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者到记录者：我和三线建设的一生缘

口述 倪同正

口述者：倪同正（四川原锦江油泵油嘴厂厂长办公室副主任）

采访者：张程程（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整理者：倪同正、张程程

采访时间：2020年8月9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080号曼莎咖啡馆

含泪拍老厂  （摄影 李杰）

还是那条路，

还是那个厂，

只是人都去哪啦？

拍下，拍下，

把记忆带走，

把叹息留下。

落叶飒飒有归处，

春风年年绿枝丫！

——倪同正《重返锦江老厂有感》（2015年3月5日）

作为一个共和国三线建设的参与者，我能够有机会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和外界进行交流，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在此，非常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精心安排，感谢他的研究生张程程同学冒着酷暑为我做这个口述整理。

图为2020年8月9日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张程程（左）采访倪同正

一、参与者：三线建设经历回顾

我参加三线建设是在1968年，那时我在上海柴油机厂技工学校读书，当时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要发展，特别是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下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这就使得毛主席在1964年提出的三线建设战略更加迫切，从而使这一战略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1968年12月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作为生力军被分配到了四川。当时那边的工厂厂址还没有选定，所以我们就全部留在上海柴油机厂实习。

直到1970年5月，位于四川的锦江油泵油嘴厂（以下简称“锦江厂”）开始建立了起来，所以就需要大量的人员过去参与基建，边基建边生产，第一批去的有200多人，我们这批去的时候又有一二百人，后面又有好几批过去，一共有700多人过去了。去了之后，很多设施都还没建，所以就需要我们参加基建劳动，我当时就被分到一个连里当排长，一个排下面有3个班，各有分工，团体协作。

因为三线建设的口号是“靠山、分散、隐蔽”，这是国家的一个方针，所以我们就沿着山坡造房子，车间都造在相对平整的平地上，还有其他的设施也在造，造了整整一年。因为当时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要跟帝修反抢时间，所以当时经常晚上加班，加班是没有什么报酬的，每人就是发两个馒头，有馒头吃也就不错了，那时候的肉很紧张，能有菜包子或者萝卜丝油渣包子吃，就非常不错了。

倪同正（前排右1）1971年与部分基建连战士在工地合影。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工厂也就逐步建立起来了，在1970年7月1日的时候，工厂在临时厂房里造出了产品，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效应，用来鼓动上海地区的工人过去支援三线建设，所以后面也有许多工人无条件的拖家带口就过来了。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干劲都很足，经常进行政治学习，有什么困难都自己克服，而且我们的基本生活都是有保障的，和农民比起来那好多了，像白糖、肥皂、草纸这些日用品在当地都是没有的，这种贫穷的状态在今人的脑海中简直无法想象。

图为1972年10月建厂投产后的厂区全貌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完成了厂区的建设并投入生产。但是进入改革开放后，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意味着我们内地的三线厂要直接和沿海的工厂同处一条起跑线，比质量、比价格，而我们很显然是处于劣势的，因为我们在内地进行生产的成本方面是比较高的，而且工厂地处偏远，运输成本也很高。所以我厂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想引进德国博世公司的柴油油泵来打造我们的拳头产品，那么工厂就能有条生路，所以当时我们厂集中精力去搞这个项目。但是后来中央的负责同志从全局考虑，认为德国人要价太高，所以就把我们这个项目下掉了。为了服从大局，锦江厂牺牲小我，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益举步维艰，工厂开始减员增效，我在1997年6月办了内退，提前退休回沪。

我为锦江厂服务了将近30年，所以走的时候也是非常不舍，我们整个的青春时代都在那边度过，从单身到成家到有孩子，一个小家庭在慢慢的成长，也适应了那边的生活。但是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三线厂都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我也随着这个潮流回上海了。但是在四川的生活岁月已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法忘怀。工厂在2003年的时候最终破产了，人员全部被买断工龄推向社会，厂房被收购。作为早期的建设者，内心自然非常酸楚，我们那边的一位老工程师多年后重返老厂看到一片破败的样子，不无伤感地说，锦江厂好像就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突然夭折了，内心的感情是真的放不下来，这话我至今仍然非常清楚的记得。

图为倪同正在2007年夏天拍摄的锦江油泵油嘴厂鸟瞰图

二、追寻者：三线建设研究的心路历程

（一）献礼锦江：编写《锦江岁月》

工厂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们锦江厂还有一个退休人员管理站，站长陆仲晖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原来在厂里的技校当过9年教师，后来又调到厂办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所以我对厂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相对比较熟悉。离厂前我编过一本工厂三十年大事记，送了一本给退管站留个纪念。

2004年的某一天，陆仲晖闲来无事翻阅了那本大事记，他萌生了一个想法，看能不能为我们厂编一个厂史。之后他就来信询问我的意见，我说这是一个好事情啊！其实我也早就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在退休前的1995年，就曾经邀请一批老同志，请他们写一写建厂选址的经过。老同志们的回忆录让我了解了建厂选址的来龙去脉，也为后来编写《锦江岁月》打下了基础。

锦江厂是我们这一批人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仅是一家工厂，更是我们曾经的生活家园。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所以陆站长和我说起编写厂史的事情时，与我一拍即合。但是我当时还在打工上班，我请他先去征稿，他把经我修改后的征稿启事打印了上千封信寄给锦江厂职工。我在上海也开始约人写稿。由于在此之前我有过一些编书的经历，同时我上面说的关于早期建厂的历史我已经搜集整理过一部分了，因此编这本书我感觉还是有点把握。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怎样，2005年5月，我打工的那家单位发生了变故，我们这批年龄偏大的员工就被辞退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在与老厂阔别八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锦江厂。陆站长告诉我信寄出了好多，但是回复的只有几封，我说不着急，我们再想办法。

首先，我对《锦江岁月》的编辑原则做了个设定。我认为，对一家工厂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发展过程，这几十年做了什么，取得哪些成就，特别是在生产经营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这些是主要的，不能都是花絮，否则就没有太大历史价值了。所以围绕这个主题，我就有的放矢地去寻找一些对象，动员他们写稿。但是有的人不愿意写，生怕被人误解为自我吹嘘，不好意思；还有些人想借机宣泄一下情绪，把当年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恩怨数说出来，一吐怨气。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也定了调子，就是不搞大批判！这样也就排除了干扰，使组稿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我大概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处约稿。除了找一批干部之外，还找过一些技术员、产品研发人员、销售人员，动员他们有针对性地写回忆文章。

我还专门找到原来的厂长，请他写当年引进项目的事，这是一件全厂瞩目、决定了工厂命运走向的大事，也是我们这本书必须给数千锦江人一个交代的核心内容。厂长曾为这个厂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是最后没搞成功他就退休了。当一班年轻领导接班后，根本无法阻挡工厂的颓势，没几年，就把厂折腾完了。他心里很难过，但是职工对他很不满意。因为我们厂搞三线改造用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几年后才列入国家三线调整名录，享受了退税政策。当时政策还没下来，前后投入5000多万元在离成都市不远的新都县开了一个分厂。原打算把之前提到过的引进项目安排到这个新厂的，因此这个新厂建造得比较“高大上”。但是因为引进项目的落空，这个新厂几乎没用上就拱手低价被别人收购了。而全厂职工为这个项目上马勒紧了裤腰带，生活待遇上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故而对他有很大的怨气。有人对他会否参与写稿有疑虑，但是在我和他说完之后，他很快答应了邀请，不到几天时间就交来了稿件。看来，他也很想抓住这样一个表白的机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大家。

后来其他的同志也都积极配合，甚至有一家职工老少三代都投了稿的。我把手头现有的二十多篇文稿打印装订了10本，分别送给一些外地锦江人。身居上海的一批原厂级领导传阅了这本“样书”后，脑洞大开，他们专门开了座谈会，并把他们的发言稿整理成文，寄到四川。到了8月份，我们已陆续收到散居在全国各地职工来稿一百多篇，计40多万字。我把全书分为七章，分别是《厂址风云》《工地战歌》《火红年代》《多彩家园》《情系锦江》《心音回响》《附录》等，其中涉及厂史、生产经营、产品技术、改革发展、经验总结等方面的稿件达80余篇，基本达到了我们最初编书的设想。

图为《锦江岁月》样书底稿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书的初稿弄好后，我就想找一位比较有名望的专家来为我们写序，于是我就想到了王春才王老。

我在厂办工作的时候，买过几十套《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对我产生很大影响，主编就是王春才。他原来是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通过这套书，三线建设这个话题才开始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怎么才能联系到王老呢？我就打电话给四川省作家协会，作协同志把作家沈重的电话给了我，于是我通过沈重得到了王老的电话，拨通电话才发现王老是江苏人，和我差不多是同乡，这样大家说起话来也就很亲切了。之后陆站长、我厂原副总工程师刘宗岳和我一起带着书稿去王老家里拜访，王老了解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为我们写序，并很快把他写的序言《岁月留痕》寄了过来。从那时起，王老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对锦江厂退管站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给以极大的关注与支持。

序言落实了，在对书稿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后，于2005年10月中旬交广告公司继续改错排版，我就回上海了。转过年的2006年3月，我又回川，督促印刷厂印制。3月26日，退管站在彭州“在水一方”度假村隆重召开了《锦江岁月》新书发行会，王老和其他一些领导亲临现场祝贺，彭州电视台摄制组还到现场采访，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镜头。4月9日，陆站长率四川锦江退休人员歌舞队从四川来到上海，在上柴厂俱乐部礼堂又办了一次载歌载舞的发行会，王老也专程莅沪与锦江人一起共庆《锦江岁月》的发行。

2006年3月26日，《锦江岁月》四川发行式全体人员合影

2006年4月9日，《锦江岁月》上海发行式在上海柴油机厂俱乐部举行

《锦江岁月》第一集出来之后，很多老职工都后悔没有投稿，纷纷问退管站还要不要稿子？陆站长说要啊，你拿来。于是，根本不用动员，大量的锦江故事源源不断汇集到退管站，还有大量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锦江岁月》续集就开始筹编起来。因工作量太大，我就找了原厂工会办公室主任方大庸，请他过来一起参与编辑。我们把回忆录和照片分开处理，照片单独编成一本画册，取名《锦江情韵》。用图片展现工厂历史，内容更丰富更直观，也更受职工同志们的欢迎，许多人以自己的照片能入选画册而感荣耀。回忆录就编成第二集，其结构和第一集大体相同，有个体参与工厂工作的经历，也有工厂生产、研发、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每一本书都设有“悼亡追思”专栏，这个章节的内容很能打动读者。另外，还保持了三线二代的专栏，他们的文稿也很有可读性。《锦江岁月》第二集和《锦江情韵》画册同样在四川和上海两地进行发行， 再次掀起一股怀念锦江岁月，畅叙锦江情谊的热潮。

两集问世之后，大家都觉得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地震，当时我正在广西梧州打工。我在网上看到有关锦江厂子弟的一些信息之后，我就在网上注册了一个百度贴吧，参与的锦江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逐步形成了锦江人的网络交流平台，同时我还创办了新浪博客《三线锦江人》，发表了大量的锦江文稿和活动视频、图片，把锦江人的文化活动信息向更大的范围扩展，也由此结交了许多三线朋友。

2009年春天，退管站准备为业已消亡的工厂建一座纪念碑，我在上海主持了碑文的集体创作，我把来自全国各地的诗稿糅合成一首浓缩了锦江厂史的四言诗，用传真发到退管站，由退管站转交成都文化名人、锦江厂销售科营销策划大师陈历谋修改韵脚，由锦江书法家李文超抄写在石碑上，经石匠刻字上色，终于在5月10日退管站举行的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大会上隆重亮相，成为锦江遗址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兴奋地拍照留念，锦江人的感情得了进一步的凝聚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陆站长就和我商量说要不再出一本《锦江岁月》，于是，我和方大庸再次担责，一部60万字的《锦江岁月》第三集在2010年10月呈献给了锦江人和社会各界，反响依旧热烈。

与前二集不同的是，第三集增加了“友朋篇”专栏，共收入25篇三线友人的文章。作为编者的我，能够借助这个平台，把锦江人融入到三线文化的大交响之中，一起唱响“三线之歌”而感到无比欣慰！

图为2009年5月10日“锦江魂”碑落成时的正面照

图为2009年5月10日“锦江魂”碑落成时的背面照

锦江厂是三线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锦江厂从规划筹建到投入生产，从发展壮大到调整改造，直到最后的衰落破产，这一过程其实也是许多三线企业的命运轨迹。但是，锦江人却在沉沦中奋起，用煌煌巨著告诉世人，厂破人在，精神不灭！正如王春才在他给《锦江岁月》写的序中说的那样：他们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发动职工把那一段英雄的历史、如歌的岁月记录下来，值得提倡，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

《锦江岁月》的发行，为职工提供了一个寄托情感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笔思想财富。有些职工是一边看一边流眼泪，还有的老职工拿到这本书之后，爱不释手，通宵看完。因为书中写的都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场景，唤醒了他们尘封已久的记忆，因此特别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锦江岁月》的流传，也为其他三线厂的修史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引发了三线厂编著回忆录的热潮，特别是王老不遗余力地为我们这本书做宣传，逢人就向他们推荐这本书，使《锦江岁月》不胫而走，在三线企业圈内引起很大反响，带动了一大批三线企业回忆录的问世。比如锦江厂的邻居中和机械厂（军工913厂）闻风而动，积极筹备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中和风雨行》，湖北卫东集团出版了《卫东记忆》，重庆5057厂出版了《晋江文集》，湖南浦沅工程机械厂出版了《浦沅魂》回忆画册......“一花唤来百花开”，锦江人为三线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也让我们引以为荣。

回顾延宕六年编写《锦江岁月》的日子，多少次沪蜀二地来回奔波，熬夜改稿；多少次唇干舌燥，应辩释诘；多少次彻夜难眠，不得不吃安眠药来强迫自己入睡。然而，看到人们捧书而读，如数家珍的样子，我又觉得非常快乐了。我曾经写过一首《编<锦江岁月>有感》：岁月悠悠万亊休/烟消雲散复何求/梦醒只恨良宵短/花落才知春难留/雪泥鸿爪寻旧迹/浮光掠影会风流/莫道人生老将至/夕阳犹照锦江楼。这首诗很能表达我当时的心境。而编著《锦江岁月》的历练，为我日后承担更大的使命，埋下了伏笔，这个收获，值！

而退管站的工作人员张玲，不知加了多少班，在电脑上输入了140余万字：陆站长为出版经费的筹划也是绞尽几多脑汁！我想，能让自己倒下的工厂，在精神上复活，更值啊！

图为《锦江岁月》（第1—4集）照片

（二）：回望三线：编写《三线风云》

就在编写《锦江岁月》第三集的同时，我已在网上搜集了不少三线文章，内容涉及到一些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中央决策以及一些三线厂在调整改造中的突围，这个过程看完之后我感觉是惊心动魄，真的不亚于一场战争。我把这些文章进行了梳理，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这些文章的作者，和他们取得联系。当时我就想出一本综合性的三线题材方面的书，最初我将其命名为《三线春秋》，因为春秋两个字，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演变，有一种沧桑意味在里面。我告诉了王老，也跟陆站长说了一下我的这个计划，还请锦江厂书法家李文超给我写了“三线春秋”这四个字。当时我是准备先在网上搞一个博客，这个博客就叫“三线春秋”。通过这个博客来继续收集三线文章。虽然后来博客没办成，但三线方面的文稿已积累。

2011年5月，我又回川，准备从老厂搬到彭州市区5•12地震灾后重建的安置房居住。期间，我仍在整理《三线春秋》的书稿。对这本书，能否做好，我心中没底。于是在8月28日，由锦江退管站在丹景山组织了一次该书编辑工作汇报会，四川省青年作家刘常琼（晓露）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和王老一起到彭州参加汇报会，我对书的主题思想、篇章结构作了详尽的介绍。大家讨论热烈，参会的四川大学一位教授对书名表示异议，认为“春秋”二字涵盖太大，一本书难以容纳那么深广的内容。所以我在2011年11月回沪后就把书名改成了《三线烟云》。那以后，我在上海一边打工，一边在不停在摆弄书稿。

图为2011年8月28日，由锦江退管站组织在彭州丹景山向王春才及四川省作协、传媒公司汇报《三线风云》的构思与篇目

大概在2012年春夏之际，听王老说，有两位北京的退休学者建议由他牵头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会，希望能把全国的三线研究者归拢在一个旗帜下，使三线建设历史的研究，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向纵深展开，更有效的整合研究队伍，交流研究资源，共享研究成果，使三线建设的思想遗产，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借鉴。

王老不负众望，开始了他筹备研究会的行程。同时，他也经常询问我书稿编撰的进展情况，还进一步嘱咐我就近向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请教。于是，我给徐教授写了一封信，现转录在此，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有关情况：

徐老师：您好！

近年来，反映三线建设题材的书籍、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出产不少，但影响远远不够。如何向当代公众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三线建设的历程、现状及影响，为历史留住记忆，使我萌生了将平时搜集到的有关文章资料编辑成书的想法，并得到了王春才同志的支持。去年夏天在彭州由王老及一些作家学者对本书的大纲和内容进行了评议，基本肯定了本书的选题。

最近，王春才同志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奔走于北京、攀枝花、重庆、湖北等地，积极筹备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目前已有近百家三线企业表达了参加的意愿。该会由中国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与攀枝花市共同发起，拟于年内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特聘宋平、钱敏、甘子玉等为顾问，会长由钱敏之子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钱海浩担任，副会长为中科院当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武力担任。

目前王老正在成都起草研究会章程。王老来电告知拟将本书作为向研究会成立的献礼，催我尽快搞出样书。严格地讲，我编此书有点不自量力，无论学养与文字能力都还相差甚远。王老嘱我一定要向徐教授请教。故不揣冒昧，写下此信。现将书稿目录发您一阅，恳请徐老师不吝赐教。

1、请徐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本书是否有出版的价值，它能否达到揭密历史，留住记忆，激励后人的目的。

2、 本书的结构是否合理， 篇章上需作怎样的调整。版式有何见教。

3、如果徐老师认为基本过关的话，本书至关重要的序能否请徐老师操刀。王老在权衡之后也觉得由历史学者作序更为合适。不知徐老师是否能帮这个忙。润笔自不在话下。

4、本书现已整理好前六辑，约45万字，第七辑还在整理之中，约六万字。故全书还得作删减。估计在47万字左右，另搞八个彩页照片，软封面，大32开或小16开本，初印2000册。目前尚无投资商。因此请教徐老师，以您的经验和社会关系，上海有无出版社或书商对此类题材感兴趣，有无可能申请到文化基金的资助。2014年是毛泽东隆重推出三线建设战略方针50周年，或可成为此书出版的由头。如果上海没出路，就只好到北京试试运气了。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还望徐老师多多指教。

5、欣闻徐老师不久前组织了中国首次三线建设研讨会，未经咨询就将此消息收入本书，现得寸进尺，还想向徐老师讨一张会议照片，不知能否如愿。

好，先写到这里，期待您的答复。谢谢！

                                                                                                                                                                                  倪同正

                                                                                                                                                                      2012年8月1日

接我信后，徐教授给予书稿充分的肯定，对如何编辑做了热情的指导，但对于作序一事未能应允，他谦虚地说自己情况掌握得不够，他只是对小三线建设比较熟悉一些，希望我另做打算。不管怎样，他的指导，提升了我的信心。进入9月，一天我接到王老通知，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会议将在湖北省宣昌市均瑶国际大酒店召开，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三线老领导钱敏的儿子钱海皓任筹备组组长，也将出席会议。王老叫我赶快把书稿做10本样书，寄到宜昌会议上。我当时在一家公司的仓库当保管，没法请假，只好每天晚上加班加点编辑书稿，累得引发了带状疱疹，背上的刺疼让我寝食不安。但为了赶时间，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说起来也是在和时间赛跑，2012年9月18日，他们上午9时开会，样书在8时40分左右快递到会场。王老向与会的专家学者推荐了这本书稿，与会的专家学者都表示赞许，也得到了钱海皓的认可。所以说，要是没有王老的力推，这本书也很难问世。因为王老站的位置比较高，视野宽阔，人脉也广，具有很大的号召力。经过这次会议的商讨，《三线烟云》的出版也被正式排上了议事日程，同时确定由我担任主编，由王老担任编委会主任，统领出版事宜。由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来把关。之后我就开始对书稿做进一步的细化，而王老在筹备研究会的同时，为出版经费开始张罗。

图为《三线风云》的前身《三线烟云》样书照片

王老从湖北回四川后，就把这本书的出版事宜交由原《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的出版单位--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完成，并由原《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的责任编辑李洪烈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开始与出版社进行网络联系，书稿的排版校改进展顺利，责编李洪烈老师工作非常顶正，经常提出各种质疑，我就设法与作者联系，寻求答复。本书副主编、湖北卫东集团厂报总编杨克芝也对原稿进行校勘，他的纠错本领非常出色，连资深编辑李洪烈也对他啧啧称赞。11月出版社希望我过去帮助整理、审稿、校对等事宜，但是当时我还在上海打工，月收入有2700元，比我的退休金要高出一倍，所以我一时也非常犹豫，我爱人也不同意，而且那时候也要快发年终奖了，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工作辞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的出版工作中，因为对我而言，钱固然重要，但获得一本书的出版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到了这本书大致成型的时候，书名又发生了变化。2012年11月12日，王老打电话征求海军参谋部编研部作家、北京振兴盐城咨询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季阳林的意见，因他是苏北建湖县人，是王老的乡友。他坦诚地说，国家三线建设成就巨大，但书名缺乏应有的气势，可以再斟酌一下。随后王老又电话咨询了他的三弟、著名历史研究员、杂文家王春瑜的意见，王春瑜认为国家三线建设是在国际风云变化、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进行的，很不容易，将“烟云”字改成“风云”会更好一些。我听后，非常兴奋，连称改得好，一字之差，气势立显，就这么定了。 王老也立即邀请王春瑜、季阳林两位学者担任本书书的顾问。所以几经波折，书名最终确定为《三线风云》。在这期间，我尊王老嘱，把书稿打印后寄给北京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请武力副所长和陈东林老师审阅。武力对全书结构作了重大调整，对某些文稿做了具体指导。东林老师则把研究所到攀枝花、广安等三线地区考察后写就的多篇学术论文补充近来，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分量。不久，东林老师发来了评审意见，为本书申报书号许可铺平了道路。他的评审意见如下：

倪同正同志选编的《三线烟云》书稿，真实地反映了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确立到1990年代三线调整改造时期的历史场景。其中既有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和历史背景的研究分析，又有对三线建设的调研和总结经验教训。特别突出的是，主要选用了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和反思，反映了三线建设的崇高奉献精神，三线建设者的艰苦创业和勇于开拓历程，许多历史事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知道的。

书稿内容观点正确，文字生动，分类基本准确。因此，该书稿的出版，不仅为学者和宣传工作者研究、评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这一特殊时期提供了口碑史料，而且适应了当前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我认为值得出版。

                                                                                                                                                                                  陈东林

                                                                                                                                                                    2012年10月8日

图为2012年11月28日，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左3）与《三线风云》一书编委会主任王春才（左2）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签订出书合同。主编倪同正（左4）、编委陆仲晖出席签字

到2013年4月的时候，这本书就正式的出版发行了，随即引来不小的反响。当时，本书副主编、贵州省六盘水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余朝林与王老协商，打算借助我们这本书的样板去打造他们自己的《三线风云▪贵州省六盘水专辑》，王老没意见，我也是顺水推舟，助他一臂之力。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余朝林主编的这本《三线风云》第二集也就应运而生了。

2014年之后，随着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三线建设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呈蓬勃之势，我继续收集有关三线的文稿备用。 2016年，四川攀枝花市文物局长张洪春申请到一笔费用，他愿意拿来再编一本《三线风云》，于是，《三线风云》第三集于2017年7月7日在成都举办了首发式。2019年7月8日，《三线风云》第四集在成都心苑林业开发公司董事长周健支持下，在大邑雾山三线文创基地隆重发行。至此，《三线风云》四集共约260万字，198张彩图，284篇文章，其中：研究论文48篇，回忆录105篇，创业与调迁发展50篇，三线文化活动报道71篇，三线遗址保护开发利用10篇。《三线风云》书系为全社会了解三线历史，讲好三线故事，弘扬三线精神提供了一套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品牌文集。

图为2017年7月7日，《三线风云》第三集首发式，左起主编张鸿春、编委会主任王春才、编委刘常琼、责任编辑李洪烈、副主编倪同正

和《锦江岁月》相比，《三线风云》 的格局要大了许多，它对整个三线建设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反映。有对国家政策演变的梳理，也有各个企业在三线建设历史浪潮下的努力与探索，同时还收录了部分的研究论文，等于打造成了一本普及三线建设历史知识的大众读本，它的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整个出版团队对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核对，特别是责任编辑李洪烈对书中的每一处数据都进行了细致的甄别，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有许多研究论文也引用了《三线风云》中的内容，这也足以体现出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图为《三线风云》第一集样书

（三）后浪涌起：协助陈超博士研究三线建设

2013年2月26日，在锦江人的百度贴吧上出现了一位新加坡大学在读博士生“陈小超”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求助信息，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就回复他说：可以啊，你先把你的简历和联系方式发给我，之后我们就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沟通吧。因为当时很多老同事都对这件事情感到有点意外，他们非常奇怪这样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博士为何偏偏对山沟里的三线建设感兴趣。当我把我和陈超的沟通内容在贴吧里公布后，大伙才知道陈超原本就是中国人，只不过是去新加坡读博士而已。他选择这个研究主题仅仅是写博士论文之用，没有其他的用意，因此才使得一些老同志放下了戒心。相反，还有部分人甚至将他视为一种希望，希望借此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在退休待遇、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关心，这显然是超出陈博士的能力范畴的，当然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图为陈超博士在贴吧中的求助内容

当时我主编的《三线风云》已经在川开印，我正要打算去四川。于是，我就和陈超约好了在四川见面。当时我爱人在贴吧里看到消息说我把陈超带到了四川的家里觉得不是很妥当，对我有意见。不过我觉得人家就是一个学生，从国外跋山涉水过来做调研也不容易，所以我还是安排他到家里了，这样也方便交流沟通。在陈超来访期间，我也随时把我和陈超的行踪发布到贴吧，让大家知晓。没想到，陈超的来访引起了网友对于三线建设看法的热议，我把当时写的陈超来川调研简记附在这里，让大家了解更多一些的情况。

3月22日中午，在成都接到小陈后即回彭州我家，行李放下，即去退管站查资料，花100元购买了一套四册《锦江岁月》，与陆仲晖交谈了解有关情况，他对我厂退管站肩负的多重职能深感惊讶，认为陆站长是个能人。当晚我与小陈讲解锦江四本书，推荐有关文章，并送了一本锦江厂志给他。他当晚1点半才关灯。

23日，在小区外1公里处的农家乐桂香苑开座谈会。早先就已通知了几位同志前来开会，气氛热烈，尤其是80年代工厂企业整顿后机加工车间的“定额风波”引起小陈的极大兴趣。中午小陈买单，花了300多元。当晚，原厂工会干部李和清请客，非常丰盛，曹靖华也在请之列，但李和清只顾跟小陈交谈，别人也很少插嘴。

24日，李和清让他丈夫叶夫义开车送我、陈超、陆宝根到老厂参观考察，厂区未去。喊宝根去是请他到锦江三村拿钥匙开王明康家门的。让小陈看看当年支内人员回城后舍弃在这里的家具用物，从而体察二次迁徙的三线人的辛酸经历。不想一路上小陈与宝根谈得很投机，二人约好翌日再谈。10点半去913厂骆津华家，与他父亲交谈，了解913建厂及生产情况。12点许告辞，我们一行去关口李和清的朋友饭馆吃饭，李和清买单。饭后驱车进山，看了小鱼洞地震遗址后到湔江、岷齿寻找二厂遗迹，拍了一些照片就打道回府。

25日上午，小陈去宝根家，我去退管站办点事。中午请小陈与宝根一起来吃饭。下午，我又与小陈骑自行车去彭州中和新城拜访913厂张恩儒、杨国刚二位老人，进一步了解该厂厂工人群体的一些情况，二位老人有点谨慎，讲话吞吞吐吐，作了一些介绍，五点许返回。

当晚我与新都王朋联系，明日到新都采访他与曹永林。

26日8点半，我们乘小区班车去彭州客运中心，心急之中我忘了带昨日预购的去新都的车票，川号手机因充电也拉在了家里。补票上车，10点半到新都曹永林（曹胖）家，小陈与这位当年拥有500多人、历经三位正职主任的偶件车间管生产的车间副主任攀谈起来，曹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俨如当年在车间与大家嘻嘻哈哈的样子，让小陈大开眼界。11点许，王鹏赶到，他用椒盐普通话向小陈解释当年机加工车间的定额风波，曹胖也在一边分析补充，小陈觉得收获甚丰。中午，王鹏请我们到饭店用餐，曹胖带了一瓶“锦江魂”酒，王因开车，滴酒不沾，曹胖心情不错，一人喝了半斤多，我与小陈也喝了不少，一瓶完了，老曹意犹未尽，又拿来一瓶，我们劝不住，又饮了一些方始罢休。饭毕，老曹脚步蹒跚，坚持要送我们去钟楼车站，说难得碰到小陈这样的小伙子，一定要送到车站。一路不停嘱咐小陈，将来当官了一定要对老百姓好，当教授的话要多为基层的工人说话，从饭桌到车站，至少说了10几遍，老曹面醉心不醉啊！

下午五点到家，我与小陈似也有醉意，二人倒头便睡，七点才醒，我已煮了稀饭，炒了一个乌笋丝，将就吃了，又与小陈就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交换了看法，11点才收拾洗澡休息。

27日上午，我把小陈送上去成都的车子，他要在成都会几位老师，然后去重庆、西安等地的三线企业继续调研，为他的论文搜集资料。至此，小陈在川的考察暂告一个段落。

陈超此行原本是想做一个三线厂工人群体政治的课题。结果走访之后，觉得无从下手。军工企业管理严格，国家对这种企业一般都是不计成本，工人利益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与工人利益有冲突的情况，只会存在于我们这类民用企业，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比较单一，成本利润方面控制比较严格，所以有时候会有工人利益和企业管理制度出现冲突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多，即使有这种情况发生，大部分也都能够通过工厂管理机制的合理调节加以解决。所以经过一番了解之后，陈超也陷入到一种苦恼当中，经常深夜还在和他的导师、校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图为2013年6月30日陈超（左1）原锦江厂党委书记于学文（左2）和原热处理支部书记谭毅

2013年6月27日至7月2日，陈超再次来到锦江厂调研，这次来，他已把重点放在三线企业的社会结构上了。我和退管站为他安排了好几批各类人员的访谈，带他到锦江厂厂区参观，并为他提供了许多工厂档案及资料，让他能够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厂的各方面情况，然后他就写了一份调研报告。正好这时候徐有威教授在上海大学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也邀请了他去参加。陈超把在锦江厂了解到的情况做了一份大会发言稿，在会上汇报交流。他的汇报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位专家就问他说：你是一位北方人，年纪又轻，怎么会对这些工人的生活状况有这么细微的了解。这时候我就在会上插话说：因为他深入到了上海工人的家庭，看到了上海人的家具、服饰、生活用品，生活习惯等，特别是有一位车间的支部书记，把自己十多年的工作笔记借给他去看，你想一位支部书记的工作日记，那里面对这个小社会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详尽的记录，因此陈超才会掌握如此之多的细节。

图为陈超博士（左2）在上海的一次采访活动的集体合影

会后，我又在上海找了一批人给他开座谈会。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陈超对自己的博士论文重燃信心，在他写作论文期间，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退管站的陆站长和我，还有之前我提到过的那位支部书记谭毅都向他提供了热情的帮助。最终在各位专家的指导下，他写出了论文，标题就是“带标签的族群：一个三线企业的社会结构”，发表在英国2016年第5期《劳动史》（Labour History）杂志第57卷上，其中部分章节内容由四川德阳的三线学者周明长教授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他的论文比较明确的勾勒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三线企业社会结构，特别对三线企业人员结构的三大组成部分：包建厂支援过来的、当地知青招工进厂的、复员军人安置进厂的这三类人之间的互相关系和彼此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几年后，他的这本博士论文由国外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成为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三线建设的专著。

图为陈超博士三线建设研究的英文著作的封面

在协助陈超开展三线企业的调查过程中，锦江厂作为一个三线企业典型代表的意义也被放大了，有的老同事跟我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厂在国际上扬名喽！来喝酒庆祝一下哈！（四川话）。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陈超的博士论文不仅仅是为其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提高锦江厂知名度作出了贡献。

当我后来编《三线风云》第三辑的时候就约他写了一篇《主动转移、备战疑虑与能力积累——三线建设研究在西方文献中的新视角与新观点》的文章，介绍了国际上对三线建设研究情况的综述。他很快完成了文稿，也让我们拓宽了眼界。所以，协助陈超开展三线建设研究的过程，也是我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

（四）抚今追昔：开展三线文化活动

我参加的三线文化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几项。

第一个是组织、参与三线建设主题的电视纪录片的拍摄。

自从认识王老以来，我们已经参加过多次三线主题的纪录片录制活动。最早的一次是2006年11月16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委托，重庆电视台《迁徙的人▪三线建设专集》摄制组，经王老介绍在上海大柏树锦江之星宾馆采访了我。我陪了他们二天，去了我原来的单位上海柴油机厂，拍了我在上海打工的情况。还到工农新村我一个同事石宝星的家里组织了一次群访活动，好几位同志都上了镜。我又带他们去采访了其他几个单位的三线人。为抓紧时间，他们的设备又重，同事仇志良让他的儿子开小车协助摄制组外出采访。我还请吴镝导演把锦江厂退管站写进了本片的鸣谢单位。因为，我始终把这些活动看作是锦江人的集体参与，锦江厂破产后，锦江标志就只能由退管站来代表了。该片播出后反响很大，仇志良同志在片中说的一句话“当年，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我们就去了！”这话很有代表性。

2010年6月11日，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组到四川拍《三线往事》纪录片，这次规模较大，一共拍了10集。我当时正好在四川编《锦江岁月》第三集，王老带着钟亮导演一行专程来彭州锦江厂拍摄。

我事先根据导演的要求，安排了几位老同志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大家还到锦江魂碑前合影留念。接着，退管站陆站长也组织了一批人在新都接受采访。这部纪录片锦江人出镜较多，播出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和《迁徙的人》一样，《三线往事》在正面叙述之外，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三线人的历史变迁和生活现状，他们在坚守历史责任之时，也不忘对三线人的命运寄予了人文关怀。

图为2010年6月11日，《三线往事》摄制组在“锦江魂”纪念碑前合影，左3倪同正、左5王春才、左7陆仲晖、左8钟亮

2013年12月18日，我们到上海大学出席全国第二次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攀枝花电视台闻讯赶来为我们做三线口述史，我也接受了采访。后来他们剪成一部30分钟的录像，放在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的音像馆供参观者收看。我花了三百元钱，请人制作后把它转上腾讯视频，传播面大了，对于宣传三线，宣传锦江人起到良好的作用。

图为2013年12月四川攀枝花电视台采访倪同正视频截图

2014年9月，央视刘洪浩导演开始谋划拍摄《大三线》。这个作品的涉及面非常大，王老作为该片总顾问，全程参与了拍摄组织和后期事务。我也应邀参与其中。导演和我说：这次倪老师一定要出镜。我说我不要，我已经出镜过两部作品了，加起来的镜头估计有十几分钟了，这已经很多了，应该让其他同志多露露脸。所以这部作品没有我的镜头，但是我在组织方面花费很大精力，采访大纲就写了三页纸。我还写了两幅对联送给他们，送给摄制组的是“用事实说话，让历史生辉”，送给刘导的是“洪波拥丽日，浩歌入云天”。

果不其然，《大三线》在2017年9月11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后，收视率一度达到全国同时段电视节目排行榜第二名，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三线热。一曲三线建设的浩歌，唱响在中华大地，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再次映入人们的视野。

图为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迁徙的人》海报

图为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推出的纪录片《三线往事》镜头之一

我的另一个较大的活动就是协助其他三线企业出书。比如最近，我就在协助贵州的三线厂永恒精密电表厂编辑出版企业回忆录《永恒岁月》，我和主编黄萏仙从去年以来双方来回的电子邮件就达100多封，他们的书名和封面设计我都参与了意见。

关于《永恒岁月》书名的通信

2018年夏，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大邑雾山文创基地准备编印三线人诗书影画作品集，在半年时间里，为编审事宜，我与主编吴学辉之间的QQ和微信联系短信就达44000多字，简直可以出本小书了。

还有中和厂（913厂）出的《中和风雨行》，他们内部争执不下，我多次给他们调解。他们为了回忆录的书名也在贴吧上讨论得热火朝天，争执不休，最后书都要印了，名字还是没有定下来。后来在北京出席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我和陆仲晖站长还有杨克芝就一起讨论起这个问题，我写了“中和风雨行”这个书名，征询王老意见后也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合适，于是找来中和厂在北京开会的代表杨国刚，就把我们定下的书名请他带回去征求编委们的意见，他们厂的同事们都一致同意，用了这个书名。当他们的《中和风雨行》出版后，我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发到他们厂的贴吧上表示祝贺。

图为《中和风雨情》样书封面

2017年7月，尊王老嘱咐，我到四川大邑雾山与成都心苑林业公司董事长周健联系，促成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大邑文创基地的建立，并协助他们搞了一系列的三线文化建设。比如我在成都，为他们组织了一次《雾山河畔》电视剧主题思想研讨会，同时还协助他们筹备三线记忆展览馆和《三线风云》第四集的出版。我把珍藏多年的资料无偿捐赠给了他们。有我1975年结婚时候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上海人的“三转一响”除了缝纫机都给他们了。还有我从上海带到四川的蜂窝煤炉子、煤油炉、80年代初生产的日用肥皂、上世纪60年代的小宣传画、文革期间的人民画报和100多册图书也都送给了他们。

图为倪同正向大邑雾山“三线记忆展览馆”赠送珍藏了五十多年的焦裕禄、王杰、雷锋宣传画

2014年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的举荐下，我写的《锦江之歌----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出版。2016年我又写了一篇《让三线建设的遗产价值大放光辉 ----锦江油泵油嘴厂退管站开掘三线建设文化遗产价值的情况介绍》，被收入《三线风云》第三集和其他一些杂志上。二篇文稿对锦江厂史和锦江群体参与三线文化建设的成果做了较为概括的介绍，在三线圈内受到一些关注。有次在遵义开会，遇到宋平同志的公子宋宜昌，当他听说我是锦江厂的，很感惊讶地对我说：“论三线企业，你们厂还排不上什么，没想到你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简单！”说毕主动邀我合影留念。这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是许多锦江人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参与其中的我们，是该感到自豪的。

目前，我与上海的三线建设者正在进行上海三线文化展陈馆的筹备工作，我们已经征集到大概1000件左右的物件，。这项活动也得到了上海小三线的同志们的鼎力支持。特别是上海小三线联谊会的群主、原上海胜利水泥厂党委书记任光淼同志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上海的大小三线的同事们一起努力，一定会为上海的三线文化留下一席纪念之地的。

图为2020年1月18日上海三线展陈馆第三次筹备会议出席人员合影。前排左1为本文作者，后排右4为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

三、且歌且行：不忘历史，面向未来

三线建设在今天已成为一段历史，我们既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缔造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我曾在《三线风云》第三集的后记中写过一段话：   

“作为生命的个体，我们都将化为尘埃，而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不朽的。能为当代中国三线建设这部丰厚历史留下些许印记，我们从心底感到欣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三线建设的回顾、反思、研究、开发，未有穷期，或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而三线建设研究能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值得期待！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有朋友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想在这里用我2019年1月31日写的《跨年夜有感》作为回答吧。 

愚翁不倦记青史/ 拙笔勤耕存故今/ 岂让沙尘湮古道/ 何愁风雨摇驼铃

灯影烛光伴长夜/ 月落星沉迎黎明/ 回望屐痕深或浅/ 来年还作“三线”行

作者倪同正，1949年生于上海。1970年由上海柴油机厂支内赴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参加三线建设，任厂技校教师、厂办副主任，退休后返沪定居。编有大三线工厂回忆录《锦江岁月》和中国三线建设文选《三线风云》等书。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