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

《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颇具影响的中文刊物。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万国公报》同时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编辑，他们的辛勤耕耘也反过来成就了这份刊物。

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没有林乐知就没有《万国公报》。但实际上，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

华人编辑代表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 《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300 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在其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1883-1889年曾休刊），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江苏吴江人。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林乐知，并于1867年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蔡尔康（1852-1922），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曾被“招致出洋”，但后因故被遣回国。回国后，他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

范祎，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籍《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华人编辑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激腰相生，蟹蜡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诚然，在中外合作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的角色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润色。

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以沈毓桂为例，他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

1874年9月5日至1878年3月——“襄理报牍”时期，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

1878年3月至1883年7月28日——“主张《公报》”时期，作为“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

1889年2月至1894年 2月——“仍主报务”时期，作为“主笔”地位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乐知和中国同事们的合影

总体而言，《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 《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祎、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弦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是沈毓桂把王韬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则是由蔡尔康推荐的。可见，《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第三，对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进行注释和评析。这在蔡尔康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万国公报》第155册登载了刑部主事李希圣撰写的《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节本》。此文先列政务处开办条议原文，然后是李希圣的辨析，再后是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其中有一段条议云：“必先正中国之人心，乃可行西国之善法，正本清源，匪异人任矣。”李希圣辨析道:“条议之言，先后倒置，请易之曰：必先行西国之善法，乃可正中国之人心。”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则为：“请下一转语曰：必先明西国之善教，乃可行西人之善法。”

上述数例充分说明，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并非“录而不作”，而是按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论的。

正是由于华人知识分子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故而《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有维护民族利益、体现时代呼声的一面，但是，长期与传教士相处，且又是受雇性质，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言论也就会出现如蔡尔康所说的“我本无所有……不过作一留声机罢了” 的情况。尽管如此，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的贡献仍不可小视。《万国公报》能够刊行近三十年，并在晚清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与华人编辑们的辛苦劳作是分不开的。

本文转载摘编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6期，原题：《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作者：杨代春，刊于2008年11月，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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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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