毒的空气清新剂，就得到批量生产，此前也用到了方舱医院当中。

疫情期间，除了企业，民间也出现了很多发明创造。比如，早些时候，有小区安装了喷雾装置，还有人把紫外线灯放到电梯里，人进来灯自然灭，人走后灯自然打开消毒。民间的此类点子特别多。

澎湃新闻：目前有一种常见的叙事，科技正在替代劳动者，后者变成了工具，失去了自己的选择和思考。在您的观察中，生产者是否也在适应数字化，如何从中获得创造力和尊严？

李津逵：从用机器人这件事来看，整个世界，用机器人最多的，是韩国，然后是日本、德国。他们机器和人的比例，比中国高得多。机器人的使用，在粤港澳大湾区，还表现得不突出。机器人抢了人的饭碗和创造力 ，现在还远远谈不上。2017年，美的集团收购了一个重要的机器人企业——德国库卡，机器人成为工人很好的帮手。当然，也有实现完全自动化的例子，车间里都是小车、机械臂。但更多的企业中，机器人只是人的助手。工人的创造性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深圳前海工地的建设者。

可以这样讲，在深圳，工人的生命形态，至少有一百种。有些企业老板和员工，是良好的师生关系。有些老板则要求得非常严格，但也有人性化的关怀。不过，也有企业，不加班就得不到应有的薪水，得不到具体的关心，感觉苦闷。基层工人的主体感、存在感，以及社会化程度，在深圳千差万别。

总的来讲，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而且明天会更加进步。我在二十年前，看到港资台资的工厂，工人戴着两层口罩，里面全是黑的。今天我再去，它们被日本客户评价为最清洁的车间。随着工作环境进步，人的尊严也在改善。

深圳还在调整企业和员工的关系。过去是简单的劳动合同，薪酬是计时或记件制。以前国企用计时制，每到下班点，工人一脱工作服，就骑自行车回家了。而计件制有利于工作效率提高，但质量也容易出问题。最近几年，在质量、订单都很好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开始拿出一部分利润，给员工分享——这件事不是通过股份解决，而是合伙制。这种合伙制已在很多深圳企业出现。

在深圳的劳动者。

现在没有单纯的雇佣关系了，实际都是合作、合伙的关系。比方说，除了经济上的嘉奖以外，有的公司还会用拉长（生产线的线长）的名字命名生产线，员工就很有成就感。

也就是说，深圳出现了在劳动环境以外的企业文化的进步。股份制是从深圳开始，是产生市场主体的关键一步。如今，更进一步，很多有远见的企业，还开展了合伙制，改善企业和员工的关系。

澎湃新闻：经常有人担忧，新的技术会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率上升。您的观察如何？

李津逵：我觉得，科技和人力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比方说，突然涌现了许多快递小哥。机器在制造业中代替人手，腾出的人手就能增加人对人的服务。又比如，心理咨询，社会越来越需要这类服务。就在疫情结束恢复开学时，孩子无法接受，甚至有些学校取消考试，免得给孩子带来冲击。可见灾后心理重建工作十分重要。心理咨询师，这类人对人的服务，成为新的岗位，有广阔的就业前景。这是在工业时代提不上议程的。

深圳一处工地。

我的孩子最近刚生了小孩，我才知道，现在育儿嫂工资相当高。过去这也是没有的。在人对人的关怀方面，需要大量工作岗位。比如老龄化社会，需要针对老年的护工，专门服务残障人士的社工，帮助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社工，帮助轻罪青少年的社工。人对人的服务和社会工作，未来的就业岗位需求是非常大的。即使用人的加工制造业岗位会逐渐减少，直指人心的服务业岗位会越来越多。

我们正处在岗位革命性迭代的前夜。在美国，有人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岗位，二十五年前没听说过。在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

澎湃新闻：您长期关注国际贸易。人和商品的流动，是经济的基本构成。您如何看待如今的局面？

李津逵：在我看来，其实从十年前，全球化已开始退潮。只不过，中国体量太大，在全球化退潮中，中国起到了减速器的作用。因此，身处中国的人们，以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去了，全球化秩序仍然正常。

2013年的深圳前海，准备迎接来往的人流物流。

这次疫情，又一次揭示了逆全球化这件事。如果逆全球化加深，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但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恰好在这个时候到来。网上的交流，克服了很多物理空间上的障碍。接下来，中国如何利用好互联网，能够以更高水平、更开放的姿态全方位融入世界。这是接下来最大的使命。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有起伏。如果说，前四十年有增长红利，那么，一定要为未来几十年会遇到的难处做好准备。

澎湃新闻：人们也开始恐惧一个文明被技术反噬的未来。放眼全球，学者也警示这样一种可能，即大众的身体健康、地理坐标、网络记录等信息，因为这次疫情，而永久被掌控和利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警告？

李津逵：中国有人提到这类威胁，说明我们进步了。十几二十年前，中国人不会提出自由、隐私这样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人说，我的权利被剥夺了，我的义务也一起拿走。出了什么事，责任也推给政府。

这类声音，对将来制定政策有很大好处。我们不知未来会怎样，但这样的声音，总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