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荐书丨庚辛史料（外一种）
许同莘 辑
戴海斌 裘陈江 整理
# 内容简介
庚子之变，影响中国至为深远。读本书，可由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端方等封疆大吏眼中，看惊天之变的前因后果。《庚辛史料》为许同莘所辑各处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电稿，曾于《河北月刊》连载刊出。其内容核心为庚子之变，而为张之洞全集所未收。其史料价值之大可知。张之洞相关史料，向来为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而往来电稿，又是重中之重。庚子之变时，诸如山东袁世凯、两江刘坤一、陕西端方等人，密切关注时变，又极其密集地与张之洞等电报往来，读此稿可知当时诸多历史细节。本书还整理收入了《旧馆缀疑》。
# 整理者简介
戴海斌，浙江省绍兴市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著有《晚清人物丛考》初、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裘陈江，浙江萧山人，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史文献学，整理有《胡嗣瑗日记》《耆龄日记》等近代文献。
# 前言节略
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不连续揭载于《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至1936年第4卷第11期。按《河北月刊》为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主办期刊，1935—1936年间河北省会曾迁转天津、保定两地 ，许同莘供职于省政府秘书处，故多向河北月刊社供稿。据他自己交代，“曩岁编张文襄全集，就往来电报，辑录成编”，《庚辛史料》即出于此，应为当时编成的“张文襄公电稿”的一部分。《庚辛史料》，顾名思义，主题集中于“庚子拳匪之变”，内容至少包含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年，当时应已成编，拟分卷刊载，然未刊毕，原因或与1936年后许同莘结束在河北省政府的工作，转往河南有关。目前可见《河北月刊》的连载版本，起自庚子五月初九日，迄至九月初三日，共528件，总计约7万字。据编辑体例，“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则这部分资料可与《张文襄公全集》及今刊《张之洞全集》互补，另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所录“电稿”与“张之洞收各方来电”，也可相互参照。
据笔者整理统计，《庚辛史料》所录主要是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收各方来电，不录发电，而来电责任人总计近百人，涵盖范围相当广泛，除居于当时电报网络中心地位的大理寺少卿、总办电报局之盛宣怀外，大致包括以下几类:（1）将军、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后改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直隶总督裕禄、布政使廷雍（后署直隶总督）、河南巡抚裕长、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成都将军绰哈布、云南总督丁振铎、山东巡抚袁世凯、江苏巡抚鹿传霖、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浙江巡抚刘树堂、布政使恽祖翼、广东巡抚德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布政司锡良（后改山西巡抚）、布政使湍多布，署按察使夏献铭、江西巡抚松寿、广西巡抚黄槐森、贵州巡抚积诚、云南矿务督办唐炯；（2）各海关道，如上海道余联沅、厦门道延年、江汉关道陈夔麟、重庆关道夏时；（3）各地重要武官，如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贵州提督梅东益、云南提督冯子材、广东碣石镇总兵刘永福、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4）京官，如许景澄（以吏部侍郎充总理衙门大臣）、袁昶（以太常寺卿充总理衙门大臣）；（5）出使各国大臣，如驻日公使李盛铎、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法公使裕庚；（6）各国领事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如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Georges G.S.Bezaure）、美国驻沪总领事古那（John Goodnow，一译古纳）、意大利驻香港领事伏比斯礼（Z.Volpicelli）、德国亨利亲王（Prinz Heinrich）；（7）湖北省内各级文武官员，如荆州将军、湖北提督、安襄郧荆道、荆宜施道、施南府、德安府、黄冈县、宜都县、江陵县、巴东厘局委员；（8）各地电局委员，如衢州电局、安徽电局、厦门电局、太原电局、赵城电局、牛杜电局；（9）湖北驻各地侦探委员，如陈公恕、巢凤冈、曾磬、章师程、程云、张华燕、李兰皋，等等。
以上各方来电，大多篇幅短小，且内容零散，头绪纷杂，初读者一时难免困惑。不过，如许同莘所指示，“一事之起，必有由来；一端之发，必有究竟。电文既略，若不与来电参观，则如隐谜、歇后，索然无味矣”。电报这一类史料，实有其特殊的性质与利用方式。而《庚辛史料》所涉时段恰值庚子事变的高潮时期，各电虽多属只言片语，却反映了不少重要时事及时人观念，如将此材料置放于合适的语境，不仅与先后电文相补充，而且与同时期其他文献相印证，往往可以显现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处兹举数例，略加说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义和团事起，全局震动。在华北中外业已冲突之际，南方也不复平静，外国兵舰以护侨为由源源不断驶入上海吴淞港。五月下旬，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传来，中外间弥漫了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当时在长江流域拥有最多利益、并最具权势的英国，也表现出积极干预的姿态。一般认为，驻沪总领事霍必澜（Pelham Laird Warren）的策动下，英国政府最先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派军舰至南京、汉口等口岸城市，帮助维持秩序，但遭抵制，后者并达成“力任保护，稳住各国”的共识，以杜绝外人军事干预的企图。这一交涉也成为“东南互保”的前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前议始作俑者的霍必澜并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一面借口 “沪上流氓欲劫制造局”，示意“愿代保护” ；一面又渲染列强海军攻取吴淞炮台的风险，试探“归英代筹”的可能性，据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刘坤一致张之洞电：
沪道电，顷英领遣翻译来谈，德、倭注意吴淞，其兵舰由北而来，恐即夺台，英必与力争，吴淞顷刻将成战地。代中国筹，与其别国占去，不如归英代筹，其地仍可还中国。临时察看情形，如其不妙，宜向英舰求救等语。与今午面商之意，忽又翻变，名为代筹，实系窥伺长江。盖吴淞为长江门户，占吴淞即长江不能越其范围，居心叵测。但德、倭果否意在吴淞，殊难窥测。今英领既派员预告，似尚讲情，可否密与约定，如有意外之虞，许其帮同防守，聊示笼络云。已电令照办，情商婉阻。告以如德、倭夺台，尽力抵御。若危急，再求英助。一面密致班统领严备。又分电各出使大臣，请告各政府，长江教商，敝处与公力任保护，毋调舰入江，致滋惊扰。未知有济否？坤。
按，“沪道”，即上海道余联沅。他在与霍必澜的交涉过程中，已意识到英国“窥伺长江”的用心，但出于“以夷制夷”的思路，仍不得不有所借重，故建议上司刘坤一与之“密约”，必要时由两国军队共同防守炮台。这一意见受到重视，批复“如德、倭夺台，尽力抵御，若危急，再求英助”，上海地方相应加强了军力部署， 约与同时，霍必澜的冒险行为也遭到其他国家领事的非议。余联沅续电证实：
各国领事均言无争吴淞意，皆英领一人播弄。
再结合盛宣怀电报，可知他正是得到“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的情报后，因势利导，向刘坤一、张之洞建议“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随后，在赵凤昌、何焜嗣等幕僚协助下，盛宣怀正式提出“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的中外互保办法，并得到刘、张的积极回应，长江流域局势迅速朝向“互保”轨道滑行。但就英国对华政而言，既有自我节制的一面，也不断暴露出诉诸单边行动的冲动，同年七月中旬，超过2000名英军以“保护租界”为名登陆上海，中方尽管多方商阻 ，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
西摩面交余道节略，谓三千兵港已行，难改，馀不续调。霍必澜谓江浙如有匪动，官兵不足，洋兵即可助剿。武员喜事可想。但求土匪不起，即起即灭，方免枝节。
这一事件不仅对“中外保护”局面造成冲击，而且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各国联合驻兵上海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东南互保”之“另面”。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通州城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张之洞连夜拟电，与刘坤一联衔急致各国驻上海领事，要求联军“勿攻京城、勿惊两宫”，并以“南方保护之局”可能发生“激变”为要挟，限时24小时答复，语意决绝。限时答复之要求已具“最后通牒”的性质，由此引起上海领事团的恐慌。《庚辛史料》存录多通各国领事的回电，从“已飞电本国政府，并电天津领事”、“已照转敝国政府，暨在京统兵大员”等答语来看，可知其多例行公事，将该电照转本国政府或经天津转前线军事将领，但不保证能在规定时限内回复，如美国总领事古那（John Goodnow）就以“现在北方电线多处已为拳匪所毁，以致信息迟滞”作为托词。各国领事中，尤其特别的是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表现，他在第一时间明确予以肯定性答复：
二十二日电悉。闻本国外部大臣告李木斋钦差，电达贵国政府，此次本国军队进京，专为救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已经电饬统兵大员保护两宫，等因。足见本国政府顾念大局之意，幸勿见虑。切。
前一电系张之洞一时情急之举，事后已生悔意，二十三日（8月17日）他据盛宣怀拟稿 再致一电，仍与刘坤一联衔发出，电内专述日本政府“保护两宫”之意，并向各领事保证“东南保护之约，各督抚必当尽力自任”。同时，单衔致电日领小田切，表示“贵国政府已饬统兵大员保护两宫，闻之万分感慰。昨电请两日速复，不过系臣民盼望恳切之忱，但恐有人误会，指为恫喝，致启猜疑，殊于大局有关。顷又电致各总领事，申明并无他意。务望阁下速与上海各国总领事代为解释，勿启猜疑，免致牵动东南大局，至为感祷”。 张之洞拜托日本人居中调解，为补救前电做足功夫。至二十七日（8月21日），联军入京、宫廷西逃的消息已经证实，小田切来电称：
各国领事接二十二日电，即电外部请示回复。翌再接电，尊意明白，想必不致于另生枝节。两宫在京，议事容易，顷闻西迁，事局不知如何收拾，鄙人实为贵国叹之，并为亚洲大局悲之。
庚子事变时期，日本政府一面与西方各国协调，大量对华派兵，一面与张之洞等清朝大吏密切联系，刻意以“同洲休戚”的姿态区别于欧美列强。为安抚东南督抚对于日本在华北增兵的疑虑，小田切曾专程前赴上海道衙署，向中方做出解释：“一为保护使馆，弹压匪徒，二为便于调停，缘西例派兵多者，可多发议论，实顾大局，并无他意。……务电达宪听，以免误会。” 北京使馆区被围，上海已成为中外交涉的重心，素以勇于任事、擅长交际著称的小田切，在出兵外交、东南互保、停战斡旋、战后谈判诸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甚而凭藉与张之洞公私兼及的交情，径以“贵制军去留与东南局面大有关碍”为言。《庚辛史料》辑录不少有关他与中方交涉的资料，不仅可以体现以小田切为代表的“领事外交”的特色，也反映了庚子前后张之洞对日交涉的主要管道及其效用。
《庚辛史料》保存的一些来电，譬如各地电局、湖北派往各地侦探委员来电，其实也是构筑张之洞情报网络的基石。李宗侗曾以杨锐致张之洞函为例，谈及张之洞的“坐京”，功能类同后世“各省驻京办事处”，“其职务以向省中报告京中政府的动态为主”。茅海建利用张之洞档案，详细爬梳了戊戌变法期间张氏与京、津、沪之间的往来密电，指出大量信息来自其门生、亲戚及清流党人，乃至专门雇用的情报委员。与戊戌时期类似，庚子事变中张之洞收到的情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也只是其中少数，但具有深度利用的价值。如孔祥吉曾提出新说，认为庚子年政局动荡之际，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其中一条证据即“暗中默许自立军人物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大肆活动”，心存侥幸心理，直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获悉慈禧政权尚存，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下令镇压自立军。姑不论张之洞对唐才常自立军采取“若即若离、模棱两可”态度，本系心证，原可见仁见智，此处只据《庚辛史料》对一处关键史实做出订正。七月十五日（8月10日），秦力山在安徽境内率先起事，事发次日（8月11日）湖北就已得到消息 ，此后一直处在“派兵防护”的严密监视状态，及起义被镇压，张之洞得知结果后大感“欣慰”。不晚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18日），张之洞已在其湘、鄂辖境内广泛布防，“设法掩捕”牵涉保皇会之“匪党”。至二十七日（8月21日）晚，唐才常在汉口的起义机关被破获，自立军起义失败。此处不应忽略的是当时信息传递条件。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晨，宫廷由京出逃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隔阂，中枢消息完全中断，南方督抚只能通过间接途径追踪两宫行迹，而北来探报往往捕风捉影，虚实莫辨。张之洞决定镇压自立会之时，并未确悉慈禧政权安然与否。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驻在京城外围的侦探委员巢凤冈最早发回有关宫廷出逃的消息：
两宫二十日离都，团匪护驾，向道口已达五台山。庆邸留京，馀随行。各军一败涂地。陈泽霖、张春发军溃。董、宋伤亡甚多。夏辛酉退扎南苑，亦难久持。接十四静海函称，尚有团匪横行。冈明日赴德。冈禀。
关于两宫“离都”的确切时间，以及由“团匪护驾”逃亡五台山的说法，均不甚确实。事实上，要到由京逃出的荣禄、崇绮抵达保定，才证实“两宫廿一启行”，将奔太原，保定电局将此信电沪，再由盛宣怀转发各省。现可查实，张之洞确知那拉氏一行离京逃往太原，不早于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稍后由护理直督廷雍保定来电，进一步证实此信息。从简单的时序排比可知，孔先生所谓“杀害唐才常不迟不早，是在他刚刚获悉慈禧政权没有被摧毁的消息之后”的说法，不能成立。
再则，许景澄、袁昶为张之洞门生，位至高官，在京也经常与老师通消息，直至其遇害前，一直是湖北了解京师政治动态的重要信源。《张之洞全集》录有五月初九、十一、十二日，张之洞致许、袁，论“‘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欲恃拳匪攻逐洋人真大误也”，并托将此意见“婉商云门达当轴”。 《袁忠节公手札》收入庚子年袁昶致张之洞三通密札，分别作于五月十三、六月初二、二十三日，亦多涉庚子政情。《庚辛史料》存录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许、袁致张之洞一电，内容如下：
卦电敬悉。荣相足疾已愈，董军尚屯郡中。团就抚，不甚受约束。现奉明谕，除战事外，被害洋人教士及损失物产查明核办。土匪乱民，督抚统兵大员相机剿办，等因。各使均尚存。闻现筹保护使出京，未悉办法。赫德不知消息。漾。
此电文不见于他处，现存世《袁京卿日记》、《许文肃公日记》分别迄于庚子六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许、袁同于七月初三日骈首弃市，所以这很可能是目前所存最晚的此二人生前文字。
另有署“八月初十日戌刻发”的《京朝官致江鄂督电》一通，文曰：
留守无人，事机危迫，公为国重臣，请设法挽回，并力劝合肥北来，以维大局。复。徐郙、李端遇、曾广銮、郭曾忻、张亨嘉、黄鋆隆、朱祖谋、高枬、杜本崇、柏锦林、刘福姚、郑沅、宋育仁、黄曾源、郑叔忱、汪诒书、王鹏运、陈璧、陈懋鼎、林开章、张嘉猷、于式枚、曾广镕、高树、陈秉崧、李希圣、乔树枬、王世祺、卓孝复、许柽蕃、傅嘉年、高向瀛、劳启捷同顿首。初一日。凯谨转。灰。
按其背景，八国联军入京后，两宫皆逃，至钦命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回京，中间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北京城实际处于“无主之国”的极端状态，当时留守诸臣为恢复秩序、打开交涉之门，各自为群，各行其是。此函于八月初一日缮写，由驿递交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再用电报自济南转发各省 ，其主要诉求是请刘坤一、张之洞敦促当时尚滞沪观望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迅速北上主持外交，平息乱象 ，联名者总计33人，以南城汉族京官为主，以吏部尚书徐郙领衔。此名单中反映当时留守京官的主体阵容，对于研究庚子事变后一时失去重心的清朝政局以及多种政治势力的互动，多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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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上古荐书丨庚辛史料（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