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技术与“信息茧房”

原创 围炉weiluflame 围炉

前言

前段时间，江西都市频道的《幸福配方》节目报道了60岁的黄月（化名）阿姨爱上了抖音平台上的“假靳东”，并为赴“假靳东”之约离家出走的故事。此类平台上不仅有“假靳东”，还有“假刘恺威”“假刘涛”等一众假冒明星。这些假冒明星的小视频大多是用明星本人公开的照片或者视频剪辑而成，再加以后期配音。这些小视频制作粗劣，假冒痕迹明显，但信以为真的阿姨却不在少数。在这些小视频里，“假明星”对“姐姐们”诉说思念、寻求互动甚至热烈表白，以此诱导女性购买商品，甚至私下联系她们进一步开展诱骗。批量造“星”的灰色产业链不仅收割了阿姨们的钱财，也俘获了她们的真心。黄阿姨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陷入爱情，而她为之付出了所有。

“假明星”系列账号何以在抖音等平台获取众多阿姨的信任？而技术是否应当、又该在何种程度上为“信息茧房”负责？以此为发端，围炉展开了讨论。

崔 = 崔舒婷

延 = 延悦帆

周 = 周子博

吴 = 吴习溱

罗 = 罗奕馨

储 = 储文睿

许 = 许诺

统稿 ：张乐萌、罗奕馨

崔 | 根据抖音的用户人群画像可知，一线城市用户的占比和活跃度是最低的。三四线城市的中老年人 曾经是声音不被听见、需求不被看见的群体，而现在这种局面开始改变了。豆瓣上有一条评论我还是挺赞同的，大概是说我国的中老年人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文盲群体，突然被置身于信息爆炸的虚妄世界，这些算法和骗局，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智识和情感上的掠夺，乃至于屠杀。

延 | 那么他们需要特殊保护吗？作为一般和青少年归在一起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否需要类似于“青少年模式”的特殊保护呢？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智识和情感上的掠夺”是姿态很高的一种说法，对于信息来源广的年轻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很好分辨的，但是对信息来源匮乏的某些群体来说，被蒙蔽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说“区块链”“比特币”也曾作为镰刀，挥向对于科技前沿信息了解不足的投资人群。

崔 | 是的，感觉抖音、快手这些平台一方面给普通人提供了更多被看到、被取悦的机会，另一方面算法还是希望尽可能留存用户，延长其使用时长，而平台并没有责任去提升使用者的智识水平，那么这些问题会在“信息茧房”下变得越来越糟。

上世纪电影、广播开始流行的时候，大众文化开始繁荣，当时也会有人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变化，我感觉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类似的转变时期。今日头条、抖音这些平台刚刚出现的时候也遭受了一些批评，比如“抖音是如何毁掉我们的”等等；而且以前总是说新闻已死，相较于传统新闻媒体，一些新平台在规范性以及信息的密度和质量上可能会有所欠缺，但它们依然十分受欢迎。从报纸到公众号到短视频，感觉这其中也体现了一种大的趋势吧，技术会影响媒介，然后媒介又会对文化产生影响。

延 | 其实在我看来，此类事件中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有限。因为人是作为获取信息的独立而主动的主体的，也就是你可以选择看，也可以选择不看，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所谓构成“信息茧房”的，在技术上是叫做“推荐算法”的东西，它把你看过的同类型的东西推荐给你，或者把和你的用户标签相近的人看过的东西推荐给你，就比如说你喜欢追某部番，多次点击搜索后，平台就会推荐给你与这部番相关的内容。所以科技不是“创新”这个骗局本身，只不过是在加速这个过程而已。某些人群本来就会被类似的东西骗，技术让它接触到了更多内容类似的东西，然后骗局制造者也会利用技术聚集到更多受众，但技术作为工具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有罪还是无罪？

周 | 需要承担责任的是资本。说到底技术始终是和使用方法相结合的，脱离了使用方法的技术没有实际意义，给一个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死物”定罪是很荒诞的吧？

延 | 不是使用方法的问题，没有一出生使用方法就很完善的事物。这是反馈的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解决？我始终是技术发展无罪论的支持者。

吴 | 我赞同是反馈的问题，不过技术的问题还是要从技术的层面来理解更好。我感觉，以前总有人惧怕AI造反，不过是对人类自身阴暗面的惧怕。

崔 | 确实不能怪技术，技术怎么影响人归根结底最终还是由人来控制的吧？

罗 | 前面周同学讲到“使用方法”，也许他并非单纯地想谈“用户怎样使用”，而是从“人类”这个更宽泛的整体出发，来看待“怎么使用算法”的问题，这样就呼应了延同学所强调的“反馈”以及“纠偏”。

其实现在反过来运用技术去规范的路径也不少，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很系统地整理了“规避算法推送带来的认知窄化”的两条基本思路及其实践案例，大家有兴趣可以扒一扒。在这里分享前一内容（规避“认知窄化/信息茧房”等痛点的基本思路）：

（1）从算法本身的运作入手，a.减少或干脆杜绝使用个性化推荐算法；b.扩大算法推送内容（比如：反向推荐 “猜你不喜欢”、组合拳“个性化推荐+呈现用户从未涉足的全新内容”），以增加信息推送的多样化。

（2） 把用户“带出算法之外”，公开算法的偏向性、局限性，把“过滤气泡”的产生过程透明化，进而让用户自己决定“气泡”生成的程度和对自己的影响。

比如，新闻应用程序Read Across the Aisle 会基于用户产生的相关使用数据，来建议用户调整自身阅读的内容，而不要过分囿于意识形态光谱上的某一端，这一程序在实际操作上其实还有很多不足，但它的思路本身实在是让人眼前一亮。

（注：参考自《如何戳破“过滤气泡”：算法推送新闻中的认知窄化及其规避》，《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9期。）

周 | 在那些软件（tb，b站等）的替代品出现之前，也就是说在用户有其它选择之前，这些软件本身应该做到追踪算法的透明化，至少应该做到给用户选择关闭算法的机会。遗憾的是，大部分情况下，追踪算法的同意协议已经包含在了开启软件时必须同意的用户协议里，并没有给用户选择的空间。

延 | 那他们推荐页面推荐什么呢？谁给广告费多推荐谁？我用过一些软件，它就算可以关闭收集个人浏览记录的权限，也会提醒你广告还是会投放的，不过是平台方随机投放，也就是说这只是私人定制的广告和随机投放的广告的区别。这对于用户体验来说没什么区别，甚至对我而言，推荐的内容会帮助我节省时间。

许 | 目前的问题是技术生产高度中心化而且高度服务于资本或者权力，对技术的反思往往仅仅停留在文化学术界，很难触达真正研发或者应用这些的人。反过来也是一样，我的感觉是不同圈层考虑的东西完全不同。

储 |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对技术问题作出思考、批判的大多都是人文社科的学者，而科学家本身反而似乎很少关注这些问题，或者去反思技术背后的一系列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但这恰恰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技术并非是“中立”的，技术有没有“罪”，也和很多复杂因素有关。

许 | 这个应该是全球问题，不过在中国可能由于缺失公共协调机制，显得更加严重了吧。理想的路径应该是反思的声音通过大众媒体去影响受众，受众通过民主政治的各种环节影响公共政治与企业经营，反过来使得服务于企业的技术人员有这样的意识，或者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实在的硬性的约束。

延 | 我认为技术服务于资本是很合理的现象，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落地本身就需要钱吧，它需要资本的参与和推动，和资本本身脱不了干系的，甚至工业界（也就是资本）的落地方向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技术的发展重心。因为技术发展要idea、要设备、要算力、要天才，金贵得很。

周 | 总该有底线吧？总该有负责制定底线的人吧？

储 | 技术的发展当然需要物质和人力基础，但这个和是不是必须服务于资本是两码事儿吧？

周 | 不服务于资本的哪有机会做大。

储 | 你说得对，所以问题还是在于技术是在哪一种社会关系中被运用的，是哪些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推动了科技和资本的合流，怎样演变才会出现此类比较极端的状况？

延 | 资本是什么呢？“有钱的那帮家伙”？我其实不知道在这个语境里“资本”的含义。我理解的是有支持力的大公司，包括科研环境，科研设备，科研人才。

周 | 资本放在当下大概就是融资的时候你指望的那群人，不融资很难做大。

储 | 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生产商品时所需要的货币、机器、原料等等，但实际上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马克思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换言之，只有在市场交换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当货币、机器、原料服务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生产时，它们才成为资本。因此，不能孤立地从物质形态层面去理解资本，必须看到“资本”概念背后折射出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例如，国企和私企在市场中的定位就可能会存在差异，国企尽管也参与市场竞争，但除了赚取利润之外，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而私企的生产则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导向，尽管它们有时也会象征性或策略性地参与社会事业，但那归根结底不过是扩大影响力与再生产的手段而已。

因此，当技术与资本结合之后，它必然会受到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和逻辑的支配，服务于利润的扩张。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利用技术作出种种突破底线的出格之举的根源。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去想象和构建一种更为公正、平等、开放的社会关系，令技术更好地发挥造福大众的功能，而不是成为不择手段的吸金器？

许 | 我倒不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如果从微观角度看，某些国有资本企业不那么逐利或者福利待遇更好，很可能是因为其天然地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市场地位，依据行政垄断和在信贷、原料供给等方面的优势；而从整个结构看，事实上是将更脏的活转嫁到了弱势企业那里而已。这不仅表现为在上游渠道的控制，也表现在很多遭人诟病的技术开发者，不过是从更强势者那里承接订单。

周 | 国企有国家支持，也有国家调控，私企没有这些。

储 | 顺便在这里推荐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这篇文章梳理了学界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科学技术的研究，尤其关注其对“群众科学”的探索和实践。“群众科学”在形式和参与主体上强调打破专业化、精英化、小圈子式的科技研究，注重调动普通大众对科研的参与和贡献，在科学知识的构成上从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将人民群众在劳动生活中积淀的实践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纳入“科学”范畴，并对其进行过滤、提升和改造。作者认为，这一科学形式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追求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内在逻辑，同时还有助于更新我们对技术的认知——科学技术并不简单的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所中介，科学技术的组织、构成形式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系列社会关系，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是具有“政治性”的。也许，这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化和崇拜，去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后记

“假靳东”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以抖音为代表的平台通过算法留存用户，而媒介素养相对缺乏的群体也由此困在了“信息茧房”之中。科技本身或许无罪，但它必然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所中介，从而无法做到决然的中立。目前，对于科技的反思大多集中于学界，而非技术的研发者与应用者，同时，受众也缺乏有效的反馈渠道，或许，我们需要去想象并尽力构建一种更为良性的社会关系，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本身。

此外，作为信息接收的主体，每一个个体的处境也是具体而复杂的。此次“假靳东”事件也再一次引发了对于女性群体的关注，尤其是农村地区中老年女性群体，她们的内心世界与情感需求长期处于被遮蔽的境地。据悉，事件主人公黄阿姨与其丈夫之间的矛盾是她向家庭之外寻找情感寄托的一个重要原因，黄阿姨未必不明白抖音上的“靳东”是假的，但是在与“假靳东”的互动中，她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甚至是对于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这些却是真实的。在此类小视频的评论区，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黄阿姨们”，她们在这里寻求贫瘠生活中的一点点慰藉，甚至是救赎。我们可以将此次事件视作“算法推荐——用户认知”与“女性的家庭角色——女性的深层需求”两组矛盾的一个交汇点，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或许一时难以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到这片土地上具体的生命个体，期待着“浮出地表”时刻的到来。

文 | 复旦围炉

图 | 来自网络

审核 | 殷硕 黄斯怡

编辑 | 方华

围炉 (ID：weilu_flame)

原标题：《围炉夜话 | 抖音、技术与“信息茧房” | 围炉 · F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