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李硕:战绩堪比恺撒的他,为何没有获得身后美誉?

2020-08-28 10:49
北京

一个不亚于成吉思汗的战争天才,为何被历史打入“冷宫”?一个出身低微的“穷二代”,如何一战成名,逆风翻盘?宋武帝刘裕战绩卓著,却为何历史评价不高?南北政权对峙数百年,一般选择什么季节开始作战?

8月12日下午,由活字文化策划、《楼船铁马刘寄奴》《俄国征服中亚战记》两本新书的作者李硕,与南京大学童岭教授、《忽左忽右》播客主播程衍樑做客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聊起了他的战史写作,以及历史上的宋武帝刘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史。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此次活动的现场对谈实录,共同走进那个战火频仍、英豪辈出的历史时期。

“我想把战争和历史掰开来写”

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的主人公是南朝开国皇帝刘裕,他生活在江南,是南朝将领。面对北方的骑兵优势,在骑兵成为陆战主力、北方民族成为亚欧大陆压倒性的军事性力量之后,刘裕照样能打出平手甚至胜利。刘裕是一个“翻盘者”。

《楼船铁马刘寄奴》

李硕 著,活字文化·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

《俄国征服中亚战记》是十九世纪俄国对中亚的军事征服的战争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人类依靠现代科技、军事技术优势,对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形成了完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这本书表现的就是俄国一百多年来对中亚的军事征服,其中对俄国人一百多年来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变迁着墨较多。

《俄国征服中亚战记》

李硕 著,活字文化·中信出版社

这两本书,前者代表骑兵刚成为主力兵种时代战场的形式和具体战争,而后者代表了游牧民族的谢幕。

其实《楼船铁马刘寄奴》是很早就写好的书稿,09年成稿的。之前我在清华读历史学博士期间写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南北战争三百年》这本书。而《楼船铁马刘寄奴》是博士论文的“副产品”。我看到的这些历史人物、战争人物中,刘裕这个人可能是经历最丰富、最有戏剧性的,所以我就提前写成了书。

宋武帝刘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郡彭城县绥舆里人,生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南朝刘宋开国君主(420年7月10日-422年6月26日在位)。

《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则是我2013年博士毕业,踏入新疆这块土地、就职新疆大学后,有感于与内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因此很想书写这里的故事。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三卷本成了最初触发我写作的契机。这本历史记载的当时中亚的历史环境、人文风貌,跟我在新疆感受到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想把战争和历史掰开来写,让读者能有更感性的认识。

骑兵不是一开始就占优势,其地位经历了

历史变迁

程衍樑:刘裕这本传记,它的历史背景,正是一个军事技术革新的阶段。比如说汉武帝时代的匈奴人,虽然以骑射见长,但仍然不能入关;等到永嘉之乱时,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同时中国中原地带也掀起了很大的政治格局的变化。您能否跟大家解释下,比如从骑兵的角度来说,这些变化发生在哪儿呢?

李硕:传统上我们会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很厉害的。但其实骑兵的地位经历了历史变迁。最早的骑兵没那么厉害,步兵才是主力。我们能想到最早的骑兵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代,那时候骑兵就是骑在马背上射箭,冲击步兵主力,但其实杀伤性没那么大,步兵列阵用盾牌就可以防御。不仅中国早期(战国时期)是这样,古希腊、古罗马早期,他们的作战主力也是步兵,骑兵只是辅助兵种。这方面人类历史上是共通的。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西汉时代,具体而言是汉武帝时期,汉军和匈奴打仗,战争规模还非常大。卫青、霍去病这些将领意识到,匈奴是骑射的老手,汉军临时征召的骑兵在骑射技术上没有优势。而卫青创造了新的战术,不跟匈奴比在马背上射箭,而是把步兵战术移植过来,在马背上拿着长矛打肉搏战;如果对手想跑,就合围起来再打。这是骑兵战术的根本性变化。

孙家村汉代画石像

类似的战争创新在其他文明也发生过,代表人物就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其实比卫青还早一些。他面对的是波斯帝国,骑兵也是比较多且占优势的,亚历山大也跟卫青一样考虑,不比骑射,而是打肉搏战。这是人类在相似历史背景下,面对相同的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经历了这些技术变革与积累之后,骑兵的战术才慢慢发展起来,从骑射走向拿着长矛的肉搏战,到三国时期就完全成熟了。

刘裕其人:军事上堪比成吉思汗和恺撒、胜过诸葛亮

李硕:我在书里有一些类似“广告语”的表述,比如把刘裕与成吉思汗作比较。因为刘裕这个人大家没太听说过,只知道辛弃疾写过“人道寄奴曾住”。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主要是依靠骑兵;但反过来说,没有骑兵怎么办,而刘裕就提供了答案。所以他作为军事家带给人们的启迪,可以说不亚于成吉思汗的。这是我觉得值得重新总结和发掘的课题。

程衍樑:其实你在书里面不止把刘裕和成吉思汗做了对比,还把他跟恺撒做了对比。

李硕:对,刘裕与恺撒我觉得也比较值得对比来看。

首先在更宏观的政治层面上,恺撒和刘裕都曾经改变了他们原来生活的政治环境:比如恺撒时期罗马是共和制的,但也是脱离群众的共和制,恺撒和他逐渐形成的军人集团就反对贵族共和集团;而刘裕,他所在的东晋那时已经建立快100年了,政权一直不是皇帝说了算,它的统治阶层是士族,就是一些高门贵族集团,而刘裕是靠军权建立了政权,排斥了高门士族。

从具体的军事上讲,两人也很像,都是要跟北方的蛮族打仗:刘裕是和北方的羌人,也就是慕容氏的军队打仗;恺撒也是跟法国、英国的高卢人、日耳曼人打仗。而且在他们的大后方也不停有内乱,需要不断回师平乱。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恺撒大帝,又译盖厄斯·儒略·凯撒、加伊乌斯·朱利叶斯·凯撒等,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优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童岭: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人,他同样是在分裂时期里,以南伐北,但是他是一个悲剧英雄,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武侯了。诸葛亮一生的梦想就是克复两京,把长安洛阳打下来,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完成,被后人无限凭吊。但是他没有完成的梦想,后来被一个南方人完成,就是刘裕。刘裕以南方的步兵打北方的骑兵,而且收复了洛阳和长安,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程衍樑:恺撒留下了大量第一手有关他自己战争历程的著述,但刘裕就没能留下来。李硕老师您也开过玩笑,如果刘裕能留下他的《南燕战记》《后秦战记》,那也许现在像您这样的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者,可以有更丰富的材料。

李硕:对,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中国著名的战争将领很少自己动手写东西。只有戚继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用笔记录下了自己的军事经验,其他多数将领都没做到。而西方的军事历史就很不一样。不只是恺撒写了《内战记》《高卢战记》,古希腊还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都是曾经参加过战役的人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而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情况,确实给研究者带来很多盲点。

但刘裕有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他的相关记录都保留在《宋书》里,而《宋书》的作者沈约跟刘裕也有点关系,沈约的爷爷辈,就是刘裕手下的那些沈氏将领,所以到了孙辈沈约,他就了解和记载得比较详细。所以我写这本刘裕的传记,可以有比较多的细节参考。

《纪效新书》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一部军事学术著作,《纪效新书》是我国军事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自孙子以来我国古兵书中历来强调的军事原则;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的形势,致力于创新的具有实用意义的战术,用来指导御倭战争。

程衍樑:童岭老师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也是很有研究的,也请您来谈谈您的看法。

童岭:好。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历史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如果把分裂的上限推到大家所熟悉的三国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开始算,到589年,隋文帝从平城打到南京、从胭脂井里面把陈后主和张丽华捞上来,这中间有400多年。在这400多年的分裂时期里,除了政治的分裂,中国其他各方面都发展得非常好,比如文学艺术,还有就是技术方面,特别是今天这本书里面重点提到的作战方针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

而刘寄奴的特殊之处,就是他是在整个分裂的400多年里面,为数不多的一个反例,是以步兵胜骑兵的一个反例。

100多年前的1906年,章太炎先生当时在日本给当时的留学生做了一次演讲,他演讲的文字后来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章太炎政论选集》里面。当时已经是晚清末年,没多久1911年中华民国起来了,所以这场演讲是鼓励大家推翻旧的政权。

章太炎演讲重点说了两个人,他说诸君就不要老学欧美了,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读欧美的书,尤其很多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他说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热血沸腾的人物,他说:“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就是想借这两个人,发激愤之情,驱除鞑虏。而岳飞,现在大家耳熟能详;但刘裕其实知名度真的不是特别高,包括在他的老家镇江,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李硕老师这本书选刘裕来做传记,既有个案意义,也有时代史的意义。

程衍樑:而且这本书虽然是刘裕的战记,其实展现了时代的群像,里面还写了许多人物,比如桓温、苻坚,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很有魅力的人物。也想请两位谈谈对于东晋及南朝时期历次北伐战役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刘裕的北伐在那个时代中变得如此的瞩目?

李硕:刘裕他首先是吸取了前人经验,同时他还做出了很大创新。因为他跟桓温这些人不一样,桓温这些人北伐,其实他不是真的要灭掉哪个国家,他是给自己积累资历,回南方之后继续掌权;但刘裕他是真的要灭掉那些北方人,比如现在的山东那边,当时是慕容氏的南燕占领,他就是想把南燕全灭掉。

东晋灭南燕之战示意图

这带来一个问题,人家骑兵可以跟你打仗,而一旦发现你更厉害,打不过你,他们都可以继续向北跑,回东北老家都可以。所以刘裕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灭掉敌人的话,我还不能打那种半场胜仗,我不能打到一半让敌人跑了,我要把它全抓住。其实这是很考验南方步兵的,你本来腿就短,缺少骑兵,你打胜仗打倒了都不行,把皇帝吓跑了,他就迁都跑没了。所以说,一定要把决战时间往后拖。

刘裕的具体方式就是,他打南燕的时候,在山东,他并没有沿着传统的水路一直往北走。传统方法应该是沿山东的泗水,是流入淮河的,沿着这条河一直往北的话,就能进入到山东很近的地方,他的老前辈桓温也是那么打的。但是刘裕就不一样了,他走到一半,突然带着军队离开河流,一下子进入沂蒙山区鲁中山地,这是别人没想到的,因为后勤没法解决。但是一旦进入山地行军之后,敌人的骑兵也展不开,没法在山地跟我打决战,你只能一直在出山口等我。而出山口已经离南燕的都城非常近了,所以这一场决战之后,刘裕能消灭南燕的军队主力,这个时候南燕皇帝想跑都跑不了,因为军队都已经兵临城下了,南燕的皇帝慕容超就包围在里面。

打南燕只是一个相对小的,因它的领土面积比山东省稍微大一点。打另一个后秦政权的时候,可以说过程更长更惨烈。具体过程可能时间有限,我没法详细说,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书了解一下。

北魏、南燕、后秦、东晋相邻态势图

反正我感觉,在重新写史书和解读这些古人战役的过程中,确实可以做个复盘,把他当年的各种考虑,我们尽量全面地重新再考虑一遍,然后去得出结论,他为什么必须这么做,有没有其他别的选择?当我们尽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往往更能体会到古人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段,他那种不各种高明和不得已。他可能各种选择都尝试过或者都考虑过,但这种也许是最好的,这也是我们不身临其境的人,有时候很难感受到的一种历史的可能性。

南北对立时期,战争都选什么时候开打?

李硕:另外,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的大环境下,南方军队的北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经验和体系。北方军队一般趁着秋冬往南打,南方军队一般趁着夏秋季往北打,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季节性因素。

比如南方军队缺少战马和牲畜,军粮这些后勤物资运输怎么办?南方人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水运。所以南方军队在北伐过程中也注意,尤其是针对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船尽量是从长江沿着运河驶入淮河,然后沿着淮河的支流向北,最好是能进入黄河流域。但是越往北水越少,越难以行船,所以必须抓紧利用夏天的雨季,华北的雨季有个术语叫做“七下八上”,就是阳历的7月下旬8月上旬,这是降水最集中的季节。所以桓温、刘裕这样的军事将领,北伐的时候必须抓紧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华北地区的河流水多能行船,可以趁这个机会向北推进。其实这是南北战争的一种季节性的特征和规律。

这个特征不光南方的军队讲究,北方也讲究。北方的游牧族军队,无论在草原还是已经占领华北,他们跟汉人王朝打,都讲究在秋冬季发动军队。为啥?首先因为马秋季的时候就开始长膘了,所以比较肥壮,马力足;第二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越往北方草原越冷,但是越往南打越温暖潮湿,环境越舒服,而且到了华北地区以后,冬季河流结冰,不用造船就能直接过河,地理条件阻止不了你。所以北方军队一直习惯在秋冬季节向南发动进攻,但是一旦天气变热,河流涨起来,他们就赶紧收兵回去了。

李硕所著《楼船铁马刘寄奴》书影

另外,战马的饲养也有季节因素。春季草开始绿,草的营养比较好,这种情况下一般不需要加饲料。但如果是在严冬季节,干草营养价值低一些,往往需要加料,其实就是粮食,粗粮,给马来补充一下体能。

我在研究汉代对匈奴作战的时候发现一点,汉军后来逐渐找到匈奴的弱势,他们的进攻季节是在初春,为什么?其实这也涉及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具备的不同技术优势了。首先,初春时节,是多数牲畜开始怀孕、产幼崽的季节,这个时候牲畜要么大着肚子,要么小马、小牛刚生下来,搬家都不容易,这时候追击,要么幼崽饿死了,要么牲畜就流产了,所以初春季节发动袭击,会让游牧族损失惨重。另外,刚刚过完一个严冬,牛马都很瘦,匈奴的战马跑不动,也很难跟汉军打。

但是汉军面临的困难是相同的,汉军的马不也一样吗?也过完一个冬天了。这就是具体的技术因素,汉朝毕竟是农耕文化,不缺粮食,所以汉军可以在初春季节发动进攻的时候,把小米扛来给马吃。历史上有专门的一个词,叫做粟马,粟就是小米的意思。有粮食给马吃,就能让马迅速补膘。但匈奴人就没有这样的粮食储备。所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战争中,都找对方软肋来打,其实双方都总结出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刘裕战绩卓著,却为何历史评价不高?

程衍樑:刚刚童老师提到,1906年章太炎先生在东京给留学生们讲学的时候,因为章老先生是个革命党,他要鼓动大家去反清,所以他树立了两个人物,认为中国的留学生应该去学习,一个是岳飞,一个就是刘裕。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可以说刘裕的实际战绩至少不逊于岳飞,但是两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受到的来自传统儒家社会的评价其实不太一样。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童岭:这两个北伐人物,首先命运不同,可能涉及到史学中的唐宋变革论:唐及唐以前和宋及宋以后不一样,唐宋的建制不同。

在唐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裕,他可以当“开府将军”,他自己开府之后,可以自辟下面的官僚,不止是武将,还有文官。比如刘裕任命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刘穆之,京口起义的时候,他相当于刘裕的诸葛亮,所有文书工作都给他。

而到了宋朝,岳飞不具备这个条件。岳飞虽然号称“岳家军”,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可以拥有很强的战斗部队,但不可以拥有一套文官系统,最多可以有一两个书记官。而刘裕的文官系统,可以随他北伐,也可以驻扎在京师,一旦有变就直接向他发出情报。所以刘裕没有皇帝的名号,但实际可以行驶皇帝的权力。这是两个人的命运不同。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已经迈入近世了,也就是内藤湖南他们讲的,君主独裁的时代开始了,不会允许一个将军开府的。

第二个不同是两人的评价不同。去年我去了一下陕西榆林的潼关城——“地球上最后一个匈奴城”。我有一个思考,刘裕他们的评价记载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以及《资治通鉴》中,这是完整的一套史记系统,这里面传承下来的一套对话,来自刘裕对手的对话。赫连勃勃问他手下重要的汉人谋臣王买德怎么看刘裕这次北伐,王买德首先评价说肯定能胜,接下来他说:“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经远之规也”——“小儿”其实不小,古人十几岁已经不算小儿了;而且也不是“弱才”,其实都是重将——“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这其实是当时的对手对他的一个极度贬低的评价。这个评价在北方形成之后,传到南方,就被刘裕的政治对手利用并造势,后来就被史书定格下来了。而岳飞不存在这个问题,历史上对于这位悲剧英雄的评价都是很正面的。所以这是我的两个思考,一个是制度上造成两个人命运不同,第二个是评价上的不同。

宋武帝刘裕

李硕:我稍微补充一点,其实就是刘裕能够成功改朝换代自己当了皇帝,而岳飞从来没有走到这一步。朝廷想要树立的正统形象,很难是这种自己从大臣变成皇帝的形象。而岳飞当大臣一直很忠心,这是可以被皇帝接受的。而且,像清朝这样本来就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像刘裕这样,北伐把北方政权给灭了,他们也很难会去树立他的形象,可以北伐,但最好“不要成功”。

程衍樑:其实篡前朝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刘裕之前也屡见不鲜。但是相对来说,无论是王莽也好,还是像曹丕、司马懿也好,他们都没有去取于前朝的末代君主的性命,可以说是从刘裕开始,南朝进入一个非常血腥的循环,宋齐梁陈中,应该是除了陈后主之外,每一代的末代君主都是被下一任干掉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他在历史上有一个负面评价的原因。

刘裕在政治格局变革上的贡献与局限

李硕:说到这我倒想起来,刘裕终结士族门阀当政的局面后,开创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格局,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话题。但在这方面我们对他的评价可能不太乐观。

我们知道这种士族门阀当权,几乎就是一种垄断的家族政治,不允许任何新人、外人来参与。我们按现在的标准看,也可以说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来取代它。

刘裕在这方面,可能因为他文化素质不是太高,也缺乏政治层面的考虑和视野,所以他是靠自己带出来老兵、老的军事将领集团来取代士族门阀的统治,但本身并不是太成功。

第一,士族门阀毕竟声威在那了,没法彻底否定掉。所以在南朝,这些士族们虽然不一定掌握实权了,在政坛上还是影响力比较大。第二,刘裕的时期,实权只能留给这些军事将领,但他们多数又没有文化,有些甚至连道德素质都不太高,所以导致后来的南朝政府各种政变非常多,而且基本就是要把对手全部杀光,不留活口,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政治死循环。南朝一直走不出这个怪圈,直到梁武帝开始,才摸索出一些经验出来。梁武帝就是尽量优待这些大官僚贵族,相当于局部恢复士族制度一样,但他在位的前40多年比较成功,到了他的晚年,一旦发生战乱,例如侯景之乱,结局也比较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南朝没能总结发展出一套比较良性的政治运行规则。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年-公元549年6月12日),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建立者(502年-549年在位)。出身兰陵萧氏,为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 。在统治初期,萧衍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但对门阀世族,萧衍一改前例,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又宽待宗室,授诸王以实权。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在南朝诸帝中位列第一。在位晚期,随着年事增高,开始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萧衍被囚死于建康台城,年八十六。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

在这方面,有一些反面的代表——北方的北魏拓跋氏后来垮台之后,新出现的政治势力,就是宇文泰家族建立的西魏。陈寅恪后来提出了一个术语叫做“关陇贵族集团”,其实总结的就是北方宇文泰这个集团。他们是跟刘裕类似的靠打仗出身的军人,而且主要是有鲜卑血统的军人。但是他们作风比较正派,而且比较有政治上的追求。如果说宇文泰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出镜率不高,那说另外两个,一个是建立隋朝的杨广、杨坚父子俩,一个是建立唐朝的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俩,是不是就熟悉了,他们都是关陇集团的,而且跟宇文泰家族其实都拐弯抹角的有亲缘关系。你可以从规模和格局上,就能看到北方的关陇集团其实是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的群体。

但为什么刘裕这个集团就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呢?这背后的问题,现在咱们史学界好像也没有很标准的答案,说不清楚。但如果你看南朝史书,确实会感觉政治上特别乱。南朝宋齐梁陈,只看宋朝,就出过好几个昏庸的小皇帝,干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以前有人说,可能是下一朝的人编写史书,为了给他抹黑,故意把他们写得坏一些。但我觉得也不全是,因为你看史书时会有感觉,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好,可能会虚构一些东西,给他编造;但有时候史书写一个人坏,它不是完全能虚构出来的,肯定发生过这种事,史书里才能写。

“关陇集团”是部分学者提出的一个说法,将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称之为“关陇集团”。

童岭:在日本学术界,有一位京都大学做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叫森鹿三,他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有关刘裕的文章。他还有一本小书,国内马上出了,原名是《分裂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我读的是文库本的原书。森鹿三也讲到了,在南朝,宋齐梁陈这些小皇帝,真是歇斯底里,在人的肚脐眼上画箭靶子,然后拿没有箭头的箭射。本来是有箭头的,还是大臣劝他,把人射死了你就玩不了了,他才用没箭头的箭射。

南朝齐东昏侯也是,他有个妃子姓潘。东昏侯信佛教,在地上贴了很多金色的莲花,让潘妃赤脚踩在莲花上,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来,模仿佛典里的“步步生莲”。他们就是想着法子玩。我还跟我们做近代文学的老师聊天: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叫潘金莲,不叫李金莲、张金莲?这个就是东昏侯的潘妃踩着金莲,这么来的。这些是题外话。

回到森鹿三的小书,他在书中打了个比方,说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是中国的“麦克白时代”,就是皇族之间互相屠杀。我在想有一个原因就是权力结构不稳定,因为毕竟是军人上位,他怕下面人笑话,所以他对于政治对手是很心狠手辣的。我记得李硕老师在书里有个比喻,就是要跟老虎一样,伏击,最后一下咬住脖子,一口气把敌人干掉。包括南齐的齐明帝,最后去世时给儿子临终遗言:“做事不可在人后”。你看李世民给儿子留下的是什么,《帝范》,教你怎么做皇帝,书都传到日本了;齐明帝给儿子的遗言,却说做事动作要快,上来就杀,就是因为他权力结构不稳定。

从汉灭亡进入三国时代,到西晋的短暂统一,再到东晋十六国乃至南北朝对立,中国又进入了分裂与混战的时代,政治上虽四分五裂但却是豪雄辈出 。本书从丰富的史料中选取了大量生动有趣的故事,将当时的众多人物和社会实态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论证了这一分裂时代在中国史乃至东亚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

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用现在史学界依旧在用的说法,这400多年是“贵族与皇权的妥协体”,到了宋代之后独裁政治就开始了。只有在这400年中间,权臣才可能成为“皇帝”,从宋代开始,在政权内部不可能再产生皇帝,你哪怕做了“九千岁”,你也永远做不了“万岁”。所以南朝刘氏、兰陵萧氏,乃至下面陈朝的陈霸先,地位都更低了,他们在大时代里都不是第一流的贵族,甚至连贵族算不上,他们跟琅琊司马氏不好比。王导、王敦造反的时候,琅琊司马氏就说,你要当皇帝给你当,我回我的琅琊。琅琊司马氏本身就是贵族,他有一种自信,所以东晋100多年,贵族对政治对手没有下过那么多的毒手。

南朝这几个家族,要么是军人集团,要么是低级士族,上来之后权力不稳定,首先他们自己就很恐惧,并不是被别人恐吓。反而如果真是超一流的贵族,例如王、谢去当皇帝——当然王、谢可能不屑去当皇帝——他们可能不会动手铲除异己。所以这也是南朝后期的历史,特别是在上层政治史中间,非常血腥的一面。正是他们的出身决定了这一点。

END

活字新书

一个不亚于成吉思汗的战争天才,为何被历史打入“冷宫”

一个出身低微的“穷二代”,如何一战成名,逆风翻盘

两个北方政权,两个江南王朝

在他的脚下,纷纷覆灭

也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到如今,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谁人还知刘寄奴

在历代的王侯将相当中,刘裕的声望和影响并不十分突出,但他的战绩谋略,在中国历史中却罕有人与其匹敌——他出身低微,凭实力在一次次血战中崛起,两个北方政权、两个江南王朝、若干割据势力,先后覆亡在他脚下;他终结了江南士族百年共和政治,建立起血腥、高效的军人政权——而且从战争的紧张程度、从实力与战绩的“相对值”来看,刘裕战史的精彩度,不亚于横扫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

本书作者以细腻的文笔,书写了刘裕一生跌宕传奇的战争生涯,同时在写法上进行了若干有意识的探索,对此作者也十分有信心,在后记中放话说:“写出这本战史也有点‘打擂台’的意思,期待能出现和本书较量的战史作品,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也要进化。”

继《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之后,李硕再出新作。这次他把目光重归自己的老本行战争历史,不同的,却是将聚光灯转向了 19 世纪的中亚世界。他借用曾亲历俄国征服中亚战争的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三卷本,来讲述19世纪俄国在中亚近 21 年的扩张历程。

本书很大的特点在于作者通过各种资料的补充,力图再现中亚内陆世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书中涵盖近 200 多幅图片,有些是随军画家创作的纪实油画,有些为当时拍摄的彩色照片,作者乃至找到19 世纪中亚世界的地势地图,标注行军路线,并为战场的地理环境做出详细注解,进行战场还原。

另外,作者还在书中补充了大量当时兵器发展历程的背景介绍。19 世纪枪炮火药随战争的需求获得飞速发展,在俄国正规军与中亚游牧散军交锋时,兵器的优势被大大凸显出来,一场场战争,为一次次军事技术的革新找到最合适的试验场地。

撰写本书时作者身处新疆,天山脚下,这里冬季白雪皑皑,夏季阳光炽烈,春秋大风狂作,不同的地貌风俗触发且逼迫作者进行记录。在作者看来,新疆和中亚都是广义上的“内亚”,两千年来,汉人走进西域,甚至穿过中亚,前往印度或者西亚;西域甚至来自更遥远的西方的人也一波波进入中原。这些远行者踏过戈壁,翻越天山葱岭,涉渡流沙之河,和 19 世纪里俄国人看到的风景,感受到的新奇、艰辛没太大区别,而俄国人留下的记载最多、最详细。

所以,此书不仅是想写俄国或战争,也是想从一个角度展示、还原古老丝路的风貌。解忧公主、班超、鸠摩罗什、玄奘和尚、岑参、丘处机、林则徐等人一路看到的,大致也是这些。进入 21 世纪,中国人又要睁眼看世界,还有“带与路”的考量与探索,更需要对帕米尔以西那个陌生世界多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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