羸弱的虎崽 |《国学与王朝》连载②

羸弱的虎崽

早在古老的《诗经》里，已经有了“六月莎鸡振羽”的记载。《诗经·豳风·七月》。其实，那是夏秋之夜纺织娘在最为原生态的绿色家园里振翅奏起的欢乐颂，也是强劲的生命之歌。

迁入淮城南门更楼东故居的第三年，就在这样的莎鸡振羽、遍野欢唱的六月之夜，一个小生命在罗家诞生了。

按照罗振玉自记，他的生辰为同治五年丙寅六月二十八日子时，亦即1866年8月8日夜晚。丙寅为虎年，子时则在半夜，是新的一天的起始。可以设想，他这头小於菟在这样一个大顺大发的日子、周而复始的时辰呱呱落地，该给全家带来多少惊喜！

还有他的取名也很有意思。

罗振玉初名玉麟，应该是他的祖母方氏为喜添一孙而借了“麒麟送子玉如意”的古谣，以示罗氏门庭祥瑞之兆。稍长，父亲给他取名宝钰；十六岁赴绍兴原籍应童子试，乃改名振钰，字式如；而他那“金声玉振”行于世的振玉之名、叔蕴之字，则是在入县学（考中秀才）后改定的。可以说，他的名虽有更易而始终不离一个“玉”字，且内蕴了祥瑞之初意。至于日后以“雪堂”之号名满中外学界的叔蕴先生，在不同时地、不同境遇，或因治不同之学而曾用之所谓室名别号，在近世学人中恐怕没有比他更多的了。参见萧文立《罗雪堂自称集释稿》，《罗雪堂合集》卷首函，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淮乡好客。小玉麟诞后第三天，恰以生子三日为“三朝”罗振玉：《俗说·三朝》，《贞松老人遗稿》甲集（1941年）。，罗宅里特设了酒筵招待亲友，称“汤饼宴”。罗振玉颇为乐道的是，他父亲的盟兄弟劳乃宣，此时恰在淮安，亲赴了这个“汤饼之会”。后来在京畿数县做官的劳乃宣于庚子（1900年）“拳乱”中辞官南归，曾有“三十五年真一梦，观河惟见雪盈头”的感叹。当他从京杭大运河乘船途经淮安时，有诗咏道：

古堤衰柳不成林，落日孤帆雁影沉。

又过淮阴城下路，西风何处吊媭砧。劳乃宣：《归舟初咏》之八，《归来吟》卷上（1915年自刊本）。按，劳乃宣（1843—1921），字正初，号榘斋、韧叟，浙江桐乡人，清同治进士，庚子（1900年）年间曾撰《“义和拳”源流考》，“力主禁惩”，但不能“见信朝野”，乃辞官南归（《归来吟自序》）。戊申（1908年）“应召出山”，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代理大臣等职。

他在诗后自注：“先伯姊昔居淮安。”确证了他当年来淮安探亲访友，赴宴恭贺罗家生子添丁；而被识于“三朝”襁褓中的罗振玉，则正是在三十五岁、事业有成的庚子（1900年）之年，首次面见了这位南归来到上海且已满头白发的长者。人生当然不是虚幻之梦。但时势变更，这两位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隔代人，后来却成了“同官学部”的上下级，又在改朝换代中殊途同归，一道做了“胜朝遗老”！

还须补述的是，当罗振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罗树勋（字尧钦）守业在家，他的叔父，后来做了江西遂昌教谕的罗树棠（字仲全），正居家攻举子业（次年中举）。罗振玉的祖母方氏带着两兄弟从清河迁出之初，原居于距淮安城十数里的山阳河下。那里至今仍被称为别具古风远韵的“河下风景区”，当时则为漕运重要关卡和食盐集散中心，商旅云集，繁华异常，在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攻占清江浦（淮阴县治）的战乱中遭受重创，河下罗宅亦在战火中被焚毁，“乃至郡城别购更楼东赵姓宅”。见罗树勋遗稿《居俟居自订年谱》，转引自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第14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罗振玉一直忆念位于淮城更楼东的这座宅院，并取名“面城精舍”，也在一定意义上喻示罗家迁到这里以后，才有了一个宜尔室家、相对安宁的居住环境。

罗振玉兄弟以“振”字排行，他居第三，在他上面，有长兄振鋆、次兄振镛。罗母范氏生有五子六女。罗振玉之后，有四弟振常（初名振铭）、五弟振銮（三岁殇）；姊妹则以“宝”字排行，如长姊宝□、长妹宝书、次妹宝珊等。又，近人将罗氏所称“伯兄”之“伯”误为“叔伯”，乃将本为胞兄弟之振鋆、振常误为堂兄弟。特一并说明。他生肖属虎，却生而羸弱，母亲范氏特为他雇了位奶妈哺乳，直至三岁。罗振玉《集蓼编》谓“五岁勉乳，是年入塾”，这里按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所记。有意思的是，因为体弱，他儿时顺着诸姊妹的“宝”字取名宝钰。看来，他被男当女养，像小女孩般受着长辈的宠爱。

但是，由孩提之童而长大成人，人是在变易不易中过来的。虎不是被誉为山中之王吗？同样有意思的是，罗振玉日后曾有咏虎诗赠给与他同属虎的挚友蒋黼，称“山君威望久惊人”“白云深处稳藏身”。罗氏赠诗详情，参见本书第五章蒋黼节。虎虎生威的“山君”，原是由羸弱的小於菟长成的。再往后，胡适谈到他于20世纪20年代所见寓居天津的罗振玉，“身材高大”，漂亮有活力，说话有风采，与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述“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很慢”，可谓判若两人。按照胡适的论学标准，罗振玉毫无疑问是属于“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工夫”并“有大成功的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03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当然，所谓“高大”是相对而言。我们如果取其“写真”，例如，看他与体魄颇为壮硕的刘鹗合影，就略显清瘦，而身高相埒；与王国维合影，则体态相当，而个子高出了半个头。大致说来，应该在一米七上下，中等偏高吧。

这也就是自称生而羸弱，壮岁以后“体质不健而精力绝人”（罗继祖语）的雪堂先生之本来面目吧。

“先祖匪人”与“鸟之雌雄”

且再回叙罗振玉童年往事。

小宝钰刚离奶妈怀抱，差不多还在蹒跚学步，就由长姊教他认字。四岁当年，识字千余。次年五岁，正式入塾读书，开始念“关关雎鸠”的《诗经》，且看其学业进程：

六岁，读“四子书”，即被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七岁，读《尚书》；

八岁，读《易经》……

罗振玉曾说：“赤子之时，受教育之始。”故主张“早教谕”。罗振玉：《〈周官〉教育制度·胎教第三》，《教育世界》甲辰第八期，1904年6月。虽不能说体弱者皆早慧，但绝顶聪明者每多体弱早慧；他回顾入塾之初的读书生活，说：“一岁之中，病恒过半，故读书之时少。”罗振玉：《集蓼编》，本节引语出此编者，不另注。怎么办？祖母方氏既赏识他自幼聪颖过人，“器异之过诸孙”，又不因其体弱废学，而是督课至严，除非卧病在床，仍要求入塾读书。塾师则赞其早慧而虑其不寿，乃对他父亲尧钦公说：“此子若得永年，异日成就必远大。”所以，私塾就办在自家宅院里，给了体弱多病的小宝钰以“便宜行事”的上课方法：

一曰“默坐暗诵”。旧时读书，诵读是一项基本功。在诸兄的琅琅读书声中，他跟着暗诵。记熟了，再向塾师背诵。

二曰“摊书静听”。那时上私塾，诵读之外，就是听讲。塾师因为他体弱，授而不讲，在向诸兄讲课时，让他摊开书本，在旁边静听，以领悟课文，晓其文义。

罗振玉的这位塾师叫李岷江（讳导源），山阳拔贡生，教了一辈子书，李师曾为罗振玉父亲及叔父授业，而今又教他们兄弟读书，所以要算罗氏两代人的老师了。李老先生的可贵之处，恰如他的“导源”大名所示，在于能引导和鼓励学生思考课文，勇于发问，师生切磋，疑义相析。用罗振玉的话来讲，就是有所疑，辄就质于师；师赏其用心，必为明白指导。后来，他追忆李师往事，特举了听课中的两个例证。罗振玉：《欹枕录·李岷江师》，《罗雪堂合集》第十函，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之一］ 质疑“先祖匪人”

一天，李老先生为罗振玉长兄讲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逐字释义，循文讲毕，说，古人质朴，故有此言，若今直斥先祖为非人，则不可矣。

罗振玉摊书听讲，觉得意有未安，乃提出质疑。于是，师生间有了如下对答：

李：“文固未安，但意实如此。若按你的理解，当作何解？”

罗：“此二句之意，恐与‘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同。言先祖亦人耳，非与人异也；人情莫慈于祖父，何忍见子孙所遇如此，而不恤之乎？”

李闻之大惊，坦然承认自己原先未解，说：“诗意固如此。不意予尚昧，而汝已明也。”他大为激赏，特召罗父尧钦公告之，说：“此子异日，必以学术名当世！”

应当注意：这时，罗七岁，李则已年届七旬。所谓“诗意”，殆指“先祖”两句出自《诗经·小雅·四月》。为了知其意，解其义，笔者兹将原诗移录如下：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一般认为，这是“遭乱自伤之诗”。朱熹：《诗集传》卷十二《四月》注。全诗八章，此为首章。“先祖匪人”云云，实乃现代修辞中之“反诘句”，今以白话解读，释为：“我先祖岂非人乎，为何忍心使我受苦？”高亨：《诗经今注》，第3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与罗氏当年所解，大致相当。

罗振玉在质疑中所举“母也天只”两句，则出自于《诗经·鄘风·柏舟》，为便于解读，亦转录于后：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柏舟》凡两章，皆以“母也天只”两句作结；此为第一章。）

《柏舟》是《诗经》中，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之一。无论旧注新释，公认写了女子誓死不嫁他人的心意：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比天还大，何以如此不体谅我心？参见朱注“母也天只”两句：“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极，而何其不谅我之心乎？”《诗集传》卷三《柏舟》注。尚属七龄之童的小宝钰当然不可能有诗中女子那样深层次的感受，但他却能由“母也天只”的亲情举一反三，领悟为母为祖，“不谅人只”与“胡宁忍予”实有相通之处。李老先生又怎能不为之激赏呢？

［之二］ 提问“鸟之雌雄”

再一天，李老先生为罗振玉长兄讲“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说：“人皆自谓圣，然孰哲孰否，亦如鸟之雌雄不辨也。”这本来辞达意明，讲得甚为顺畅，但罗振玉却在静听中别有所思，就“鸟之雌雄”当堂提问，且引发了另一次饶富情趣的师生对答：

罗：“师言是也。但何以独以鸟为譬，而不以他禽兽乎？”

李：“按照你的意思，为何要‘以鸟为譬’？”

罗：“鸟兽雌雄，往往于其毛色知之，若鸡凫之类皆是。惟鸟则雌雄毛色不异，无从遽别，犹人之圣否，无从一见而判也。”

这真让李老先生既意想不到，又欣喜万分。罗振玉追忆这段往事，曾深情地写道：师欢甚，抚予曰：“此足以启予。汝虽幼稚，异日必成大儒。勉之矣！惜我老，不能待汝长也。”《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亦录载《欹枕录·李岷江师》，文字、标点间或有讹，如“具曰予圣”两句，标作“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又，“孰哲孰否”，“孰”误作“熟”。特一并注明。

那么，李老先生何故手抚小宝钰，如此赞勉有加？原来，“具曰予圣”两句，乃《诗经·小雅·正月》极寓讽喻之意的关键句，原诗如下：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

民之讹言，宁莫之惩。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

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

（《正月》系《诗经》中篇幅最长的篇什之一，凡十三章，此为第五章。）

我们吟味诗意，就会明白：起首“谓山盖卑”两句，是说发生了山崩陵塌的灾祸；民间谣言四起，严禁也行不通。官府请人出来澄清，于是有了“具曰予圣”的结语。而“具曰”，即都称自己“圣明”的，又是谁呢？一是“故老”，就是资深老臣；二是“占梦”，古代专掌占卜吉凶灾祸的官员。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自称“圣明”的人，可有谁识得乌鸦的雌雄？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是嘲笑他们的无知，鞭笞朝政的腐败、官吏的昏聩。

不过，诗无达诂。李老先生却从贤哲与否的层面上，取了“鸟之雌雄”这个比喻，对“具曰予圣”做出了颇有哲理性的析解，指出：人皆自谓圣，然孰哲孰否，亦如鸟之雌雄不辨也。他并未直斥“故老”“占梦”无知，但对贤不肖的褒贬之意，则是很明晰的。而年幼又绝顶聪明的罗振玉，更驰骋其孩提之童的想象，进而提出了为何“独以鸟为譬”的问题，并且由鸟及人，专从鸟兽的毛色异同，对“具曰予圣”两句做了被先生赞为“此足以启予”的另类解读。这就是，一般的鸟兽，如鸡凫之类，可由毛色知雌雄，而乌鸦之所以难辨雌雄，就在于毛色不异；这恰如人之是否为圣贤，并不能看表面，故“无从一见而判也”。

其实，这正表现了学问家由不疑处有疑的禀赋。李老先生以“汝虽幼稚”而期之“异日必成大儒”，应该说是有眼光的。后来，罗振玉论述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时，曾剖析旧式教育之弊，说：

盖由于幼稚之年，不通文理，昧然口诵；及既成长，又溺于制科，学而不思；而一二考据家，又仅知辨析训诂之毫分，较量家学之同异。罗振玉：《论语讲义一》，《教育世界》辛丑第六期，1901年8月。

光有“昧然口诵”，怎能开启学生的智力？所以，罗振玉竭力倡导“教授之术，在诱起人之自制自动力”；老师教人，“在导诱学者之疑问，令反复辩难，以穷其理”。罗振玉：《〈周官〉教育制度·教育家第二十一》，《教育世界》甲辰第七十八期，1904年7月。这些不正包含了他早年在塾读书的甘苦吗？

罗振玉还回顾说，他五岁受《毛诗》（即《诗经》），至九岁读毕“四子书”及《书》（《尚书》）、《易》（《易经》）。就在九岁这一年（1874年），塾师李岷江负病返家休养，一年后病卒，终年七十余岁。李老先生卧病期间，仍关心着体弱多病的小宝钰，经常从十多里外的河下老家，托人进城来罗家询问其身体及学业。人的一生，能有多少知己？罗振玉则以“导诱”了自己学业的李岷江先生为知己，直至晚年犹感慨万端地说：“平生受知最深者，必以师为之首。”

这样的师生情深，是值得传于后学的。

祖母与对对子

前述童年受教育，那时叫作“束发受书”。这是人生重要的起步。所以，九岁前的“受书”经历，包括塾师的导诱、勉励，就成了罗振玉早年最为珍贵的记忆之一。

继之，十五志学，三十而立。罗振玉也确是循着他尊之为“亚洲第一教育大家”，提出了“论教育第一纲领”罗振玉以《论语》“学而时习之”一段话为《论教育第一纲领》，参见《论语讲义一》。的孔子所示轨辙，成其学，竟其志；而学业之外，对他的性格、操行，乃至立身处世影响至深且巨的，则是他感念终生的两代太夫人：祖母方氏、母亲范氏。

应当指出，罗振玉作为中国家族制度培养出来的孝子顺孙，不仅以他自幼及壮的亲身感受，将方、范二氏引为楷模，而且为着报“两世苦节艰辛”的太夫人“劬劳之恩”，还曾打算在淮安“建家庙以奉祀”，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卷三《甲子岁谕儿辈》，《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下）。亦即把现被标为罗振玉故居的罗氏城南老宅，改建为纪念两代太夫人的祠堂。可见两位老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先说上一代太夫人，祖母方氏。在罗振玉童年的记忆里，那真是至德铭心坎，懿行暖情怀。他曾以古朴的文字写道：

先王妣治家严肃，予幼时生长春风化雨中，故性至驯顺，不为嬉戏。罗振玉：《集蓼编》。按，所谓“驯顺”，不同于世俗的“听话顺从”，而应指尊老孝顺，合乎道德规范。

这里，最关紧要的是一个“化”字。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中庸》第二十二章。参天大树，由何而起？不是揠苗助长，而是浇灌培育。罗振玉说，他儿时“驯顺”的品性和不为嬉戏、好学深思的习惯等，皆由祖母化育而成。据罗继祖查考，方太夫人“籍安徽桐城”。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第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按，书中扼要记述方氏身世简历，可参阅。桐城方家，曾出了“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清中叶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等，在明清两代，声誉四播。方老太太以七十寿终（1890年），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至光绪五朝。方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嫁入罗家，是翼云公的续配夫人。翼云公前妻生有一女，二子即罗振玉父亲树勋、叔父树棠，均方氏所生。当翼云公病逝的时候，方氏才三十一二岁，青年孀居，自立门户，艰难备尝。而尤为罗氏赞叹不已的，则是“方氏太淑人让产事”。原来，翼云公兄弟九人，他排行第三，故在罗氏族谱上称“老三房”。作为迁淮安第一世的罗氏曾祖父希斋公，由做绍兴师爷告老经商，“遂致产数十万金”，留下了丰厚的遗产。除了外出做官的老三外，其他诸子都算得上是“富二代”了，无非吃喝玩乐，游手好闲，任意挥霍，不惟“啃老”，更在希斋公过世后争夺遗产，而将孤儿寡母的三房排斥在外。方氏不与之争，慨然让产，还向清河县报官立了案。后来，争产的几房都败家破产，唯有方老太太以亡夫生前官俸购宅置产，又为当时才十一岁的长子、九岁的次子延师教读，重振了罗氏家门。罗振玉乃以方氏祖母当年让产为范例，训谕晚辈说：

一、 我平生“以让为得”……倘有人心者，当能自知推让；

二、 我平生极恶分家析产，故“分家”二字，我耳不忍闻，目不忍见。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卷三《处理淮安家务谕福成》，《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下）。

但是，我们也须看到，“性至驯顺”的罗振玉是旧式家族制度的绝对维护者。罗继祖曾由巴金的《家》联想到罗氏大家族，但罗振玉毕竟不是觉新，他自己成了迁淮安市四世的“新三房”（相对于他祖父“老三房”而言），虽治理家业，提出族规，但变故迭起，悬念甚多，我们还将在后面叙及。

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祖母方氏让产背后的隐痛。富家子不学好，“富不过三代”的“潜规律”：儿孙恃财败家。当罗振玉五岁入塾读书时（1870年），方氏已及五十知天命之年，且度过了战乱家难而达“门户鼎盛”，孙儿孙女近二十人，本该含饴弄孙，端坐高堂，但她老人家仍亲持家政。所谓“治家严肃”，从大处说，那时淮安城既为南北交通杻纽，商旅繁盛，“市不以夜息”，故严格要求子孙不涉足、不沾染不良习气；从细处说，就是以上一辈希斋公诸子不学好败家为鉴，严明家法。罗振玉记述说，当此之时，“一门之内，肃若朝廷。礼防至严，以一老仆司阍，得入内白事，他仆无故不许擅入，女仆无故不许出内门”；并立有禁蓄婢、禁赌博、禁杀生、禁妇女读小说等家规，她训诲孙辈说：“愿汝长大，永守我家法，度不必问外人事也。”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所以，罗继祖回忆祖父罗振玉说，他一直过着朴素严肃的生活，后来虽曾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多年，但从未沾染吃喝嫖赌等恶习；一生除了著书做学问，其他什么嗜好也没有：不讲吃喝，不去嫖赌，不吸洋烟（鸦片），更不纳妾，不蓄婢。罗继祖：《涉世琐记》，《海角濡樽集》，《长春文史资料》1993年第一辑。凡此，不正是传承了祖母方氏的家规吗？

按照祖母方氏的家规，孙儿五岁入塾读书，“暮始归寝”；她老人家亲自督责诸孙学业，不得任意旷课，不许外出游冶，不为非礼之事，不出非礼之言。不过，罗振玉也不讳言，家规严格，封闭式教育，一旦出门步入闹市，难免“少见多怪”了。例如，就在他七八岁之时，端午节放假，塾师李老先生领着他，让他与长兄一道，随同父亲、叔父来到城里。路过一家铁铺，见工人将烧得通红的铁块夹到铁砧上，举锤锻打，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惊问：这是干啥？李先生告诉他，这叫打铁。他随口吟出了“铁打铁”。叔父闻声笑他“呆”，并出题命对，对此罗振玉记述道：

叔父忽谓予曰：“汝能作偶语乎？”时，师尚未授予四声，然闻师授先兄，故亦知之，乃对曰：“稍知之。”

师亟曰：“我未授彼也。”

叔父曰：“彼既自谓能矣。”乃以“铁打铁”三字命对。

少选，予应曰：“柯我柯。”

叔父曰：“此非汝所能，必汝兄为之。能再对乎？”

予复对以“人治人”。

师益惊喜，曰：“吾往者但期其为学者，今观其吐属不凡，异日必能成大事业。”顾先府君曰：“此子善视之，必亢汝宗。”罗振玉：《欹枕录·李岷江师》，《罗雪堂合集》第十函，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这是罗振玉晚年的追记。让我们再提示一下：此时，他可是老祖母方氏所宠的小女孩般的小宝钰！塾师何故闻他的“人治人”之对而赞叹“异日必能成大事业”？因为，这不是当着打铁的随口戏说，而是严遵《中庸》，道出了儒家“人之为道”的精义，原文如下：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对于这席话，朱熹除注明“执柯以伐柯”出自《诗经·豳风·伐柯》之篇，还特就“君子之治人”做了诠释：

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朱熹：《中庸章句》第十三章，《四书章句集注》，第2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当然，罗振玉并非要以上述儿时之对自矜。他也不是生而知之，所以能作对，完全是由于在私塾听李老先生给长兄讲授平仄四声、默诵暗记的结果。在当时，他也不可能说出朱熹所谓“即止不治”、儒家“忠恕”之类的大道理。但是，由“铁打铁”而至“人治人”的三字之对中，确乎表现了他语出非凡、悟性超常。而当年因此三字之对，特嘱罗父尧钦公善视此子、加意培养的塾师李老先生更不会想到，差不多一个甲子之后（1932年），曾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竟然出了个“孙行者”的对子，作为清华大学的国文试题！1932年，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文科招生所拟国文试题“孙行者”，标准答案“祖冲之”，盖以祖、孙为对。后来成为语言音韵学家的周祖谟，在考卷上对以“胡适之”，而大为出题者陈氏赞赏。参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19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个迥异常规颇为另类的对对子考题，久被称为陈氏学术生涯中的佳话，至今仍是广为传颂的学林珍闻。

看来，三字对里有真学问。始作俑者，其殆罗氏欤！罗氏“铁打铁”之对，嗣后取市井流行语为对者甚多，如“苦中苦”对以“人上人”，“狗咬狗”对“黑吃黑”，“天外天”对“楼外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