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中国喜剧有多难?
原创 海皎 印客美学




《我和我的家乡》是为了展现全面小康成果的电影,将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五组人员构成导演阵容。

第一part,宁浩+葛优。
《北京好人》的镜头对准在北京漂泊的异乡人。



《天上掉下个UFO》更多的像是唐探3的预热片,没头脑与不高兴探索UFO之谜,王宝强外在夸张式的搞怪表演风格,呈现出来一场热热闹闹的闹剧。

《最后一课》描绘了乡村教师这个群体。
范伟从赵本山系列东北小品式喜剧中成名,逐步摆脱土味喜剧的痕迹,进入正统的表演体系。


《回乡之路》讲大西北造林的故事。
邓超的喜剧路子基本是通过面部的夸大,肢体的夸大来配合眼神、语言进行表演,走的是周星驰无厘头的路数。

第五part,闫非和彭大魔+沈腾和马丽。
《神笔马亮》村官的故事。

从《夏洛特烦恼》的黑马之姿,到《羞羞的铁拳》的市场肯定,《西虹市首富》的充满争议,再到《李茶的姑妈》票房遇冷。
开心麻花的喜剧创作无论从表现还是形式都给中国电影的喜剧创作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式,也是近年最能搔到观众痒处的喜剧厂牌。

回顾中国喜剧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国早期的喜剧多为怪诞风格,虽然是在讲小人物的故事,但大多为城市小人物。其中港风喜剧以周星驰为代表,京味喜剧以冯小刚为代表。

而这一时期塑造的经典角色多为乡村小人物,和之前的城市小人物形象发生了转变。

即便如此,中国喜剧的主角仍多聚焦小人物,形式上多利用口音、穿着、行为等完成搞怪的功能,虽然某些作品有讽刺之味,但并没有做出清晰直接的否定和批判,缺少深度的挖掘与刻画。


想弄明白什么样的喜剧是高级的,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喜剧。
喜剧源于古希腊,由在收获季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演变而来。

此后,诞生了伟大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其剧作取向鲜明,充满着对时势辛辣的嘲讽与抨击,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喜剧以滑稽形式表现严肃主题的传统。


通过国内外喜剧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喜剧底子终究是太薄了。

国内的喜剧更多地停留在通过逗乐的举动和蠢笨的戏谑引人发笑而缺少深刻的旨趣意蕴,这类闹剧一般属于粗俗喜剧之列,自然谈不上高级。

首先,内容上带有讽刺及政治机智或才智的社会批判,而不是纯粹的闹剧或滑稽戏。

其中不乏夸张的形体表演,孩子的天真与苍凉的现实形成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才是真正的笑中带泪,一个时代的缩影,永远不会过时。

讽刺大多用于否定性的内容,常以尖锐泼辣的讽刺和嘲笑揭露和抨击现实生活中的反面事物。
这种喜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反面角色,往往品质恶劣,行为乖谬,当他们的面目随着戏剧从图的展开而彻底暴露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含有讽刺意味的笑。
好莱坞热衷并擅长将贵族、政客和大人物等拍进电影里,对他们进行调侃。

默片时代,卓别林表演的经典工人形象,更辛辣地讽刺了资本家,令人念念不忘。

它不像讽刺那样辛辣,而是把内容和形式中美与丑的复杂因素交合为一种直率而风趣的形式外化出来。
列宁认为:“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幽默感是自尊、自嘲与自鄙之间的混合。”
阿里斯托芬流传下来的喜剧,多数属于这类表现形式。

英式幽默也独得其中三味,大致表现为尖酸刻薄语气的吐槽、热爱双关的语句和自黑精神,福尔摩斯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福尔摩斯迷妹们告诉我,听大福那叭叭叭地小话儿,是不是让人欲罢不能?


我国向来擅长师夷长技以制夷。

正如我们可以复制开发软件、照搬商业模式,但需要从头开始投入开发芯片一样。
有些东西,只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过,从翻拍的效果来看,这些高分高口碑海外剧中国版的翻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本土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制作的缺失、还是文化的隔阂,文化这东西,不是拿来主义,没有正确答案,落下的作业只能靠自己慢慢补。

中国喜剧仍停留在天才的灵光乍现,周星驰的无厘头,就是没人演的出他的精髓。
开心麻花的喜剧套路,离开了沈腾和马丽挑大梁,其他几部新人做主演就是扛不起大旗。

但实际上,百因必有果,电影终究是观众买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电影是普罗大众的艺术形式,必须迎合普适性的审美需求。

我们至少庆幸,中国电影人的底线还没有将这些网络大电影搬上大荧幕。

否则,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全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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