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帝国《华商报》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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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又换金主了。
9月30日，海南的华闻传媒投资集团发布公告称，将旗下陕西华商传媒集团100%股权，转让给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
如今集团最值钱的资产，一个是脱胎于报纸发行的黄马甲物流，一个是在其发展高峰时置办的几处房产。
至于《华商报》媒体本身的广告业务，已降至次位。
在相关报道下，有读者留言说：咱也看不懂，咱也管不着，就希望陕西能有很有影响力的地方媒体，你看长沙一个芒果震天响。
惋惜和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就像无数人对西安这座城的发展一样。
如果时光倒回十年，华商传媒集团还是叱咤中国的传媒帝国，不但在本省的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位居首位，还跨省、跨国经营媒体业务。
北京、天津、长春、沈阳、重庆，远到南非，高峰时，集团旗下拥有七报五刊五网，每天的报纸发行量达200多万份，年广告收入超10亿元。
放眼陕西，能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除了西凤酒，就数华商报业了。
但时代巨潮翻腾，后浪生猛，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传统纸媒纷纷被拍在了沙滩上。《华商报》的印刷机也慢了下来，影响力远不如前。
西安的街头，已看不到报刊亭，人们手指的功能，也从翻报纸，变成了滑手机......
在历史的必然面前，用不着慨叹，保存好那份丰满的回忆，就是最温情的致敬。
01 .一个字头的诞生
故事要从1997香港回归那年讲起。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陕西侨联），有一份内刊《侨声时报》，后来改名《华商报》，面向市场发行。
为什么叫《华商报》？归国华侨以商人为主，改革开放后，中国很重视华侨的投资，各省都设有侨联，在当年是很有地位的单位。
但因为经营不善，《华商报》的发行只有三四千份，亏损达千万元。1997年，上级准备要求其停办。
报社舍不得这点资产，死马当作活马医，决定招贤纳士，进行彻底的改革。
前来拯救的人，名叫张富汉，陕西户县人，1957年生，19岁入伍参军，在兰州军区当过新闻干事，擅长摄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曾前往老山前线报道，立过军功。
1987年，张干事转业到《陕西日报》，先后任榆林记者站站长、报社摄影部主任，后来升任陕报旗下《三秦都市报》的副主编。
就是在这期间，因为一次职场的挫折，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是1995年，成都诞生了一张报纸《华西都市报》，提出全心为市民服务的理念，提供老百姓需要的新闻，并完全按市场化来运作，开启了中国传媒的都市报时代。
张富汉前去考察时，大为震撼，回来后想让《三秦都市报》也学习人家的商业化模式。可惜陕西这地方，观念比黄土还土，难以推进，他的计划施展不开，很恼火。
也就在这时，《华商报》看中了他。他毅然放弃手上的铁饭碗，辞职跳槽。传闻走的时候，他扔下一句话：三秦要能办好，我从西安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有魄力的人，等待的就是一个机会。就像魏国不用商鞅，商鞅投奔秦国，成千秋大业。
1997年，40岁的张富汉，出任《华商报》总编辑。和他一起离职的，是《三秦都市报》新闻部主任刘东明，两人成为创业合伙人。
报纸开始全面改版，由周二刊8个版面，调整为周六刊12个版面，但售价还是五毛钱，加量不加价。后来又改为日报，版面最高增加到60版，厚厚的一沓。
在内容上重视服务性和实用性，选题策划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中小学教育收费问题、市内自行车偷窃、下岗职工就业......传播市民信息，讲述市民故事。
反映问题的同时，也解决问题。1997年9月，改版不久，《华商报》就发起了一场社会募捐活动，筹资30多万元，解决了 120 多名贫困女大学生的上学难问题。
1998年11月，还邀请陕西省和西安市10位厅局长，到报社接听群众投诉电话，当场解决问题，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张富汉是摄影记者出身，很重视图片新闻，提出了“大照片、短文章、醒目标题”的方法。报纸头版头条往往就是一张大照片，直击最热点事件。
要达到一个目标：让读者在距离报摊五步远、3秒内就决定掏钱买报。
后来新媒体出现的“标题党”，打擦边球图片，目的也是为了第一眼就吸引读者。
其实，不管媒体平台怎么变化，大众喜欢的东西永远没变。有人总结说：法律不喜欢让大众看的东西，就是大众爱看的东西。
《华商报》喜欢发表街头见闻、婆媳矛盾、领导纠纷、凶案大案等热闹刺激的内容，一反传统报业严肃正经的面孔，接地气，有烟火气，人人都爱。
民间流传一句话：安全套、羊肉泡、狗皮膏药华商报。
话糙理不糙，华商报起初就是很俗。
到了1998年7月，改版一年时间，《华商报》的发行量就冲到了40万4千多份。这可是实打实需要拿钱买的东西，比新媒体时代一个公众号年涨100万粉丝还难得。
有位长者曾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华商报》之所以快速崛起，正是赶上了当年都市报的热潮。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新闻和信息成为刚需，而贴近民生、灵活快捷的都市报成了暴利行业，连续多年的增长率在25%。
1998年，传媒业的利税额首次超过烟草业，成为中国排名第四的支柱产业。
站在风口上，是只猪都能飞起来。但，首先得站到风口。
02.两条腿走路
与报纸内容一起改革的，还有发行方式，既要会写，也要会卖。
传统的报刊发行渠道靠邮局，读者去邮局征订，邮递员负责派送，相当于中间多了一个行业，反应慢，效率也不高。
《华商报》开创“上门征订，投递到户”的方法，自己组建了一支发行队伍，员工上门给读者办理订阅，并送报上门。报纸直接和读者打交道，方便又灵活，发行量大增。
为宣传造势，报社的发行员穿着统一的工装，黄帽子 、黄马夹，送报车厢也漆成黄色，上面印着鲜红的“华商报”三个大字，出入各社区，成了市民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像今天美团、饿了么的外卖骑手一样。
其实，张富汉是把他在军队的作风带到了企业，让发行人员成为一支统一的队伍，因此，早年有媒体称他是报业“司令”。
除了送报纸，黄马甲也逐渐扩展业务，开始送牛奶、订票、送票、回收旧书等。到了2002年，黄马甲开始公司化运作，成为一家物流配送企业。
“黄马甲，方便千万家”，是很多市民熟悉的slogan。
这次股权转移，黄马甲物流能成为重要资产，就是从那时起步的。有读者留言说：黄马甲送东西太积极了，我现在还记得早上6点多就被叫醒拿快递的无奈。
读者就是消费者，当报纸的发行量高了，广告也就多了。1999年，《华商报》的广告收入就突破了一亿元大关。
以前的报纸，记者既要写文章，也得拉广告，文章有可能就是“有偿新闻”，《华商报》改革后，要求记者只负责文章，有广告部人员专门负责营收。
内容和广告两条腿走路，走得快，也走得稳。
2002年，西安市在媒体的广告投放量大约是7个亿，而《华商报》占据了3.2亿，几乎一半，是公认的霸主，而陕西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才1亿多元。
随着营收的稳定增长，有钱心不愁，报纸在内容上也开始着力，从早期的街头世俗风格，向深度严肃内容发展。
2003年，《华商报》特派记者去中东报道两伊战争，这是继凤凰卫视闾丘露薇、中央电视台水均益之后，第三批前往伊拉克战区采访的中国记者。
2003年，报社首席记者江雪，被评为年度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主要成绩是她报道了“夫妻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事件：2002年，延安一对夫妻在家看小片，被举报，民警前去调查时，双方发生冲突，当事人被刑事拘留。
《华商报》对此事件的连续跟踪报道，引发了全国法学界关于公权力与私权界限划分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法治的改善，体现了媒体参与社会进步的价值。
每年到了元旦， 报纸还会发一篇总结和展望性的社论：
2008年《巨变的时代 我们坚守而嬗变》
2009年《承载着你的期待与我的憧憬，风雨前行》
2010年《在穿越危机中，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从容而有力量》
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文章在传递一个信息：这是一张有追求有质感的报纸。
要想内容好，关键是思路要活。
2006年世界杯期间，《华商报》请来本地作家贾平凹开设专栏，写球评，吸引了不少读者。
贾老的文风就是不一般，写啥都有一股乡土味，比如：“能当教练都不是平地卧的角色。逮猪娃看母猪，有什么样的教练就有什么样的球队。”
有读者评论说：“一份报纸，一个作家，摸准了读者的心思，兴趣，才能得到读者的厚爱，欢迎， 才是本事。”
03.帝国的兴与衰
2004年，在首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华商报》位列“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20强”，排名16，而接下来连续三届，都高居前四。
华商传媒集团也在2004年组建，兄弟单位《南方周末》说：“在西部， 一份叫《华商报》的报纸，正静悄悄地以资本和人才为纽带绘制扩张的蓝图。”
说的是《华商报》走出陕西、跨省区运作媒体的事。
早在1999年，报社就投资运营长春的《新文化报》，复制自己已成功的模式，成为当地发行量排名第一的报纸。
之后，在中国侨联牵线搭桥后，又开始运营辽宁侨联下属的《华商晨报》，同样获得成功，高峰时发行量达60万份，广告收入2.3亿。
东北那旮旯的畅销报纸，都被老陕给攻占了。
再加上重庆的《重庆时报》、天津的《大众生活报》，华商传媒是国内唯一在多个区域运营都市报的传媒集团。
2008年，又走出国门，在非洲投资运营《南非华人报》，发行量能达到3万份。
除了报纸，还有期刊。旗下的时尚杂志《名仕》《淑媛》、理财杂志《钱经》、旅行杂志《汽车自驾游》，以及《大众文摘》，也在各自赛道走在前列。
华商网是前互联网时期重要的门户网站，其中华商论坛最受欢迎，是网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舆论阵地。
2007年“华南虎事件”爆发期间，大家聚集于此讨论，成为人气最旺、气氛最好的网络表达空间。
但“华南虎论坛”只存了5个多月就关闭了，也反映了媒体在发展中的一种困境。
2011年9月28日这一天，《华商报》的单日广告收入达到1500万，创下了奇迹。这一年，报纸广告总收入突破10亿，在西部报业，无人能及。
《易经》有云：亢龙有悔。这是《华商报》的巅峰，也是最后的辉煌。
同年1月21日，腾讯微信正式上线，移动互联网的大潮席卷而来，传统媒体开始遭受巨大的冲击。
一开始《华商报》还跟得比较紧，2012年就开通了公众号，开始在新媒体端发布内容。
2015年5月11日，上线了“华商头条”APP。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版面空白，只留一个标题“头条呢？”并附上二维码，给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靠着病毒式传播，当天吸引30万人下载。
虽然看到了大势，但受困于传统媒体的采编和运营方式，没法彻底转向新媒体的模式，哪怕走得早，走着走着就掉队了。
这也是大部分企业难逃离的一个怪圈：创业时敢于乘风破浪，大刀阔斧，一旦成功后，就会变成官僚集团，或安于稳健，或内耗严重，遇上新风口难以转身。
媒体人胡铁花回忆，在华商网的某次会上，有高管转达老总的话说：
“服务网友，网友又不能给我们钱，只有客户才能给钱，所以今后新闻和论坛都要为客户服务，我们要to B，不要to C！”
从重视用户到藐视用户，也预示了企业的走向。
2013年，《华商报》的广告收入从高峰的过10亿，降到8亿。随着经营业绩下滑，新的金主来了。
2013年6月27日，海南的华闻传媒投资集团，以总价18亿元收购了华商传媒。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华闻传媒就入股华商，获得61.25%股权，而这一次是100%控股。
这家西安的传媒帝国，不再独属于古城。
同年，一位叫王歪的记者辞职，写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离开华商报》，曾在媒体界刷屏，他点出了不少纸媒的病症：
“除了体制束缚，因为经营压力，报纸从一张新闻纸，变得越来越像广告纸。热线电话慢慢减少，记者开始追着网络、微博跑，第二天登出来的，都是剩饭。
纸媒还没来得及完成他的专业主义转身，更没有来得及完成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闻内容细分......就美人迟暮、英雄末路。”
2015年更是《华商报》的多事之秋。
9月，报社开始裁员，员工在大楼门口拉横幅“无良华商报 无辜裁老员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替老百姓维权的媒体，本身倒是成了维权者的讨伐对象。
年底，报社深度新闻部解散。因为做一篇深度报道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影响度可能拼不过互联网短新闻，也难以带来收入。
很多报社为了节省成本，只好解散深度部。
对此，有网友表示：狼没来，自己把自己先吓死了。
04.未知的未来
传统媒体的衰落，是从内部开始的。
《华商报》公众号只是照搬纸媒内容，新媒体的取向并不明显，又缺少自己的风格，难续纸媒时代的霸气。而华商头条APP粗糙单调，迭代缓慢，也未成大器。
互联网基因纯正的今日头条，传统媒体人创业的“新世相“等公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
它们的鲜明特色，就是密切与读者（粉丝）的互动，生产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内容。
曾经重视用户的都市报，现在却板着面孔，像更早的官媒一般四平八稳地发布新闻，而不去深入挖掘需求。
从2017年到2019年，华商传媒及附属公司的广告收入分别为2.9亿、2亿、1.5亿，逐年下滑，风光不再。
2019年，旗下的《华商晨报》《重庆时报》停刊。今年3月，《新文化报》也停刊了。
帝国在创建时，攻城略地，何其维艰，一朝崩塌，瞬间就是灰飞烟灭。
这次华商传媒被财大气粗的西安曲江金控收购，投身国企怀抱，但接下来的路如何走，依然难料。
根据审计报告显示，今年1至4月，华商传媒实现营业总收入2.5亿元，营业总成本 2.68亿元，营业利润 2813万元，在疫情期间表现已算优秀。
只是《华商报》作为媒体品牌来说，影响力才是至关重要，如何更好地服务市民、推动一地的社会发展，才是更有价值的事。
西安曾有上千家报刊亭，是这个城市文化的标杆，而今，走过多条街道也寻觅不到一个，是该彻底抛弃传统思维的时候了。
媒体的形式、读者的阅读习惯变了，但新闻和信息本身，依然是刚需，所谓的媒体转型，就是坚守自己的品牌优势，同时改变传播方式。
这需要战略思维，更需要执行力。
回想2004年，华商报业拿下《重庆时报》，剑指山城，面对本地激烈的竞争，张富汉要求发行队伍立下军令状，不成功就卷铺盖走人。
黄马甲团队对重庆全城实行地毯式推广，地面“洗街”，空中“洗楼”，最终报纸在创刊日的发行量达到16.8万份，当年发行量突破30万份，一跃成为重庆报业发行量之首。
势推人，人成事，传奇是行动铸就的，而今天的人，还能有多少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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