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以赛亚·伯林的人生与学术：观念的力量如何影响世界？
【编者按】
10月7日，传灯人线上分享会邀请了译林出版社编辑、“伯林文集”统筹人陶泽慧为读者分享：“观念的力量如何影响世界？——以赛亚·伯林的人生与学术”。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欧美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也是观念史领域的先驱，他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和多元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生活的一块基石。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也是一位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生活的行动派思想家。他曾在二战期间出使美国，负责为英国政府撰写舆情报告，并得到丘吉尔的赏识。他创办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使其成为剑桥最活跃的研究生院之一。他本人便是观念影响世界的最佳典范之一。在当天的活动中，陶泽慧从伯林的人生和他最重要的思想出发，探讨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用人生来证明他的理论的。以下是分享内容的整理。
沃尔夫森学院内的以赛亚·伯林像
长久以来，我便对思想和观念的历史感兴趣。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王国兴衰，朝代更替，人类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历史，总给人以一种循环的感受。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进步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其中有没有观念和思想的成分？
而在西方梳理人类进步历史的各种流派中，观念史或者说思想史是其中相对晚近却拥有强大解释力的一个分支。它审视人类思想和群体观念的改变，从中梳理出脉络，并观察人类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出今天的思维。谈到这个流派，就必须要提一个人物，那就是以赛亚·伯林爵士。伯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学者，曾经有人评选过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成就，其中最重要的著作评给了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最重要的论文则评给了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伯林的主要学术成就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可以说是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后，自由理论的最重要发展。伯林对自由的两种形式的辨析，不仅帮助我们以更为具体和实践的方式看待人类的自由，也帮助我们看清了现代社会对于自由的诸多滥用形式。
第二，他是多元主义的最重要推手。伯林始终认为，人类的社会是极其复杂，没有定论的，所以他始终警惕那些用单一理论来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思潮。他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觉得美好的事物，本身可能存在冲突，而我们需要学会认识这种本质上的不调和，并且以更包容的态度去看待这种冲突。
第三，他写下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观念史作品，对浪漫主义、启蒙运动、俄国思想阶层以及犹太人的思想历程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论述，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场场思想运动和嬗变是如何渐渐成型、发扬壮大，并遭到反对，得到反思。
接下来，我将从伯林的人生履历讲起。他是一个阅历丰富、交友广泛的人，我想，听完他的人生经历，你可能会更容易明白，他是如何发展出他的学术观点，以及我们能够从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得出什么样的宝贵经验。
以赛亚·伯林的人生
以赛亚·伯林生于1909年，死于1997年，他的人生跨越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他在临终前不久，曾经接受过BBC的采访，被问到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他回答说，20世纪的人类可谓多灾多难，经历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以及无数苦难，但是他也见证人类创造了无数天才的智力成就，他认为自己度过了堪称丰富的人生。
以赛亚·伯林
伯林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有三条主线。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终身都认同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其次，他的童年在沙俄度过，他对那片土地和那个民族的智识和命运都有着深深的关切；最后，他在英国接受教育，得到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熏陶。正是他人生的这三条主线塑造了他的思想和观念。
伯林1909出生在俄国的里加，也就是现在拉脱维亚的首都，他的父亲是犹太木材商人，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他们举家迁徙到圣彼得堡。伯林从小就像其他犹太人那样，在自己的祖国过着一种旁观者的生活，他在自家住所的阳台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那个时候的他可能还不明白这些红色运动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当他后来回到苏联，看完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他会跟这些思潮有着更为深入的接触。
在他11岁的时候，随着俄国反犹主义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犹太人在俄国的处境也越来越糟糕，他的父亲通过各种方法，将家人送到了英国，后来自己也搬迁到英国，在这里安顿下来。
以赛亚·伯林的大部分学校教育都是在英国完成的。伯林非常非常聪明，他轻松地考上了牛津大学，一路开挂，在哲学系还拿了最荣耀的约翰·洛克奖；毕业一年就在牛津当起了老师，并且入选了牛津最厉害的全灵学院，成为第一个入选该学院的犹太人。这对于一个年轻学者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全灵学院是当时牛津最精英的学院，只对最优秀的学者开放，条件苛刻，考试严格，要求掌握好几门外语。所以伯林入选全灵学院的事情还登上了《犹太纪事报》，成了犹太人的荣耀。其实这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也是很难得的，因为二战前，整个欧洲都有普遍的反犹情绪，英国虽然好一点，也不能例外。而反犹情绪最严重的德国选择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犹太人在当时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栖身之所。
他在牛津做了几年研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越来越不能忍受远离社会的象牙塔生活，于是他主动请缨，加入了英国外交部，作为外交使节外派美国，负责观察美国政坛和社会，撰写舆情报告。他的舆情报告很受丘吉尔赏识，并且从此成为丘吉尔的朋友。
战争结束后，他暂时仍然待在外交部。1945年他访问苏联，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不朽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灵魂，阿赫玛托娃为这次见面写下了《诗五首》。他还帮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医生》手稿带出了苏联，使得这部诺奖小说得以面世。后来，英美政府将这本小说的俄语版本，通过广播电台的形式向苏联人民播放，伯林出面反对这件事情，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为了反对苏联当局，其次，这样将文学作品用作政治宣传是卑劣的行为，而且它将仍旧生活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置于危险的境地。英美政府的作为将诺贝尔文学奖变得政治化了。伯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他的现实感。
二战后，随着纳粹大屠杀的曝光，犹太人的苦难成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本来不太可能成立的以色列国，也成为了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选项。伯林和以色列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魏茨曼和本·古里安都交往密切，本·古里安希望任命伯林为以色列国外交部部长，却被伯林婉拒了。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个辩论，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要么选择生活在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要么就选择生活在其他国家，放弃犹太人的身份，融入当地的社会。伯林以身作则地驳斥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他遵守很多犹太习俗，并且力争犹太人可以生活在其他国度，并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是他对全世界犹太群体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战结束后，伯林也渐渐回归了学术群体，始终活跃在教学和学术前线。他发表、出版了众多思想史、政治理论的学术作品，并在此后的余生中将时间都献给了讲学和著述。他在1967年领衔创办了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出任第一任院长，将沃尔夫森学院扶植成为牛津最多元化的研究所院。他因为著述成就，被先后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在他过世后，《纽约书评》的主编西尔弗斯专门集结了一大批顶尖知识分子，出版了一部纪念伯林的作品，叫《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其中作者包括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阿摩司·奥兹等重要的学者和作家。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伯林一生交友甚广，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在政界，他的朋友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建国元勋魏茨曼和古里安；在学术界，他跟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等一众大咖都有密切来往，所以也难怪，他的人生被他的传记作者叶礼庭称作是一部微型的20世纪史。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伯林主要的学术思想。
两种自由的概念
自由其实一直是人类从古至今关注的话题，很多人都发表过关于自由的言论，比如说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1775年3月23日于殖民地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以如下话语结束了他的演讲：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意思是不自由，毋宁死。而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自由是压倒一切的人类价值。又比如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勇敢的心》，在这部电影里，为苏格兰独立战争而奋战的威廉·华莱士在临死前喊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freedom，这当然是现代人对于威廉·华莱士的一种改编，代表了苏格兰人追求自由，不愿意臣服于英格兰人的意志，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不受英格兰人统治和奴役的自由。不过有趣的是，《勇敢的心》的导演兼主演梅尔·吉布森实际上是一个爱尔兰人，而爱尔兰和苏格兰各自的独立运动在历史上互相交织，也是英帝国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块领域。
电影《勇敢的心》剧照
但是我们聊了这么多人们对于自由的应用，自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但是它的内涵却从来都没有清晰过。人们对于自由有很多看法，有的人觉得自由就是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也有人认为，自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妨碍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这些直观的理解都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并不准确，也无法帮我们准确地超出口号，真正地在生活中运用自由。
我们都说英国是老牌自由主义国家，而自由的观念也确实是由一溜英国人发展完善的观念，从早期略有涉及的霍布斯和洛克，经过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系统阐发，再在20世纪由以赛亚·伯林进行区分，自由也就带有了很浓厚的英国风格。
我们国家最早介绍自由观念的作品就是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自由》。它是西方首部专论自由的作品，严复最为其中打动的一点就是，自由是一种极其具有个人主义观念的概念，它严格地划分了社会以及政府干涉个人的界限。我们都知道中国从来都是宗族社会，个人是从属于家庭、宗族和社稷的，个人自身的观念是比较弱的，这可能也是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感到最新鲜的一部分，所以他把书名翻译作《群己权界论》，说明他把自由解释为为群体和自我权力划界。
我们先来看看密尔是怎么阐发自由的理论的。密尔认为每个人因为能力、经验和天赋的差异，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而当个人所做的事情完全有个人承担其责任，并对他人和社会无害时，则他享有自行其是的自由，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没有对他进行干涉的强制性权力。密尔最为担心的是，自由很容易受到他人的侵害，他发明了一个观念，叫作“多数人的暴政”。密尔认为，如果社会事事都强调以少数服从多数，将多数人的观念强加给少数人时，那么在那些完全可以由个人自行决定的领域，个人的自由就会受到侵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密尔关于自由的概念中，有着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因素。
密尔还阐发了自由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多种好处，保障言论自由能够为思想进步创造有利条件，保障个性自由是使得大多数人能够追求人生的幸福。而且密尔还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政府的职权进行限制，除开自由的缘故以外，他还列举了三个理由：首先，有的事情，交给民间去做会比政府做得更好；其次，有些事情，虽然个人做不比政府做得好，但因为让个人去做，有着重要的社会教育意义，也可以交给个人，陪审团制度便是由此而来；最后，政府的职权已经很大了，对于其权力的扩张要保持适当的警惕，这本身便是先知政府职权的最佳理由。
这些内容在密尔的《论自由》中，都有详细论述，群友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专门阅读这本社科经典。这本书在国内有很多译本，我比较推荐孟凡礼的译本，新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论自由》
到了密尔这个阶段，自由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已经非常丰富了，那么伯林是怎么对这一理论体系添砖加瓦，做了进一步补充的呢？
伯林对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
伯林就职牛津大学齐切利政治理论教授，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演说，叫《两种自由概念》，后来它作为论文刊出，被誉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成了自由理论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
所谓消极自由，消极可作被动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有免于阻碍和干涉的自由，无论我是否想做某种事情，都不应该受到阻碍或者干涉。伯林和友人在牛津散步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说虽然我现在不打算去牛津大学的教室，但是我去教室的路上不应该被人为地设置障碍，使得我想去而去不成。
所谓积极自由，积极可以作主动理解，当我具有积极自由的时候，我可以主动地实现某种我想要达成的事情或者状态。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区别，消极自由不一定需要完成特定的目标，它更多的是一种不受干涉的状态，而积极自由则有着主动实现的目标。这两种自由是有区别的。
这里我想用一本去年很火的书来举例子。可能有些读者读过塔拉·韦斯特弗的Educated，中译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如果没读过的话我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内容主旨。这本非虚构作品的女主角，即作者本人出生于美国一个相对极端的摩门教家庭，她的父母认为现代教育是对人们心灵的玷污，而现代医疗则是对人体的玷污，它们都会使得人们背离上帝。塔拉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开始没有去上学，生病了也都是采用家庭制备的草药和膏药疗法。后来，她通过自我教育，得以脱离原生家庭对她的控制，实现了对个性和个人生活的追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极端摩门教对于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的抵触，就恰好侵犯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我们先看抵触现代教育，大家都知道现代大部分国家都推行免费的义务制教育制度，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国家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教育是一个人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发现自身潜力、追求价值实现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所以公立教育不可废除，国家始终要为社会上最普遍的人群提供公平且有可靠质量的教育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教育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获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基本能力，所以提供基础教育能够以非常典型的方式保护我们的积极自由。
那么我们再看抵触现代医疗，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生并不是在医院里度过，大多数人也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需要去医院看病，但是能够得到现代医疗的救助，在这方面不受阻碍，是每个现代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身自由的一种保障，这是非常典型的消极自由的范畴。
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两种同样值得欲求的事情，它们都有可能被滥用，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中，积极自由的滥用表现出更加深远的影响，也更需要我们去警惕。
消极自由其实跟密尔的观点很像，即社会和政府能够干涉我到什么地步，它的界限相对清晰。但是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这就有了非常大的误解空间。
积极自由存在许多种扭曲的可能性，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将自己等同于更大的集体，而对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我们会将自己等同国家、政党和民族，而对真正属于个人的自我进行压迫，这是极权主义奴役个人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当我们以自由的价值观来理解人的时候，人就必须首先是个体，而不是集体。
积极自由还有一种滥用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滥用，当自我在客观环境中无法实现的时候，人们会通过弃绝自我，退回自己内心的城堡，宣称自己并不想要那些值得人们欲求的东西，将人们有自由做的事情，变成了人们有自由不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我们通过消灭欲望，来实现不受欲望摆布的自由。这更多的是一种回避，而不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
伯林对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点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形式，丰富了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也点出了滥用自由的多种可能性。正是伯林对于自由观念的贡献，使得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
价值多元论
与价值多元论相对立的，我们通常称作价值一元论。一元论认为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统一的，无论是美、公正、平等、自由，最终都是协调一致，可以组成一个完美的和谐体。但伯林认为世界不是这样的。这种观念其实来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一项很伟大的人类智识成就，它为我们树立了科学的力量，也把欧洲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启了人类心智的解放。但是启蒙运动也有它自身的逻辑走向，它认为人世间的一切谜题都是可以解开的，目前之所以没有解开，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任何矛盾也都是可以协调的，之所以现在还有冲突，也是我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但是走到这一步，启蒙运动就开始变得有一些危险了，因为如果说一切都可以调和，一切都可以认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全知全识、和谐美好的乌托邦，而我们所奋斗的一切目标都指向这个乌托邦，当乌托邦无法抵达的时候，人类就不惜发明体系去抵达乌托邦。
伯林又一次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类追求的美好事物本身就是无法协调一致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平等和自由。我们不可能既做到完全平等，又做到完全自由，为了让每个人都享有社会文明的基本保障，确保每个人都温饱，我们必须通过财富的再分配，从高收入群体取走他们的部分收入，来实现社会必要的平等。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人与人在天赋上的差异，不强求绝对的平等，允许每个人自由地发展，并把社会治理的位置留给那些有天赋的人。平等和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并不总是得到完美解决的紧张关系，当我们面对具体的人类事务时，我们有时候需要牺牲部分的平等，来换取求取必要的自由，或者牺牲部分的自由，去求取必要的平等。
除此之外的范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公正与仁慈也是一对矛盾的人类美德。
所以很多人类价值不能完美调和，也不存在一个社会，能够让所有好的东西都能够和谐并处，为人类所享用，这些好东西时常会互相博弈，需要人类动用智慧去协调它们的争端。而伯林认为，在冲突的价值中求取人性的解决方案，就构成了我们解决人类事务的现实智慧，而拥有这种现实智慧的前提，就是懂得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也会担心，伯林是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如果完美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而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又互不相同，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有缺憾，那么做什么都没有绝对的意义了。然而伯林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既然彻底和谐的状态难以抵达，那么我们只能转而折衷，以现实的情况为准绳，对于不同价值有所取舍。伯林认为人类对于基本的价值有着共同的追求，而在现实情况下去探讨大家共同的底线，并通过适当的群体决策去达成一个虽然不是最优但大家可以接受的社会方案，就是价值多元论的意义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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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这本书是伯林唯一的专著。在此之前，伯林从事分析哲学研究，但也许正是世界的改变，让他意识到，分析哲学并不能真正切入这个复杂的世界，他转变了志向，开始做观念史的研究，而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这位改变世界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伯林所用的方法也并非实际上考察他的政治遗产，而是梳理了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发展过程，通过观念史的角度，帮助我们看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流变的整个过程。他没有把马克思神化，也没有把他妖魔化，而是为我们梳理出一个因思想而过完了丰沛一生的人。这本书被《经济学人》誉为是英语世界最好的马克思通俗传记。
《浪漫主义的根源》
这本书是伯林接受美国国家美术馆的邀请所做的梅隆艺术讲座演讲稿集结。微博上的云中上师曾经发过一条微博，称赞这本作品是当今了解浪漫主义思潮源起的最佳作品，并且认为译者张箭飞老师的译笔非常精湛，体现了伯林澎湃的演讲风格。伯林将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两条线索结合在一起，写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写出它如何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面貌。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之后，世界不再一样，但是伯林之后，浪漫主义不再一样。
《自由及其背叛》
这本书是伯林在自由研究上面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他考察了自由观念的发展历史，找出了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这六个曾经在历史上歪曲自由要义的大思想家。比如说卢梭曾宣扬自由是人类最高的价值，他也曾说：“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和说一个人成其为人，是一回事。”但是过分地拔高自由，并无助于我们真正地获得自由，反而可能会让别人借自由之名实行迫害。自由的狂热崇拜者实际上才是自由最大的敌人，因为他最难识破。爱尔维修是典型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他完全相信理性的光芒，相信我们可以像研究物理和化学一样，研究关于人以及与人有关的社会学科。他认为进步会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会抵达一个终点，在那里自由是不被需要的。爱尔维修所设想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它告诉我们启蒙运动走向极端会是怎样的情景。伯林还解读了圣西门，展现出了我们不曾了解的面相。如果我们遵照教科书的解释，可能会把圣西门理解为空想社会主义家，一个为马克思的出现做铺垫的人，但是在伯林的观念史梳理下，圣西门立体了起来。他相信社会精英的潜力，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民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位置。他的乌托邦更像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等级森严，哲学家为王，诗歌受到排挤，普通人只有臣服的份。
《伯林传》
《伯林传》由加拿大著名知识分子叶礼庭撰写，叶礼庭不仅是犹太人，而且童年也在苏联长大，这使得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伯林的学者之一。叶礼庭用了十年时间，常常在下午来看望这位老人，与他促膝长谈，回忆伯林在20世纪的人生往事。在这部伯林最好的传记里，你可以读到一个智者，他几乎完整经历了20世纪。经受了它诸多苦难的人，终于明白人类的事务是多么复杂，完美的方案是多么遥不可及，而难能可贵的“现实感”是多么必要。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个学者，他如何经历了俄国革命、世界大战、犹太建国，探访了战时美国、铁幕东方，对人性的悲剧和他人的处境有着怎样同情的理解。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正直的人，他如何将多元和包容性奉为自己核心的准则，同时又度过了不曾与自己的理论相违背的人生。伯林的人生是一部献给20世纪真正自由之人的历史。在伯林那里，人类因为对于自由的恰切理解，而真正肩负起共同生活的沉重责任。
《观念的力量》
这部观念的力量，是伯林的文章合集，它和《卡尔·马克思》一样，也是首次在大陆出版，里面特别收录了一篇伯林应我国欧阳康教授的邀请，梳理自身学术道路的文章。除此以外，还有令他成名的俄国思想家研究，关于自由的论述，论犹太人受到的奴役，他用这些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证明了一个观点：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而可怕的观念也可以给世人带来厄运和灾难。
《概念与范畴》
收录了伯林早期的哲学论述和后期数篇关于科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和多元主义的文章。伯林总是说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抛弃了纯粹的哲学研究，转向观念史领域，但我们还是能够从本书收录的前后期文章中辨识出他学术生涯关键的连续性，这正是伯林之所以是伯林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