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影像|与暮年的海港一期一会

徐亚萍
2020-09-16 14:01
来源:澎湃新闻

“地方的消灭,为都市的消灭铺垫了前奏。”

纪录片《港町》截图 来源:豆瓣

纪录片《港町》(2018)的拍摄所在地,是面临日本濑户内海的牛窓町,这是一个以渔业为居民主要营生的小镇,也是想田和弘导演的妻子兼制片柏木规与子的娘家。牛窓町远离大都市,只有几千常住人口,它所归属的濑户内市,也不过4万居民。

从2009年开始,想田夫妇带着摄影机,往返于世界中心的纽约和位于日本边陲的牛窓,对这个村落的老人、渔民和猫投入观察,产生了《完全和平手册》(2010)、《牡蛎工场》(2015)、《港町》这三部纪录片。我自说自话将其称为“牛窓三部曲”。

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地方经济萧条,高龄化人口增加,从《港町》中可以觉察这些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想田的镜头让我们跟老人们拥有了一段不受打扰的短暂相处。面对耐心的观看者,片中的老人赠予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纫感。

纪录片《港町》截图 来源:豆瓣

地方的消失

根据日本前总务大臣增田宽也的著作《地方消灭:地方创生的理论起源》(2015/2019),日本的人口会在本世纪大幅减少到明治时代的数量,他认为这是一种安静无声的“紧急事故”,已经对整个国家埋下巨大的危机,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地方经济的萧条和文化的消失。

日本都市现代性的超速发展,对村镇最直接的影响是人口流失和老龄化。到2040年,日本将会有超过一半的地方,因为人口过少而“不复存在”。而地方的消灭,为都市的消灭铺垫了前奏。这是《港町》的背景。《港町》是一场告别,它将目光驻足在老人身上,看到似乎不可避免正在退场的生命状态中潜藏的坚韧和美丽。

纪录片《港町》截图 来源:豆瓣

冒犯地讲,老人是独特的拍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永远会比拍摄者多,这让拍摄变成一种不经意间收获的过程(想田称之为“serendipity”,意外收获)。只要保持开机状态,耐心观察和聆听,不要一意孤行,对方会以种种故事相与馈赠。

另一方面,在象征意义上,老人连接着死亡与当下的无知,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在不经意地重述或泄露某种秘密,观看的人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破解。在《港町》中,每个老人都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他们的语言没有剧本,动作不需编排,只是溜进镜头,就强有力地构成了一个史诗般的剧场。这也许是因为,即便他们说出的话轻松日常,做出的动作不加修饰,却带有岁月的厚重和浓度。

我不想对牛窓町的老人做一种过度浪漫的转描。事实是,纪录片悄无声息地揭示了这个小镇和老人同样被遗忘的孤立无援。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闷声说出一个事实:他们和港町一样即将消失。老人的皱纹、步幅、一举一动,都在指涉生命步向尽头的自然力量。直到片尾标注出工美婆婆的头像和生卒:她已经在成片公开放映的三年前去世,我们意识到,方才所见所闻是她最后的时光。带着这种“恍然大悟”,重新看待片中的日常活动,整个港町被笼罩着一种非现实之感。

纪录片《港町》截图 来源:豆瓣

“老人与海”

牛窓町拥有古老的生命。在江户时代,这个小港曾经以造船业出名,岛上有一所建于一千年前的神社。在纪录片中,港町生命的长度是由祭祖的老人村君女士所揭示的,她一边清理墓碑周围的杂草,一边告诉想田,自己的家族已经在牛窓生活了几十代——也就是千年。“村君”的意思是“渔夫之首”,这个姓氏的来源,在于祖先的过人之处是能隔着很远的距离观察鱼群出没。村君女士的自豪溢于言表,她虽然是个老人,但是手脚麻利、思维敏锐,简短的解释在不经意间,浓缩了千年的生命历程。

渔业是濑户内市最主要的地方产业,牛窓町一直靠海吃海,片中的老人仍在从事着传统的劳动和生活方式,但是无法改变的是渔业变迁、传统濒危的处境。在上世纪后期,随着日本将经济增长点放在制造业和电子业,濑户内海沿岸的劳动力外流,地方经济与都市繁荣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填海造田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带来的后遗症,海产在质量和重量上都持续下降。很多渔民不得不改行、“上岸”。在地方经济困境中,老人却是台风之眼,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看到一些还在延续着的传统和习惯。

《港町》中的捕鱼片段(11:24)
渔民村田先生已经86岁了,但是他仍然每天驾驶一只简陋带桨的马达小船,出海捕鱼。儿子已经“上岸”,渔民的身份似乎在村田先生之后就要终断,更何况渔获量已经少之又少,即便他把渔网补了又补,一头撞进网里的鱼个头也越来越小,根本没办法在鱼市上卖出什么好价钱。即便如此,村田先生仍然坚持捕鱼,他重复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劳动,也许“捕”本身比“鱼”更重要,捕鱼似乎拥有某种仪式的意味。想田提到,他看到村田先生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与海的搏斗,让我们看到的是过程的意义而不仅是产出。

村田先生驾驶渔船 作者截图

想田夫妇在为《牡蛎工厂》拍摄空镜的时候,开着摄影机在岸边游荡,最后发现,偶然闯入镜头的老人已经为他们带来足够的素材,于是剪出了《港町》这个片子。既然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把《港町》看做《牡蛎工厂》的侧拍或台下故事。《牡蛎工厂》作为“台前”,聚焦于牡蛎养殖业中的劳动力短缺和更新,讲的是变迁;《港町》作为“幕后”,讲的是传统,重复原有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老人,是传统的媒介,观者可以从中看到当下的来处和去处,也目送并与之告别。

在整个日本强调高效率的潮流之中,牛窓町和濑户内海的其他沿海地区或岛屿一样,历经古老历史,却无法适应现代性,成了一种异常的存在。在牛窓的旅游宣传片中,可以看到塩町街墙上贴着今村昌平的电影《肝脏大夫》(1998)的海报。牛窓港曾经是该片的取景地,今村昌平曾经从这个海港眺望广岛、思考核战对“可耻的幸存者”身份的塑造。牛窓港的老人,作为传统的幸存者,使我们联想到今村式的人物。但在纪录片缓慢的镜头中,似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只是观察和交谈而已,看和听的专注,反而对脱节的生活做出了另一番读解: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力量。

纪录片《港町》截图 来源:豆瓣

蚀刻版画的触感

《港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龄人物在与摄影机短暂交往中,流露出生命与自然和传统相连的坚韧。由于有意为之的黑白色彩,这种坚韧带有一种蚀刻版画般的触感。在黑白影像的覆盖下,纪录片中的人物和活动看起来像是发生在很久以前,正是由于这种距离,稀松平常之事获得了舞台剧般的凝重意味。

牛窓的韧度,既由于劳动传承的惯行,也源于共同体的粘性。继第一幕“老人与海”,在第二幕登场的,是经营互助组织“吃茶去号”的柏木夫妇(想田和弘的岳父母),他们是共同体传统的延续者,《完全和平手册》对此有更多表现。在《港町》中,柏木夫妇在门前烤牡蛎,食物的味道聚集了路过的老人,村田先生骑自行车经过,也被招呼加入临时的聚会。

聚会中,出现了第三幕的主角高祖女士、第四幕的主角久保田母子、第五幕的主角村君女士,以及最后一幕的主角工美婆婆。想田未经安排的拍摄,就像是推倒了一串多米诺骨牌,让我们看到一个紧致的群落。

纪录片《港町》截图 来源:豆瓣

而鱼的来处和去处,则暗暗串起一个“闭环”,让靠海吃海的生活方式浮出水面:经营海产店的高祖女士,在鱼市上拍下村田先生捕获的海产;高祖女士卖鱼回店,把店里剩下的死鱼送给久保田母子;久保田母子把煮熟的鱼肉和在米饭里,来到路边喂食流浪猫,从他们身边经过并致问候的,是上山扫墓祭祖的村君女士。

工美婆婆是个特别的“角色”,她几乎闯入了每一幕,她的“不安分”也许是因为她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每天都会在岸边徘徊,说起话来激动(或紧张)地搓着手,似乎对摄影机有特殊的念想,总是凑过来向想田发出各种邀请。我们越来越察觉她想要分享秘密的迫切。在想田夫妇即将结束拍摄的时候,工美婆婆积极提议他们去拍摄山上的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医院对她来说代表无人问津的暴力:冈山县的一个社会福利院为了领取政府的残疾人津贴,将她失明的儿子“偷走”关在医院里;工美目睹儿子被虐待而无法解救,只能到海边自杀,却被侄子给拉了回来。这个秘密甚至可以被视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寓言。

工美婆婆“即兴念白” 作者截图

这个故事过于戏剧化,工美婆婆一口气将它讲出来,像是一段高超的“即兴念白”。不被分享的故事是会咬人的,这种分享的机会对于一个孤独的老人来说又是难得的。可是握着摄影机的想田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去调查这起事件的真相吗?去干预或者做点什么吗?想田选择不去以“纪录片工作者”这个带有道德责任的身份面对牛窓的老人们,拍摄被他视为“一期一会”的切身相逢,求证和干预都是一意孤行的。纪录片因此保留了经历的沉重感,保留了无法用语言所描述的阴影,它们是牛窓町漫长历史的冰山一角。

(作者徐亚萍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沈健文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