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丨我在周报当编辑
在记者节前夕，我们收集了一些周报编辑部的小故事，并采访了前辈们的心得与回忆，将它们记录下来，聊作对记者节的庆祝。
在这里，我们一起改稿到四点鸟鸣，一起大笑到引路人回头，一起探索校园生活的花开瓣颤。
在这里，我们一起走过。
策划 | 复旦人周报编辑部
一些碎片的小故事
我们请来几位周报曾经的编辑们讲了讲故事。但没想到答复大多数“哈哈哈哈”，那——
好吧，欢迎来到沙雕编辑部。
某个学期面试记者，惯例请对方自我介绍一分钟。
来面试的记者：“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自我介绍，我觉得不是很有意义。”
......
好吧，结果她不仅进了周报，一年后还成了我自己选出来接任的副主编。
如果你发现某个面试官突然坐不住咄咄逼人
那恭喜你，你恰好挑到了他当年采写的稿子。
但不用担心，主编会让他克制的
“例会”
编辑部例会是诉苦的地方，在会议室外边儿遇着新闻组副编，“新闻发了几篇？”“0篇。”
“人物呢？”“0篇”。
抱头痛哭。
“关于拖稿”
每年都要做周报信息收集，我深刻地记得当时副刊的副主编在“擅长技能”那一栏写的：
擅长催稿
“一天10RMB交公费，没准期末你们都够搓一顿海底捞了。”
“关于催稿”
当副主编时，过半天滴滴主编审稿。
当主编时，我的副主编们：别耍赖了起来干活。
冤冤相报何时了。
第一次审稿。小朋友不太会写稿子，我审不出来，审了一个半小时到楼下哭了一通，回来找自己当年的副主编要安慰。
收到了姐远隔重洋的一条消息：知道你第一篇稿子发给我的时候我什么心情了吧。
“礼物”
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了来自部里小姑娘送的一对耳环：圣诞树和糖果的。
于是我就为了这一对耳环去打了耳洞啦！过了很久还是想告诉小朋友：它好好看，你好甜。
开学前，部里记者说有“惊喜礼物”带给我，于是约在了本部宿舍的中庭。两个人捧着手机兜兜转转半天，终于相认了，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学姐，你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大。”
大学四年，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长矮了”…
她忙跟我解释：“因为你总是指导我们，所以自然而然想象了一个高大的姐姐形象…”
于是，大学四年，我又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凶了点”…这真是…越解释，越乱了…
之后，在漆黑的校园里漫无边际地绕圈甚是愉快。我住北区，学妹住本部，被学妹送到了相辉堂，又掉头，把学妹送了回去…
回到寝室，发现“惊喜礼物”是3D·JP的拼图，图案是一张我的照片。于是，特别不要脸的拼了一个自己出来；此刻，完整的拼图正静静地躺在寝室的桌面上。
“硬核记者”
“硬核小金”的本名其实一点都不硬核，甚至还带点江南烟雨霏霏的柔美感。
至于得名“硬核”，是因为…他在自我鞭策（以及鞭策副主编）问题上高标准、严要求…经常在发稿的最后一秒被小金呵住，然后把推送中的一个“的”改成了“地”。
上学期的选题群里，最高频的一句话怕是“早点睡，命要紧”。通常，凌晨一点，大一的朋友睡了，小金没睡；凌晨两点，大二的朋友睡了，小金没睡；凌晨三点，大三的副主编睡了，小金没睡；凌晨四点，海棠花都准备睡了，小金…
总之，希望小金在新的学期在周报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注意身体。
“编辑部大火腿”
2018年11月10日
编辑部群里
如往常一样热火朝天的讨论起其他新媒体关于爱情的稿子，觉得过于美好不太真实
社长突发奇想：各位单身的朋友，分析一下自己单身的原因，来一篇编辑部单身者自述
当我们在彼此的稿子里看着各自真情实感的单身原因时
一篇名为：我凭本事维持单身19年的长文出现在了编辑部的群里
我们：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王：那个火腿真的很好吃，你知道那条火腿多贵 多大么？我是用抱的。
……
推送预览链接发到群里之后
主编：那个大火腿真的是
小吴：小建议 图可以小一点
我：一个屏都放不下可还行（图在下面）
主编：封面用大火腿可还行
社长：那要掉粉的
我的“周报岁月”
除了沙雕小故事，我们还听到了更多对于稿件的思考和回忆。关于编辑的，关于记者的。
这几段故事，写在周报的岁月里。
“当我成为了一名编辑之后”
@2020春季综合组副主编 张吉
我2019年秋季学期加入《复旦人周报》，在综合组度过了或愉快或焦虑或自闭但难忘的一学期。那些日子，我们隔着屏幕，用文字或语音与大家交流选题的采访与写作。
仍旧记得，我做记者、独立负责一个选题时，为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取标题、配图、选择修辞与文章结构，与编辑据理力争，来来回回讨论一整天。仍旧记得，那时我面红耳赤、气到冒烟地发送完一连串60秒语音后，似乎也能从对方回复的字里行间里看见她面红耳赤、气到冒烟的模样，但彼此还是不依不饶，辩论，辩论，再辩论。
事后复盘，我便马上后悔了。当我抛掉情绪静静地躺在床上思考时，确实能明白，编辑在为文章的专业性、阅读量与影响力考虑，也确实能洞察，自己为了所谓的自尊与独立思考拒绝换位思考。但是，即便我完全能理解编辑的建议，也为自己毫无逻辑的辩词感到羞愧，但每每还是要为自己的倔强寻找理由，坚持自我。
最“凶”的一次辩论，是关于一篇没有发表的稿子的。实际上，那篇稿子对于现阶段的主笔、记者和编辑而言已经很优秀了，尽管在采访与写作的处理上还存在些许瑕疵——这也是稿子最终无法发表的关键原因。
当时，有人敏锐地察觉到，疫情爆发对毕业生群体的巨大冲击，便提意将选题深入，为毕业生、学校和社会提供一些学生层面的声音。大家听到这个选题时都非常振奋，一致认为这将会是一个高时效性、有深度、有温度的“爆款”选题。于是，就这个题立马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主笔领头细化选题的操作——确立选题大纲、寻找采访对象、采访、整理信息、成稿。
寻找采访对象是最难的一环，因为我们的成员集中在低年级，大家熟悉的毕业生并不多，加之忙得焦头烂额的毕业生几乎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可联系的信源很少。我印象特别深刻，小分队中一名大二的同学，为了寻找潜在信源，逐一查看微信好友列表，厚着脸皮给列表里所有毕业生发了采访请求。后来她和我说，“其实我和他们基本都不认识。”
大家花了两星期左右的时间找采访对象，彼此常常调侃：“记者真的是靠采访对象的善良存活下来的职业。”不过，随后的工作总体还算顺利。
辩论主要出现在审稿阶段，首先是初稿的修改，大家审美与观感各异，所以改了一版又一版，每个版本基本都是大改。我作为编辑，一遍遍和主笔讨论，而主笔也有自己的想法，来回磨合。后来讨论累了，我也会直接上手改。但再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已经属于从前我所反感的编辑策略，压制了主笔与记者的主体性。幸运的是，主笔比较信任我，她接受一部分的修改，实在不想修改的部分她会再与我商量。
随后，正如前文所言，考虑到稿子的写法与结构可能带来与预期相悖的影响。我们被要求增加信源、修改文章结构与写法。对此，大家都十分抗拒的：好不容易完成的稿子，总体也还不错，为什么要修改？而这样的修改相当于把这篇稿件推翻重来？
于是，各持己见的人们又开始乒乓球式地来回辩论，我也在其中。
再后来，大家零零散散做了些补充采访，并修改修辞和结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稿件还需要大改，主笔非常沮丧，记者们也有些不理解。大家在群里互诉衷肠，也开始探讨新闻的边界与作用。
本来，我们还可以再花一整个学期的时间修改这篇稿件，直至发表。非常令人担心的是，推翻重来的稿件可能与最初预设的有着天壤之别，而现况似乎也只能如此。最终，主笔选择了放弃，让稿件停留在自己和大家较为满意的状态。
虽然非常遗憾，但我想这是每位记者和编辑必经的人生功课——在与彼此、与社会辩论的过程中，打磨自己锐利的棱角，不断地抗争，不断地妥协，不断地理解。
“但也没有做到不留遗憾”
@2018-2019 社长 钟晨洲
说到这个，想提一下周报“院闻其详”这个栏目的诞生。
当时2017年秋季学期，我和海云是分管新闻中心的副主编，“北大青年”和“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一直是我们学习取经的榜样，其中清新的“大院观”是我们格外喜欢的一个栏目。通过可视化图表、院系趣事、个人吐槽等多种形式来给读者介绍一个被“标签化”的院系，打破其他院系学生的刻板印象。
编辑部会讨论后决定试试水，做出复旦版的“大院观”。
海云带着几个小伙伴做了“经济学院”的选题，她本身也是经济学院的学生，信息搜集、数据挖掘更加方便，经过几周时间的打磨，推送顺利出炉，反响和效果都超出预期，可谓是开门红。在我个人看来，虽是第一期，也是目前完成度最高的一期。
单从数据上来看，我参与过做得最好的一篇稿子，肯定是老番茄那篇人物采访。（参见）
童宇是当时采访老番茄的记者，一开始他问我能不能做这个选题，我告诉他“之前我们约采过，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会放弃这个选题，没想到他通过个人途径再次找到了老番茄，更没想到的是老番茄答应了接受采访。
我们一下子变得十分激动，也手足无措。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人物稿，都是提前准备好采访大纲再去联系，以方便受采访对象提出要看采访提纲的时候直接发过去，这样既表现出我们的诚意，也会提升约采成功的几率。
我记得当时是中午，童宇答应晚上把采访提纲发给对方，于是一下午的时间，他都在加紧弄采访提纲，因为他本身就很喜欢老番茄，依稀记得最后定下来的提纲上有接近50道问题。因为当时还没开学，所以采访不得不在线上进行，包括后续的补采也是在线上完成的。
这样操作其实不利于记者的追问和挖掘细节。采访很快完成，童宇也很快把初稿写完了，但是稿子磨了好几周，几经修改。我们都十分重视这个选题，想尽可能做到不留遗憾。
谁知道最后定稿的时机充满戏剧性。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同学在给研工部写稿子，采访的正是老番茄，通过已知的信息我们估摸出她完成初稿的大致时间，最后在这个时间前将我们的稿子定下来了，为的就是抢一个“独家”。
稿子发出来，数据上特别好看，但我们也深知，这稿子没有做到不留遗憾。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停雲
我在周报的几年，恰好是校媒从纸质版向线上转型的过渡期。我没有经历过前辈们常提及的涵德坊排版定稿，倒是电脑里从381期排到389期的文件夹，勉强可以算是纸质版时代最后的纪念。后来，我们不再是字面意思上的“周报”，纸质刊物只留下了每年的新生导刊、毕业特刊与年终特刊。微信推送取代了报纸第六版的“光华左岸”，“书评版”这个称呼倒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周报的主阵地转到线上之后，我们也认真地为每一期稿件的阅读量发愁过，但最终还是觉得，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产出有质量有价值的稿子更为要紧。所以我们乘着阴阳师的东风做了一期式神图鉴背后的妖怪故事；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时候首次尝试了戏剧评论；因为猜不中诺奖最终花落谁家，干脆盘点了中国作家的诺奖故事……那一学期的书评版产稿特别勤快，在路上遇到催稿的主编和社长从不会心虚。
在周报的日子也不止是写稿，更多的快乐来自编辑们之间的交流。这里记几件还没被我忘记的编辑部趣事：
关于复旦人周报的断句问题：被念成“复旦/人周报”的复旦人/周报，曾经是一个和被念成“李达/三楼”的李达三/楼一样广为流传的梗。但最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简称还是 “人报”，于是我们干脆顺势把微信群名改成了“人报编辑部”。
冯尚学长是上下几届周报人心中的大前辈。去面试周报时，学长介绍了很多周报的传统，至今都记得被一届一届传承下来的那句“周报是周报人的试验田”。因为冯尚学长在周报待的时间久到他本人都记不清，以至于我们会同时产生“他早已毕业”和“他一直在周报”两大错觉。（冯尚学长的故事，参见）
编辑部每两周在叶耀珍楼开一次例会，有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忘记借开会的教室了，于是大家直接在走廊里开完了当周的例会。
可以与之媲美的一个小故事是军训慰问的时候，社长和主编先去别的院系送了慰问品，然后提着最后一盒西瓜走向了拥有六个副主编加编辑的中文系。大家蹲在菜地边上就地吃瓜的时候，对周报的贫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编辑部一直喜欢玩一个截整数阅读量的小游戏来锻炼强迫症。换过好几次手机，但至今还存着自己做的第一期稿子的1000阅读量截图，当然，也有像下面这样逼死强迫症的翻车瞬间：
周报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我在台湾交换，没能和编辑部的大家一起吃上蛋糕，但还是很有仪式感地买了个小蛋糕为周报君隔空庆生。那时候大家还常开玩笑说成年了的周报君如果能全自动产稿子，编辑部就可以集体退休了。
另一个百玩不厌的梗则是在愚人节时发推送，假装周报倒闭了。没有把自己奶死，大概全凭运气吧。
再后来，周报乃至整个校媒的生存环境都越来越艰难。校媒在校园中的边缘化，正如曾经报纸在日常生活中的边缘化一样。过去复旦人周报、复旦青年、九十九度三家校媒成鼎足之势，遇到校园热点新闻总会争分夺秒地拼手速发稿，如今都日渐寥落了。
毕业收拾行李时，翻出了我入学那一年收到的新生导刊、参与制作过的年终特刊，以及无数次开编辑部例会时收到的报纸小样。当我把它们和毕业典礼当天收到的毕业特刊放在一起时，好像是给自己的本科四年时间也画上了句号。
“记者”这个身份看起来离我们很近。从医者需按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从政者需手抚宪法宣誓，而记者似乎不需经过任何宣誓，扛起相机、装好纸笔、往一线的方向疾行，路途即是受洗仪式。
“记者”这个身份却又离我们很远。所有的记录都应该是对“真实”的写照，这份写照不应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客观，而更应蕴含着一种超越的凝视、关怀。许知远在《新闻业的怀乡病》里说：“所有的怀念，都源于对真实的渴望。”那种乡愁一样的渴望，是年轻的我们无法触及的。
在复旦人周报，我们怀着对新闻的敬畏、对真实的渴求，相伴走过。从改革开放的年代走来，这份敬畏和渴望跨越世代，我们从纸媒时代的前辈们手中将它接过，又将它捧给着茁壮的下一个世代。在这里，我们陪你一起关心复旦人、记录复旦事；在这里，我们相识相伴，一同记录一所学校与一群青年的成长。
微信编辑丨金雨丰
原标题：《记者节丨我在周报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