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滩眺望 | 大危机中的大发展

大危机中的大发展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

何万篷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08年一次演讲的录音整理。虽然已经过去了12年，但当时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论，对理解当下的折转和未来的演化，可能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刊登如下，敬请批评指正。

一、有近忧，更有远虑

随着制造、研发、消费、服务等活动的梯度转移，世界经济权力越来越流转到东方国家，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崛起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由“挨打”“挨饿”阶段，升级进入“挨骂”阶段。这是只有大国、强国才能享受的待遇。以前美国让人又爱又恨，现在轮到中国了。虽然很别扭，但是我们要适应世界舆论的变化。

一是中国经济当量挡不住。1978年补课（市场经济），2002年赶考（全球经济），2005年超法国，2006年超英国，2007年疑似、2008年铁定超德国，接下来多则5年、少则3年超日本，未来10到15年还将超越美国。前几年就有人提出借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东风，把国际展览局总部从巴黎搬到上海。最近，又有人提出，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迁到中国，首选上海。

360度认识“世博会”。信息文明、互联网时代，不再到现场看“西洋景”。国际展览局希望中国挑大梁。参展国家、组织和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看中“世博会”，而是看中13亿人口处于快速升级状态的购买力。

二是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挡不住。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每年都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几家欢喜几家愁。惟独中国企业，入围数量与时俱进，2008年增加到35家，其中港台9家，内地26家。

反观美日两国，入围企业数一路递减。2002年美国企业达到198家的历史最高点。2008年只剩下153家。2002年日本企业达到108家的历史最高点。2008年只剩下64家。此消彼长，一目了然。

大家可能会说，入围企业中除了“中字头”，只有1家非垄断的民营企业——联想集团。其实对这种“中国特色”，我们要有一种建设性的包容态度。连美国人都极而言之，我们美国也就4家企业，而且都是“新国企”。“新国企”新在哪里？不强调资本属性，而强调其对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国家战略的落实和配合。这4家企业分别是通用汽车、微软、花旗、高盛，分别代表美国的先进制造、信息技术、传统金融、创新金融（投行）。

二、最大的确定性：大国崛起与企业崛起

大国崛起正是企业变革的最宏大的历史方位。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会后将掀起纪念、庆祝的高潮，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寻找历史方位”。建国以来第一个30年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经济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个3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哪里？专家学者、领导民众都有自己的解读，我们的理解是处于4个时期（战略机遇期、经济起飞期、国策调整期、金融井喷期）。

20多年前，预测大师阿尔文·托夫勒就放言：中国的未来来得太快。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将长期比美国快。虽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说过，中国GDP增长10%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仅相当于美国GDP增长2%的经济效益。但是中美力量比拼此消彼长，也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对中国的看法或褒或贬——戴玫瑰色眼镜、坚定看好中国的，戴墨镜、怀疑中国的。现在越来越合并同类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经济骑在牛背上，还将继续高歌猛进。

我们曾经讨论过美国趋向衰落和中国异军突起的几大理由。美国“烂”下去的理由：

第一，美国方式=贪婪、纵欲、浪费、自私，背离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美国文化的“杂性”消退，排异、保守成为主流。原有开放、包容、“杂交”的基因急剧萎缩。

第三，国策严重错误。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美国捡起了“计划政治”。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07—2012年战略计划》，将美国对外战略定位于干涉主义、单边主义，企图以美国模式格式化全世界。其本质就是严格的计划政治。

第四，基本规律绕不过。那就是盛极而衰。万事万物都有发生、发展、高潮、衰败的循环过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物极必反，这样基本的客观规律，任美利坚民族再牛、再霸道，也要一样遵守。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理由，用我们的语言，叫“5+1”，也就是五大位差（体制差、市场差、成本差、时间差、空间差），可以充分发挥非均衡发展的好处，以及一个节奏控制或者说是宏观调控。自由化和全球化帮助中国获得了增长，取得了成功。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次的经济危机，总伴随着新强国的出现。危机有多深，新霸主就有多强。

这里再强调两条。

第一，中国的“杂性”前所未有。中国之“杂”，和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文明、四种社会。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开放、最复杂的系统。不但内部复杂，我们还主动和外部“杂交”。吸引外资最多，大家想想，我们的银行、企业、人员，去美国有多难，老美对我们是坚壁清野，防范有加。我们对外资、外企、老外，则是打扫房间，请客吃饭。不管是中国制造，还是在中国制造，反正目前的局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相互依存，荣辱与共。我对这个“杂”是相当看好的，中国香港、深圳、上海为什么在城市竞争中走在前列？首要原因就是这三大城市都是移民城市、“杂交”城市，具有外向、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文化。

第二，要强调的就是中国的超稳定系统。对于中国的复杂，复杂的中国，我们还有一个说法，“混序结构”，混沌的混，秩序的序。在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局面中，有清晰的秩序，有主基调、主旋律、主脉络、主线索、主战略、主心骨。我们有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动员能力，能经常性地举全国之力，举全市之力，我们能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另外，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不胜枚举，不能不提宏观调控。如果说统一战线是政治领域的传家宝，那么宏观调控就是经济领域的传家宝。宏观调控的真谛和要义，就是“走小步，别停步，少走弯路”，要把握节奏，控制风险。我们的企业，必须理解国情，融入国情。融入才能深入，深入才能投入，投入才能产出，产出才能杰出。

我个人认为，是中国的“混序结构”，而不是政策，将能确保中国依然处于起飞期。但是，是“横着飞”。政策对发展速度的贡献，不过是正负两个百分点而已。

刚才说大国崛起是企业变革的最宏大的历史方位，那么企业变革的小坐标又是什么呢？我们把中国企业的成长分为六个阶段——靠胆子赚钱的个体户阶段，靠信息赚钱的生意人阶段，靠经验赚钱的商人阶段，靠智慧赚钱的小企业阶段，靠思想赚钱的中企业阶段，靠理论赚钱的大企业阶段。企业规模做到几千万，老总基本告别数钱阶段；做到几个亿，它基本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技术、业务、资产、团队、品牌）；做到几十亿，它就要见异思迁，选择新的总部所在地；做到几百亿，它就要走出国门，在全世界布局。

三、企业变革的生命线

外部形势将回暖，救命稻草来了，我们的企业还是不能放松，内部管理依然要从紧。我认为要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科学发展问题，必须想清楚两件事情：政治路线——把权托给谁？经济路线——把钱托给谁？这是企业变革的根本。

把权托给谁？50%的民企面临权力交接，第一代领导苦于找不到接班人。子女不愿承父业，志趣不投。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交给CEO，老板又不放心。于是想把基业托付给现代企业制度，却发现西方经典的公司制早已支离破碎，也同样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现代企业的前提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资本-要素混合主义。老板们发现，企业权力混合化（比如大量增加外部董事的数量，甚至允许外人超过自己人），企业功能模块化（1+X：战略规划+行政、人事+财务+法务+……），企业管理扁平化（很多国内老总学GE的韦尔奇，抓大不放小），企业决策外部化，可能是“托权”的一个理性选择。

把钱托给谁？现在最值钱、最不值钱的，都是钱。而且，这个钱，还分为休克、沉淀的钱，和活跃的、能以钱赚钱的钱；分快钱、慢钱；分辛辛苦苦一辈子的钱、轻轻松松一下子的钱。企业创办之初，本源就是为了赚钱，企业有了钱后，怎么办？把好不容易的货币积累托付给谁？托付给老行当，还是新兴的PE、VC？企业运动有三个方向：纵向（原行业内的升级，比如万科搞住宅产业化）、横向（转移战场，比如海尔进军房地产）、斜向（相关多元高级化，房产开发企业搞产业投资基金）。

根据我们的调研，民营企业目前普遍地处于一种焦灼的临界状态，是继续辛苦做实业，还是转战其他领域，还是通过股权投资坐享其成？最近上海实行的鼓励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政策，实际上指出了“托钱”的方向。随着国家金融大发展战略的逐渐到位，我们的市场经济开始转段，从商品经济阶段，转向资本经济阶段。

2007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提出要研究金融领域的新趋势、新问题。我理解下来，其中的一个新趋势就是金融的大发展，而且是爆炸式、井喷式、开放化、自由化的大发展。企业和企业家也得同步转段，以前是实干家、实业家，今后要做资本家、银行家。

上海企业的门类今后会进一步收窄，郊区是先进制造业，都是有绝活、独门工艺、自有知识产权的高精尖生产，或者是别墅型的研发基地、后台服务基地。市区有什么？大量的都是头脑公司、创意工场。它们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应该是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投资、管理、服务类企业。

四、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与企业新政（经济民主）

1.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通报一下调研的心得体会。有关领导兵分几路，在全国，主要是几个GDP“大户”（前4名的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再加第七名的上海）、标志性的城市（如民资风向标温州和港资风向标东莞），以及敏感性行业（如纺织、服装、玩具等），调查研究企业界的紧日子、苦日子，求真务实，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部署寻找决策依据。我们受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在东北的大庆-长春、西南的重庆-昆明、苏北的连云港、浙东的绍兴、浙南的义乌、粤西的云浮，搞调研，掌握了一些鲜活、生动的一手信息。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普遍性地面临七“紧”七“急”（地根紧、银根紧、用人紧、环保紧、出口紧、社会责任紧、质量紧，外加政治从紧；企业比政府急、地方比中央急、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急、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急、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急、东部比中西部急、南方比北方急）。

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市场氛围不再宽松，政策红利越来越小，企业家叫苦不已：“上级领导”唐僧同志给他的“CEO”孙悟空套一个紧箍咒，而我们企业套了八个“紧箍咒”。法人在叹息，“宏观经济大红花、产业经济小红花、企业经济苦菜花”。法人代表更是迷茫，企业还要继续做下去吗？把权托给谁？把钱托给谁？苦闷彷徨的情绪，弥漫在老总们的心头。

如何认识企业面临的紧日子、苦日子？我谈点个人的不同看法。

第一个原因，以简单政策处理复杂问题。中国企业的基本面，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我们的企业分布在第一世界的上海、北京；第二世界的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第三世界的广大中西部。经营范围千差万别，涵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物文明、金融文明……单以制造业产品类别为例，我们数数零件，从102的缝纫机（100个零件），到104~105的汽车（1万到10万个零件），再到107的航空航天（几百万个零件），我们全都生产。而我们的财经政策搞简单、僵化的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不顾，不听解释，不给申辩机会。一句生硬的“货币从紧”，关门的同时，关掉了多少企业的财路、活路。这里有早就该关的三高企业（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也有应该扶持鼓励的三好企业（环境效益好、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好）。泼脏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并泼出去了。

第二个原因，大量企业没有经受真正的市场洗礼，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冲击。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真面目”是过剩，产能过剩、商品过剩、资本过剩、人口过剩、知识过剩，短缺的惟有创意和智慧。市场成熟了，行业就要清盘，企业失败和倒闭就是家常便饭。市场竞争就像一把绞刀，绞杀价格、绞杀利润，最后绞杀企业。剩下的冠、亚、季军赢家通吃，好处独占，其他人都成为垫背。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习惯了骑在中国经济的牛背上，享受阳光普照的恩惠，疏于对竞争风险的预测预警和防范，对当前的零利润危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根据我们的预测，中国将迎来一次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程度最深的企业倒闭潮，改革开放前30年万马狂奔的企业发展将进入严峻的清理期。

第三个原因，企业倒闭风潮由广东开始，北上蔓延到浙南、浙东，下一步很可能传染到苏南，由制鞋、成衣、玩具，到电子、机械、医药，区域路线、产业路线都比较清晰。但是，我认为各地区、各行业均有自身特殊、非典型的特点。譬如广东，和当地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大有关系。山东，韩资突然大量撤退是导火索。

第四个原因，大企业越来越多，存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小企业开开关关，速生速死，这是客观规律。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字，还有全国工商联的《民营经济白皮书》都显示，内资企业数量总体呈现萎缩势头。其实这也是国际性的普遍现象，尤其在规范、成熟、发达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不够规范、成熟、发达，但是中国市场上企业竞争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老牌的西方市场，远远超越其他的新兴市场。

2.保增长、促发展、求稳定，将成为政策导向的关键词。

前所未有的密集式调研，说明高层领导对中国经济现状心存隐忧，嘴上不改口，防通胀、防过热，实则更关心经济的下行风险。宏观调控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要的岔路口。在中国，发展和改革历来是跷跷板关系。股市是什么的晴雨表？很多人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错，应该是改革行情的晴雨表。发展快，往往改革就慢。所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牛熊错位，为什么经济形势牛得很，而股市软塌塌。现在发展受阻，企业基本面吃紧，改革的力度就会加大，节奏就会加快。一言以蔽之，下一步，企业政策回暖，保增长、促发展、求稳定，将成为政策导向的关键词。

五、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首要问题

最大的改革、最大的开放，均发生在企业领域。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像一条鸿沟横在那里。到底如何认识企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30年来最根本的经济变化是什么？我认为是从“讲话经济”，走到“政策经济”，慢慢朝“法治经济”发展。“讲话经济”，就是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圈，这一划，划出了经济特区、划出了沿海开放、划出了新时代、划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天新地；十多年后他感觉发展速度像温吞水，于是一路南巡，途中说了“三个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催生出又一轮经济高潮，拉开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序幕。而“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我们现在离它尚差得远。

这30年最集中的，就是用量大面广的政策，初步搭建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我们日常听到比较多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积极—稳健、从紧—从松”之间不断地排列组合。此外还有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人口政策等等。而30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就是积极的企业政策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开闸放水，鼓励兴办企业，鼓励老百姓到企业去，明里暗里把政策的恩惠，倾斜、追加到企业和企业家身上。如果没有这一外部环境和政策导向，中国的企业根本走不到今天的境界。其中，1993年的公司法是标志性的里程碑。以1993年为界，之前的公司都或多或少带有原罪的嫌疑，此后在公司法的保驾护航下，从原罪的沼泽地走出来，轻装上阵。我们说改革开放，实际上最大的改革、最大的开放，均发生在企业领域。

民企为主还是为辅，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首要问题（不可逆）。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民企为主还是为辅？这曾经是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民有民营民资民企”将是中国经济的主流，作为最大的经济成分，创造最多的价值，贡献最广的就业。

短时间内，外资外企仍很重要，但是随着现阶段的“外资利用”，转型到今后的“利用外资”，外资外企将成为民资民企的一个分支，一种形式。

国企也将进一步与民企融合，包括部分中央企业在内的大量国企，将转化成混合经济企业，做大做强到具备战略意义的民企，将成为前面讲过的“新国企”。

国企、民企、外企，目前是三分天下，谁也吃不了谁。但是“九九归一”之势不可阻挡，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将是相当漫长的。认清了这个形势，外企就犯不着悲伤沮丧，不要奢望“超国民待遇”的失而复得，要放下身段，继续在广袤的中国市场上耕耘。民企也不要老把自己放在“深宫怨妇”、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自我折磨。

美国市场目前有26万种商品，中国市场才10万种。补课、创新、发展，空间太大了。我们一直在跟踪民企政策，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各地各级管理部门对民企企业越来越大方。

20世纪50年代搞“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薄一波在上海发现最大的工商户荣毅仁的问题可上可下，可大可小，到底是完全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还是完全违法？难以定夺。于是向陈毅报告，陈毅准备将其定为基本守法户。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大手一挥，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于是划成了完全守法户。对民资民企大方，就是对经济进步大方。区域经济的竞争，越来越聚焦到比赛谁的企业政策尤其是民企政策更大方、更积极。

上海的国企量大面广，国资是经济社会的底盘，意义重大。外界一直有误会，说东三省是共和国的长子，为了共和国呕心沥血、面黄肌瘦，而上海是共和国的长女，傍老外、花枝招展，以为外资是上海发展的首要动力。实际上，截至2007年末，上海地方国资总量9600亿，直逼万亿大关，稳居各省市首位，对上海的改革发展、安定团结，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高层的强势推动下，上海国企改革再度激活，重新进入快车道，将为周边地区的企业家，创造含金量高、基于三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的大量战略性合作机会。

现在上海的企业很着急，一急就动作变形，牢骚怪话满天飞。有的老总说，我们就是“爱多VCD，一直在努力”（当年广告语——编者注），始终处于反思与反复、求新与求变的状态。表达一种无奈、委屈、想不通的情绪。还有国企老总抱怨，说我们就是“许三多”：使命多重（指令完成型和市场发展型兼有之）、目标多元（经营性和公益性难切割），任务多变（因人、因时、因地、因项目、因政策而变）。加起来就是电影《士兵突变》里的“许三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情做了不少，领导不一定看到，群众评价也不高。

上海国企以往搞了许多拉郎配，用集装箱装散货，只有物理反应，没有发生化学反应。有个“土豆堆理论”，说一堆土豆加另外一堆土豆，只不过是更大的一堆土豆。如果原来有一堆土豆是烂的，那么新的、更大的土豆堆马上也会烂掉。这样的教训，在上海的国企重组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机集成才能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有生命力。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扎大堆式的、运动式的、命令式的所谓整合，效果、效能、效率都很不好。

另外，我们在大量调研中发现，上海国企在管理团队的建设上，“将相不和”的现象不在少数，“强势的一把手，委屈的二把手，疲惫的执行层”。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

有些老总的“三唯”思想还根深蒂固，“唯领导马首是瞻”“唯当前利益是图”“唯员工打分评价是听”。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要创造性破坏，大哲学家波普尔说要建设性对立，这共同构成了企业家精神。上海的国企老总，政治家的气质大于企业家的气质，稳健有余、创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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