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猎狐六周年”系列报道丨全球布天网 狐狡而难藏
原创 徐峰 人民法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网之大，覆盖全球。
“没有天网行动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你是谁，你能藏住；天网行动以后，你就藏不住……”一位主动归国投案者如是感慨。
2020年8月3日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再传捷报：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山东省追逃办和青岛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努力，“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曲志林回国投案，并主动退缴赃款。
7月
“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梁荣富回国投案。
6月
“红通人员”、涉嫌受贿罪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
5月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钱建芬从境外回国投案，“红通人员”强涛、李建东在缅甸落网并被遣返回中国。
4月
“红通人员”胡亦品在越南落网并被遣返回中国。
六年来，通过中央机关和各省市监察机关、公安部门等多方合作，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成绩单令人赞叹：2014年至2020年6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包括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075人、“红通人员”348人，“百名红通人员”60人，追回赃款196.54亿元，平均每年追回外逃人员1200余人，有效削减了外逃人员存量……
有逃必追 一追到底
即使在全球疫情最为肆虐之时，国际追逃追赃依然大步前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疫情不会阻挡追逃追赃工作步伐，回国投案才是唯一正确出路。我们将不断深化国际司法执法合作，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将负隅顽抗的外逃人员缉拿归案。
多少腐败分子曾幻想携带“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巨款逃到天涯某地，富甲某方，过上逍遥日子。然而腐败分子这极为丰满的理想，总被骨感至极的现实雨打风吹去，落得两手空空、两泪涟涟。中国政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反腐决心和一体追逃追赃的机制，使得那风情异国的海角天涯，再也不是腐败分子的藏身“暗处”和隐匿归宿，而是天网所及、手到擒来的“明处”。“畏罪外逃，终究躲不过法网恢恢。”上海市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待到幡然醒悟那一天，丢掉的又何止是金钱，还有找不回的青春和幸福。”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海外不是法外，更不是避罪天堂，投案自首才是外逃人员唯一出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部署，持续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把国际追逃追赃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体部署。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追逃追赃工作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机制，有力统筹协调国内国外资源，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布下追逃追赃的天罗地网，不断强化对腐败分子的震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
掷地有声的话语，释放出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强烈信号，彰显了我们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从国内到国际，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大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中亲自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同有关国家领导人讨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就建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开展追逃追赃和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为追逃追赃工作创造了有利国际环境。
扎紧篱笆墙 严密防外逃
听到广播时，郭永军还在攥着机票发傻，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提醒登机的广播，可他却无缘登上这架将要飞向异国的飞机。
“您已被限制出境。”几分钟前工作人员的声音依然回响在耳畔。郭永军徘徊在偌大的航站楼里，陷入绝望。
2017年7月2日上午8时15分，国际航班准点起飞。持有机票的乘客郭永军登机受拒、恨无双翼。
当晚20时许，郭永军在杭州某高速公路出口被抓获。
试图外逃的郭永军，时任浙江省青田县人防办常务副主任。
这是浙江开展防逃工作的一个典型案例，且依赖于各地各部门形成的防逃“条件反射”机制。彼时郭永军试图外逃事件发生后，经丽水市追逃办向省追逃办、市委报告，省、市追逃办立即启动追逃防逃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迅速行动，布置抓捕。
从2017年开始至今，浙江一直保持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外逃“零增长”，做到了“有力减少存量、有效遏制增量”。
针对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对外经济交流频繁、出国出境人员较多、防逃压力大的实际，浙江省委、省纪委监委高度重视，在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的同时，对防逃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和本地实际，健全完善追逃防逃工作机制，扎紧扎密防逃“篱笆”，确保不新增外逃人员。
防逃的有效手段是加强证照管理。浙江出台出国审批、证照集中管理、初核问题线索同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等一系列制度，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工作操作规范（试行）》，对8类重点对象进行重新登记备案。
监察法出台后，各省区市落实有关要求，将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体系，努力做到防逃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此外，各省区市还注意对案件当事人或涉及重要案件的相关人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防外逃；在执纪审查、巡视、审计、大额可疑资金监管等关键环节，切实加强对重点人员的风险评估，及时采取限制出境等应对措施。
“使有幻想的人不敢逃、不能逃，国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使外逃腐败分子躲不住、抓得着，赃款找得到、追得回。”浙江省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各个环节，推动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完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猎狐，为一体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磅礴力量。
2014年6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抓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为成员单位。由此，过去“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打破，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充分发挥，一个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为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资源的有效整合，使上下一体、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构建起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指挥、立案单位力抓主办、成员单位强化协同、外逃人员所在单位积极配合、追逃办督办协调的工作体系，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央追逃办聚焦统筹协调、督促服务职责，一手抓重点个案，一手抓政策协调，把握“树木”和“森林”，大大提高追逃追赃工作效率。各成员单位既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又分兵把守、各司其职。各省区市党委把追逃追赃工作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推动追逃追赃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与此同时，追逃追赃基础性全国性工作逐步展开。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组织对1995年以来全国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情况进行大起底，基本摸清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底数。启用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外逃人员及案件信息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此后，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发布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集中曝光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推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不断强化对外逃人员的震慑。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监察法第六章“反腐败国际合作”专门作出规定，明确国家监委统筹协调反腐败国际合作，并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追逃追赃的资源和力量进一步整合，改革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成功原因清晰可见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图景，有收获，有汗水，有压力。洞察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的工作，几条线路清晰可见。
一是上下左右联动，发挥制度优势。中央层面建立中央追逃办，集中纪检、审判、检务、外交、警务、司法、安全、金融等“优势兵力”，提高追逃效率；地方层面，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成立省级追逃办，挂牌督办“百名红通人员”案件。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一个纵横交错、协调联动的全球一盘棋工作格局形成，追逃追赃取得政治、外交、反腐和社会综合效应，提高了党的威望，彰显了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
二是“打虎拍蝇猎狐”，国内国际形成强大声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内“打虎”“拍蝇”，对外“天网”“猎狐”，使反腐败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链条，营造了“天罗地网、无路可逃”的环境和氛围。反腐败工作成效让我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北京反腐败宣言》《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方案，引领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
三是战略上讲定力，战术上讲实力。“5年、10年、20年都要追，尚有一人在逃，追逃决不停止。”追逃追赃，战略上讲的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定力，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讲的是实力，打的是攻坚战。突出重点，启动“天网”行动，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发布公告曝光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公布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手段丰富，国内堵、国外追，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多种追逃手段，紧盯个案、重点突破，带动机制化建设……一场场硬仗、一块块硬骨头，追逃追赃工作不断积累成熟经验，总结战术打法，积小胜为大胜。
来源：《人民法治》杂志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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