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与实相：藏传佛教于世界佛教视野中的多重认同（一）

写在当下：引言

认同，或者身份认同（identity）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常被使用的一个关键词。遗憾的是，立志要当好一名语文学家的我，对这类听起来挺抽象和理论的概念一向感觉比较迟钝，故对它长期未予很多的注意和思考。记得2011-2012年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驻院工作时，有一次见到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中国史家Susan Naquin教授要做公开讲演的广告，标题竟然是“Who cares about Identity?”让我感觉眼前一亮，但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移步去近在咫尺的普大校园听这个讲座。显然，当时的我正好就属于那个不怎么care about identity的族类，现在想来感觉有些后悔，那可能是Naquin教授荣休前所做的最重要的一场公开演讲。

当然，作为一名专业从事民族和宗教研究的人文学者，我是无法避免和“身份认同”时时相遇的。终于有一天，它无意间深深地击中了我，让我不得不对它肃然起敬，开始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它进行专业的观察和思考。2019年3月下旬，我很偶然得到一本题为《表演西藏人的认同》（Performing Tibetan Identities, Photographic Portraits by Nyema Droma, Clare Harris and Nyema Droma, Pitt Rivers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的图录，这是一位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年轻的藏族摄影艺术家妮珍为在英国牛津大学Pitt Rivers博物馆举办的个人肖像摄影展。作为驻馆艺术家，妮珍从具有悠久民俗文化收藏历史的Pitts Rivers博物馆收藏的五千张多张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到访西藏的老照片与其正负片展示方式中获得灵感，决定以当代青年藏胞一人双面的肖像照来回应这一部分从十九世纪英帝国逐渐形成的“标准的”民族志摄影。那些被建构的、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人类学“类型照”刻意地强调了物质的异域性与非藏族的不同，而妮珍试图以从自身与当今青年藏族同胞的身份认同为素材，打破这样固化的表达，探索自我时尚的可能性。她别出心裁地让今日生活在欧洲和国内的具备各种不同身份的时尚青年藏胞，如厨师、医生、士兵、歌星和博士生等，穿戴上藏族“传统的”服饰与物件，试图用这两种互相形成鲜明比照的人像摄影，来挑战当下世界流行的对西藏和西藏人的各种刻板印象。这些摄像作品凸显出过去和当下、传统和现代性、地方和全球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出西藏和西藏人身份认同之形成的流动性和易变性。

展览摄影作品，艺术家妮珍本人肖像（图片来源：Pitts Rivers博物馆官网）

不得不说，艺术的力量是巨大和不可抵御的，这些图片所呈现的同一个人的两种完全不同、且形成强烈比照的艺术形象（一种是他／她于现实中与其身份有关的造型打扮、一种是他／她所扮演的于传统西藏中理想型的塑造），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感官的震撼和精神的刺激，前所未有地激发了我对身份认同这一概念的兴趣和热情，它对我理解身份认同的这个概念的启发远远超过了以往我对任何相关学术著作的阅读。我似乎经历了一次和尚摩诃衍式的“顿悟”，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任何一种身份认同或都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的和独立的存在，而更可能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的、亦真亦幻、亦古亦今的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地建构的、创造的，甚至表演出来的符号和象征，它不仅仅反映它所代表的人与事物的历史、传统、价值和特征，而更与它们在当下之现实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于今日世界，不管是人还是物，其身份认同事实上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正如萨义德先生早已经说过的那样，“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西。像印度人，或者女人，或者穆斯林，或者美国人这样的标签，不过只是各种出发点而已，假如紧接着进入实际的经验，那么一会儿它就很快会被彻底丢弃。” 他的这个说法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了。今日美国，处在世界上最严重的新冠疫情中无法解脱，而要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大选又即将到来，在这种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和政党政治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的种族、社会和阶级开始急剧的分化，互相间的对抗愈演愈烈。此时，美国人之外的其他身份认同，例如白人黑人、非裔拉丁裔亚裔、白领蓝领、左派右派、民主党共和党、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等等，纷纷成为比同为美国人更为重要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在激烈的种族冲突和不同政党、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背后，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正受到各种政治派别和利益、权力集团的强化、操纵和利用，已经沦为政治和利益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对一个人物、事件、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之身份认同的界定、构建或者操纵，即与围绕它们建构起了一种世界性的“话语”（discourse）一样，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思想和学术运动的结果，而它们一旦被建立，则将产生巨大的“话语”（认同）霸权，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说到底，对一种身份认同的建构和确立，很难保证它总是一种理性的和客观的科学和精神行为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实事求是、完美无瑕的，所以，它绝不会只具有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相反，它常常可能会产生一些十分负面的和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和效果。

鉴于上述我对身份认同这个概念的理解，我开始对我长期研究的藏传佛教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梳理。于整个世界宗教场域内，甚深而广大的藏传佛教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曾被给予许多个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它的宗教性质、思想价值、历史和现代意义的认识。例如，把藏传佛教的身份认同界定为喇嘛教，通常就是把它当成是一种迷信或者巫术，和一种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而若把它定义为印藏佛教，则又难免使它沦为印度佛教的附庸，而否认了它的自主性和创造力。近年来，随着藏传佛教于整个世界的流传越来越普遍，又有人因此而过分强调其密教性质，进而或者把它神秘化和神话化，把它捧为一种后现代的超级宗教；或者性化和巫化它的修行仪轨，否认其正统佛教的合法地位，这二者都是对藏传佛教的歪曲和破坏。值得强调的是，汉、藏佛教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两大传统，二者之间曾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自己近十余年来的学术研究，专注于对汉、藏两种佛教传统互相交流、交融之历史的探索，我相信有机整合了汉藏两种佛教传统的汉藏佛教，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藏佛教不仅是藏传佛教身份认同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它更应该是中国佛教的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下文试图通过对喇嘛教、印藏佛教、汉藏佛教和密教等几个有关藏传佛教之身份认同的重要概念的分析和考察，来阐明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宗教性质、价值，以及它于传统和现代的宗教意义。

作为当代“世界宗教”的藏传佛教 

“铁鸟腾空，佛法西渐”，这句传为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大师于公元八世纪后期所作的授记，或正确预示了佛法将于二十世纪初开始于西方传播和弘扬的历史。  藏传佛教于西方世界的传播主要发生在上个世纪，特别是自1960、1970年代以来，它于全球传播的范围之广和影响之远，都是其他佛教传统所无法比拟的。今天，藏传佛教无处不在，其影响无远弗届，俨然已是一种世界宗教。

可是，于世界佛教复杂的传统和体系中，甚至说在人类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的总体架构中，藏传佛教的身份认同（identity）却经常左右失据，无处安立，处于一种变化不定的状态之中。东西方人，包括佛教研究的专家们在内，对形成藏传佛教身份认同的宗教特性的描述和认识，常像是随风起舞，形态万千，抑扬既悬殊、毁誉又不一，令人无所适从。至今依然有人会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Lamaism)，将其视为一种类似萨满教的原始巫术和灵物（灵媒）崇拜类的民间宗教形态，表明它与印度佛教有天壤之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而学术中人，特别是西方的佛教研究者，则长期把藏传佛教归入印藏佛教（Indo-Tibetan Buddhism）体系之中，把它当作是已于十三世纪消亡了的印度佛教的最忠实和最完整的衣钵传人。他们认为藏传佛教是西藏人从印度人那里直接照搬过来的一种外来的宗教信仰，其中少见西藏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言下之意，藏传佛教并不能代表西藏人民自己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今天，还有更多的人一面热情地拥抱藏传佛教，一面却把它简单化和神话化为一种宣扬慈悲与爱、绿色环保与和平非暴力的后现代宗教，将它改化成为一种最适合寄托后现代人类精神追求的虚拟宗教（virtual religion）。更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不断出现一些其他宗教传统的信仰者和维护者，他们从捍卫其自身宗教信仰的正统性和已得权益出发，激进和偏执地将藏传佛教等同于专事男女双修的密教瑜伽修习，并把它当作邪教和妖术进行肆意的诽谤和攻击，彻底否定藏传佛教的宗教性质和合法地位。 

当今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的示意图

上述这些对藏传佛教身份认同和宗教特性的各种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认识和定位，无疑对藏传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今天，藏传佛教于西藏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的各种迥然不同的遭遇，也都与上述这些对它的认同的不同的和极端的理解和定位有很直接的关联。于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地区，一方面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式的藏传佛教复兴运动，这可从藏文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事业前所未有之兴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和佛之身语意三所依（佛经、佛像和佛塔）及其他佛教艺术品建造、生产规模之盛大，以及藏传佛教僧众的培育、藏传佛教修学制度的恢复和各种传统藏传佛教节日和法事活动的重新开展、西藏喇嘛们吸引的其他各民族信众之多等种种现象中很明显地反映出来。

但另一方面，具有千百余年悠久历史的藏传佛教，它作为西藏文明／文化的精华和核心价值观的身份认同如今却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质疑和挑战。虽然很多人并不认同藏传佛教不过是印度佛教的附庸的观点，也不再信服于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将西藏与印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藏传佛教史观，开始对在印藏佛教史观下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关于西藏民族和宗教的历史叙事进行学术的解构。但是，近年来依然还有一些人对藏传佛教究竟有多少西藏性质（Tibetanness）提出质疑，对它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西藏文明最重要的和最核心的成就心存疑虑，或者说对藏传佛教是否可以作为形成西藏和西藏人的身份认同的典型特征（distinctive characters）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人开始积极地探求以本教传统为主导的象雄文明，试图建构起一套把象雄文明作为西藏文明源头的全新的学术话语（历史叙事），以此来挑战藏传佛教于西藏文明历史上曾经拥有的无可置疑的绝对主导地位。 

于西藏以外的世界，人们对藏传佛教身份认同的认识和理解则依旧徘徊在两极的想象、设计和建构之间，或者把藏传佛教作为整个佛教传统，甚至是所有东方宗教传统的一个精华版或者升级版，认为它集智慧和方便于一身，妙欲为道，乐空双运，是可以同时满足当代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追求的万应灵丹，是一种世出世间、人神普适的宇宙宗教。或者依然把藏传佛教当作是从黑暗的中世纪遗传下来的专门愚弄无明、失怙的善男信女们的迷信和鸦片，它的虚伪和腐朽可与罗马天主教会相媲美，它的龌龊和淫邪则有违世间一切人伦、道德之常轨，是一种邪妄不经、蛊惑人心的巫术和方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将喇嘛、活佛和藏传佛教奉为圣明和福田，尊信膜拜，无所不用其极；而具后一种见地的人则将他们视若假借方术以售其邪说、污染文明、辱没斯文的骗子和异类，对他们嗤之以鼻，惟恐避之不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外学界对上述这种对藏传佛教的两极想象及其严重后果曾有过很多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 他们对“香格里拉神话”的解构或已经对世人最终能够走出这种两极想象的迷思，重新观察和思考藏传佛教的身份认同及其当代意义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新的启发。遗憾的是，对这种两极想象的批判和解构，并没有帮助人们与此同时建立起一种有关藏传佛教身份认同的更为中立、客观和理性的正见。至今依然还有不少人不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就是困惑、徘徊、迷失于两极之间，心猿意马，不知所从。有鉴于此，今天我们依然很有必要将藏传佛教置于整个世界佛教体系和世界佛教研究的总体视野中，对其被赋予的多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身份认同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以揭开笼罩在藏传佛教身上的迷雾，认识其本来就十分丰富和复杂的真实面目。希望这或能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藏传佛教，使它能够走上一条更加理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喇嘛教、Lamaism和它的无意义性

很久以来，藏传佛教于汉语世界和西方世界中都曾被称为“喇嘛教”或者“Lamaism”。即使是今天，我们依然还不时会听到这种颇为刺耳的称呼。显然，把在西藏地方流行的佛教传统称为“喇嘛教”，这样的命名方式于整个佛教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佛教传统或者以其所处地域的名称命名，如印度佛教、南亚佛教、东亚佛教，汉传佛教、日本佛教，还有南传佛教、北传佛教等等；或者以其所修持教法之传统的性质和特征命名，如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显乘（般若乘）佛教、密乘（金刚乘）佛教等等。既不以地域为标准称西藏佛教或者藏传佛教，也不以教法传统的特性为标准称其为密乘［咒］佛教（gsang sngags kyi bstan pa），却偏偏别出心裁地给了它一个“喇嘛教”这样的称呼，这显然是别有用心，隐含有深意的。在东方所有的宗教传统中，大概只有“萨满教”和“喇嘛教”相类似，它们都是以这种宗教传统中的首要教职人员的称号来命名的。

“喇嘛教”或者“Lamaism”这个名称作为外部世界对藏传佛教身份认同的一种理解和界定，其形成和出现虽各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但都对藏传佛教在东方和西方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从字面上看，“喇嘛教”和“Lamaism”似乎没有差别，其实，它们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形成于有天壤之别的历史和宗教语境之中，它们所涵指的意义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于汉文文献中，迄今所见最早出现“喇嘛教”一词的是明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于万历元年（1573）四月八日所撰写的《番经厂碑》。此碑中说：“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  可见，“喇嘛教”一词初现时并无贬义，作为朝廷宰臣的张居正亲自为京中专设编印藏文佛经的番经厂撰写碑文，无非是要表明朝廷支持藏传佛教的官方立场，说“喇嘛教”是汉传禅宗佛教祖师菩提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亦是明确承认它是与汉传禅宗不同的另一个佛教支系。

佛教于七世纪中开始分别由印度和汉地传入吐蕃，西藏佛教初期的发展和与包括禅宗在内的汉传佛教的紧密交往有很直接的关联。公元九、十世纪，汉、藏佛教于敦煌等西域地区有了更深、更广泛的互动，相互之间的了解当已有了很深的基础。职是之故，当藏传佛教于西夏和蒙元时期大规模地传入西域和中原时，它显然是被作为一种与汉传佛教一样正宗的佛教传统而为西夏、畏兀儿、蒙古和汉人信众们所广泛认同和接受的。自西夏历元、明至清代，历朝统治者民族虽各不同，却绝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信仰藏传佛教，对它都持积极的扶持和赞赏的态度。与此相应，于元、明时代的汉文文献中，西番僧，即西藏的喇嘛，通常被称为“释迦之徒”、其中的帝师、国师们更常被称为“天下僧人师”，受封“西天佛子”等称号，他们所传的教法也被称为“释氏之法”“佛法”“佛教”“密乘”或者“秘密佛法”等等，未见任何刻意将它们和佛教作出明确的区分的官方记载。明代汉文文献中，常将由“西番僧”（西藏喇嘛）和“西天僧”（印度上师）们所传的教法统称为“番教”，这在当时语境下的意义或近乎今日的“西藏佛教”或者“藏传佛教”，其中并没有明显的贬义。可见，当年张居正笔下的“喇嘛教”与后世常挂在东西方人嘴边的那个“喇嘛教”有着很不一样的意义。

十八世纪五世噶玛巴肖像唐卡（表现了受永乐皇帝受封“大宝法王”与在灵谷寺荐福现瑞相的场景）

其实，“喇嘛教”这样的称呼并不多见于明代汉文文献中，它或是入清以后才更多出现的一个语词。即使在清代，“喇嘛教”当也不是一个于朝野都普遍使用的称呼，清代官方文献中更多见以“黄教”来指称藏传佛教。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一定不像后世新清史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居然会把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理念当作治理大清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对藏传佛教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故民间或多有使用“喇嘛教”这一称呼者，但清朝廷则多以“黄教”称之，以维护藏传佛教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清朝皇帝中最虔诚地信仰和推崇藏传佛教的当首推乾隆皇帝（1711-1799），为了回应言臣对他过于宠信喇嘛的指责，他曾特别撰写和颁布了著名的《喇嘛说》，对西藏喇嘛、活佛及其所传教法的源流做了学究式的说明，并对喇嘛的作为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利弊做了很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喇嘛说》开宗明义，说“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蕃。”还说：“喇嘛又称黄教”，这表明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合法性是绝对肯定的，“黄教”作为清代普遍使用的对藏传佛教的一种官方称呼，也绝对不是对藏传佛教带有贬义的一种蔑称，而只是借用对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所主导的格鲁派教法的一个俗称来概称整个藏传佛教。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自西夏至清代的汉族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藏传佛教确实曾一再遭受严重的误解和歪曲。与历代统治者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不同，普通汉族士人和民众绝大部分与藏传佛教少有直接的接触，对它所知有限，还有不同文化间的隔阂，故不可能对它有同样的热衷。此外，自元末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蒙元统治不足百年而亡的历史悲剧归咎于西藏喇嘛和藏传佛教，汉族士人们乐于传扬元代蒙古大汗如何崇信西番僧，热衷于修习“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的传奇故事，让人对藏传佛教和西藏喇嘛产生厌恶和憎恨，乃至把整个藏传密教当成祸国殃民的妖术。人们完全没法理解藏传密教中出现的很多与汉传佛教完全不同的瑜伽修法、神通等，于是以讹传讹，最终把它们演化为令人不齿的淫戏、巫术和方伎。所以，元以来的汉文文献中，常见对藏传佛教夸张的演绎和批评，乃至把藏传佛教一脚踢出佛教的大门，把它看作是野蛮落后的西藏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套愚弄百姓的邪术和把戏。 

将藏传佛教当成“妖术”“淫戏”和“鬼教”这样的传统在元明时代已于汉族民间文化传统中生根发芽，故自清朝以来开始流行的“喇嘛教”这一称呼，自然与其前朝的社会、文化传统中对藏传佛教的误解有很深的关联，故它一定具有污名化西藏喇嘛和藏传佛教的意义。  如果说“黄教”表示的只是一种来自西藏的特殊的佛教传统的话，那么，“喇嘛教”这样的称呼更给人以指代一种与萨满、巫术、咒术和神通相关的落后的迷信或者民间宗教的印象。曾有当代西方人类学家将深深地植根于西藏社会中的兼具显密两种传统的藏传佛教及其代表西藏喇嘛们十分形象地比喻为“文明了的萨满”（civilized shamans），遗憾的是，于汉文化语境中的“喇嘛教”这个称呼，或则仅仅凸显了藏传佛教中的这种或可以“萨满式的”来指代的被误解了的密教特征，而抛弃了其中可被认为是“文明了的”，即通常被视为佛教正统的显教特征，并令其最终成为完全脱离了佛教传统的迷信和巫术。 

Geoffrey Samnuel所著《文明了的萨满们：西藏社会中的佛教》（1993）

与汉语中的“喇嘛教”所涵指的意义不同，Lamaism这个名称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具有更明显的贬损意义，西方人在使用这个名称时自始至终没有把西藏喇嘛们所信仰和实践的这种宗教与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正统、原始的印度佛教连接起来。据称英文文献中Lamaism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88年德国自然科学家Peter Simon Pallas（1741-1811）撰写的《可居世界志略》（Habitable World Described）一书中。这本书报道了作者于1769年考察俄罗斯帝国境内卡尔梅克蒙古人的情况，其中出现了“喇嘛的宗教”（religion of Lama）和“喇嘛教的教条”（Tenets of Lamaism）这样的词汇。  但是，西方人最早报道西藏喇嘛的传奇故事起码要比Pallas早上五百年，自十三世纪后期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和与其同时代先后来过中国的多名西方传教士开始，种种有关西藏喇嘛们的匪夷所思的故事就已经在西方流传开了。西方人最早对“喇嘛教”的了解和认识都是从他们对在蒙古大汗身边供职的西藏喇嘛们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开始的。由于很长时期内，西方人对佛教并无很多了解，所以西藏的喇嘛们常被他们泛称为“偶像崇拜者”，有关他们的描述除了各种神通、魔术的传奇之外，就是嘲讽他们如何的愚昧和虚伪。他们非常一致地认为喇嘛的宗教是对神灵的亵渎和污染，喇嘛们是魔术师、骗子，他们装神弄鬼，将凡人奉为圣明，甚至让信徒们连对他们的排泄物都加以膜拜，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一场阴险、狡诈的骗局。喇嘛教完全没有思想，有的只是对肉欲的不知餍足的热爱，它是一种十分错误和癫狂的宗教。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之所以长时间内对喇嘛教表现出如此毫不掩饰的轻蔑、鄙视，甚至愤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旅行家和传教士们很早就发现喇嘛教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有着很多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并认定它们都是偶像崇拜的宗教。在他们眼里，西藏的大喇嘛很像罗马天主教的祭司、主教，他们一样身穿红袍、头戴红帽，接受信徒们对他们的顶礼膜拜；喇嘛教和罗马天主教有着一样壮观、奢华的祭拜偶像典礼，同样用面包和酒来做弥撒和灌顶时的圣餐，还一样作临终涂油礼、替新婚夫妇祝福、为病人祈祷、建尼姑庵、办唱诗班、做节日斋戒、禁食苦修等等。这种发现让本来要在西藏传播天主福音的天主教神父和传教士们十分惊恐，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不但直接挫伤了他们对野蛮民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且更使他们本来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的传教活动一下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们认定“喇嘛教”是魔鬼的恶作剧，喇嘛教的一切教法和仪轨都是魔鬼的骗术和诡计，是喇嘛们在魔鬼的帮助下对罗马天主教所作的拙劣的抄袭和模仿。而在新教徒们看来，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本来就是一丘之貉，都是装神弄鬼的“偶像崇拜者”，喇嘛教只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种更为堕落的形式，二者于本质上并无不同。

二十世纪初，一位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西藏研究史上著名的“激情的票友”Laurence Austine Waddell（1854-1938）出版了一部题为《西藏的佛教或者喇嘛教》的著作，它貌似一部权威的学术论著，实际却是一部对藏传佛教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的拙劣的殖民主义学术产品，对西方人了解藏传佛教有着持久的负面影响。  Waddell表面上是要研究西藏的佛教，但其研究的结果却是要告诉读者西藏佛教根本就不是佛教，而是一种“鬼神崇拜”和“巫术”，所以是“喇嘛教”。“喇嘛教中只有一层薄薄的、涂抹不匀的佛教象征主义的光泽，在此背后黑洞洞地出现的是邪恶增长着的多种迷信。” 它告诉读者们喇嘛教的修行仪轨不过是一出出可笑的哑剧，藏文佛教文献绝大部分都是无聊透顶的、用词汇堆积起来的荒野，是一些过时的垃圾。总之，藏传佛教不配被称为佛教，它是一种最堕落的佛教形式，是佛陀最不肖的子孙，它只能被称为“喇嘛教”。长期以来，Waddell所描绘的这种喇嘛教形象曾经是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共识。此外，于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那些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文献的自命不凡的东方学家们对藏传佛教的看法与作为票友的Waddell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认为佛教早已经死亡，现在只存在于他们的书桌上了，只有能读懂巴利文、梵文佛典的他们才是佛教真正的传人，唯有他们手中掌握着的才是最原始、最理性的佛教。而依然存活着的西藏佛教则离佛陀如此遥远，又是如此的堕落和腐朽，它不是佛教，而是喇嘛教。 

1958年第二版Waddell的《西藏的佛教》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35年，欧洲杰出的蒙古学先驱Issac Jacob Schmidt（1779-1847）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喇嘛教和这个名称的无意义性》的文章，他尖锐地指出“喇嘛教”这个名称纯粹是欧洲人的发明，它毫无意义。喇嘛教与佛教的众多区别是欧洲人假想出来的，以用来否认西藏佛教作为佛教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喇嘛教和佛教之间根本不存在这些被想象出来的差别，西藏和蒙古的佛教是佛教在其某个历史发展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变化形式，它就是佛教。 Schmidt这位卓越的东方学家于近二百年前发出这样的呼声绝对超越了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不幸的是，喇嘛教这个名称还不纯粹是欧洲人的创造，汉人比欧洲人更早使用了这个名称，而且迄今东西方都还有很多人依然在使用“喇嘛教”这个毫无学术根据和宗教意义的名称，他们坚持不用藏传佛教来指称西藏佛教的动机或依然是对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充满了怀疑和偏见。

汉语文中最初出现的“喇嘛教”这个名称，或许并不见得具有特别的要贬损和污名化藏传佛教的意义，但于近世它显然与西文中的Lamaism一词合流，其涵指的意义即是西藏的佛教不是正宗、合法的佛教传统，而是佛教的一种最堕落的形式，是一种装神弄鬼的偶像崇拜和崇尚神通、咒术的方伎和淫戏。这些当然都是无法接受的谬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喇嘛教”和Lamaism同时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放进历史教科书或者历史博物馆中，将它彻底抛弃，它存在的意义仅在于见证了一段藏传佛教于东、西方文化中曾经被误解和歪曲了的历史。

本文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原题为《世界佛教视野中藏传佛教的多重认同》，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刊发时删去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