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同行心目中最优秀也最想忽视的阿根廷作家
罗伯特·阿尔特出身于阿根廷普鲁士移民家庭，成长于城市拥挤的廉租房。从小生活的地方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杂院”，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这是阿尔特的生长环境，也是阿尔特笔下的世界，危险刺激、混乱芜杂。
罗伯特·阿尔特在16岁离开家后，当过书店职员、铁匠学徒、油漆工、焊工等，直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报》任职。作为记者，阿尔特描绘了阿根廷丰富而生动的生活，被认为“以特有的直率和朴实的风格”，描写了“阿根廷首都日常生活的奇特、虚伪、陌生和美丽”。
除了写作，阿尔特对发明也近乎痴迷。他曾经尝试发明邮戳和压砖头的机器，但都相继告败。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在笔记本上计算、做笔记。没人明白他对科学、机械方面的实验和发明的热忱到底来自何处，或许与他大量阅读的技术手册和科普读物不无关系。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不会滑丝的女性丝袜，甚至获得了专利。这正好解释了他的代表作《七个疯子》里的埃尔多萨因种种“疯狂”的行为——真实生活中的阿尔特，也曾试图通过实验和发明来获得名声和财富，但终究是泡影。
1942年，阿尔特因疾病去世，有《七个疯子》《喷火器》《愤怒的玩具》等小说和戏剧作品数部传世。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作品便是国内首次出版阿尔特代表作《七个疯子》。
他的视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一帮家伙昏暗而偏远的视野从不可同日而语。
——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尔特是阿根廷现代小说之父，他是最重要、最伟大的阿根廷小说家。
——里卡多·皮格利亚
如果这些海岸上有人能被称为文学天才的话，那一定是罗伯特·阿尔特……我在谈论一个将在时间长河中留下名字的小说家……难以置信，他还不为当今大众所熟知。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译作选读
在推开经理办公室磨砂玻璃门的那一刻，埃尔多萨因就想要退缩；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但为时已晚。
等待着他的是经理，矮壮的身材，野猪头，灰头发剪成“翁贝托一世”的模样，鱼一般的灰色瞳孔发出严厉的目光、会计瓜尔迪（瘦小，舌灿莲花，目光犀利）和副经理（野猪头经理的儿子，三十出头的英俊单身汉，头发全白，外表看起来愤世嫉俗，嗓音嘶哑，目光像他父亲那样咄咄逼人）。经理埋头在看账簿，副经理躺在安乐椅里，腿搭在椅背上摇晃，瓜尔迪先生毕恭毕敬地站在写字台边，三个人谁也没有回应埃尔多萨因的问好。只有副经理抬起了头：
“我们接到举报，说您偷了我们六百比索。”
“六百比索零七分。”瓜尔迪先生一边将吸墨纸放在账簿上经理刚签过字的地方，一边补充道。于是，经理仿佛费了好大劲儿似的，转过他牛一般的脖子，抬起头来。他的手指套在背心的扣眼儿里，半闭着的眼睑之间发出敏锐的目光，不带怨气地看着埃尔多萨因憔悴且呆板的面庞。
“您怎么穿得这么破烂？”他质问埃尔多萨因。
“收款员的工资少得可怜。”
“您偷走的钱呢？”
“我没偷钱。那都是谣言。”
“那么，您愿意交出账目咯？”
“如果你们需要，今天中午就可以。”
这句回答让他暂时得以喘口气。三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副经理耸了耸肩，在他父亲的默认下，说道：
“不用……您的时限到明天下午三点。把账簿和收据都带来……您可以走了。”
这个决定太让他惊讶了。他悲哀地呆立在那儿，看着他们三人。是的，看着他们三人。他看着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却对他无尽羞辱的瓜尔迪先生，看着傲慢地盯着他褴褛的领带的副经理，也看着僵硬野猪头的经理从半闭着的眼睑之间向他发出愤世嫉俗且猥亵的灰色目光。
然而，埃尔多萨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想让他们明白压在他生活上的巨大不幸；他呆在那里，悲哀地立着，黑色的保险箱在他眼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他感到自己的背越来越弯曲，同时手指紧张地卷起黑色遮阳帽的帽檐，目光愈发鬼祟，愈发哀伤。接着，他突然问道：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可以领工资吗……”
“不可以……把所有的收据都交给苏亚雷斯，明天下午三点带着所有东西来这里，不要忘了。”
“好的……所有的……”然后他转身，没有告辞就走了出去。
他从智利街一直走到科隆大道。他感到被逼入无形的绝境。阳光将倾斜街道内部的污秽暴露无遗。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他的脑袋里翻腾，要想把这些念头理清楚也许要花上好几个钟头的时间。
后来，他想起自己竟然没问问他们，究竟是谁告发了他。
他知道自己是个小偷。但他不太在意自己被贴上什么标签。也许“小偷”这个词并不能体现他的内心状态。是另一种感受，是一个形成了回路的沉默，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这个沉默且黑暗的回路打断了埃尔多萨因思维的连贯性，在推理能力退化的情况下，他无法将叫作家的地方与那个被称为监狱的机构联系起来。
他像发电报那样思考，省去介词，这让他精疲力竭。在那些死气沉沉的时光里，他完全可以不露痕迹地犯下任何一种罪行。当然，法官是无法理解这个现象的。但他的内心已被掏空，他不过是一具空壳，在惯性的作用下机械地移动。
他继续去糖厂上班并不是为了偷更多的钱，而是因为他在等待着某件不寻常的——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让他的生活发生意料之外的大转变，把他从即将来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他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梦境般让人忧虑的氛围中。埃尔多萨因将它称之为“痛苦区”。
在埃尔多萨因的想象中，这个区域位于城市上空两米的地方，其图示类似于地图上的盐田或沙漠，是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鱼鱼子般密密麻麻。
这个痛苦区是人们受苦受难的结果。它像一朵有毒的云，缓缓地从一点滑到另一点，穿过墙壁，越过建筑，却能保持它扁薄且水平的形状；二维的苦痛将喉咙割断后，留下抽噎的余味。
当埃尔多萨因第一次因绝望而感到恶心时，他就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问自己，也许是想要弄清自己焦虑的源头，那焦虑让他渴望明天不再只是今天在时间上的延续，而是某种完全不同、出乎意料的东西，就如同北美电影的情节发展一样——在那里，昨天的乞丐在今天突然变成某个秘密社会的老大，而昨天普通的打字女孩在今天则是隐姓埋名的百万富翁。
这种无法被满足的对奇迹的需求——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发明者，一个即将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为他随后的担忧带来一丝挫败的酸楚，像嚼过柠檬的牙齿一般刺涩。
在这种情况下，荒诞的想法也随之而来。他甚至想象到，有钱人在厌倦了不幸者的诉苦后，建起由马车拉着的大铁笼。精心挑选的强壮的刽子手用捕狗的绳套套住不幸的人，埃尔多萨因清晰看见这一幕场景：一位身材高大、披头散发的母亲，追着笼子奔跑，她独眼的儿子在铁栏后面冲她大喊，直到“看狗人”听烦了叫声，用套头狠狠打她的头，将她打昏过去。
（《七个疯子》[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著，欧阳石晓/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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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20年过去，来认识这位同行心目中最优秀也最想忽视的阿根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