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园离世，八十年代那些心怀理想的人们去哪了？
原创 伊莎贝拉、黄小姐 蓝小姐和黄小姐
8月19日一早，网上传出谢园离世的消息，随后，他的老友葛优、梁天证实并发表哀悼，葛优的状态是震惊的，“到现在还在愣神”。
谢园年仅61岁就匆匆离世，确实令人扼腕，就像张艺谋说的，第五代的第一部电影里，导演、美术先后离世，现在又是谢园，就会有一种时代符号渐行渐远的伤感。
大家提到谢园，都会说他很欢乐、很活跃、爱讲段子，是大家的开心果，但其实在谢园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八九十年代那一批立志要追寻理想、初心纯粹、又负担着启蒙大众智识的文化精英们在他们的时代过后的寂寥心境。
他们曾经追求过，但最终却“求而不得”，当年志趣相投的伙伴们，也都在时代的大潮中渐行渐远。
正如谢园在一篇描述陈凯歌的文章里写到的：“那苦苦追求，并追求得不彻底的东西，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他屡屡被人提起的，是他在饭局上的爱讲段子，是人们心中名副其实的开心果。
当然，不得不说，谢园人生开局不错，是个幸运儿。
即便在动荡的时代里，他也的确没受过什么罪，仿佛是沉重时代的一个意外。爸爸是清华的老师，他从小就在清华、北大里玩，未名湖捞虾米、临湖轩捉迷藏。
他有着天然的表达和表演欲望，模仿能力最强，从高中时代就会模仿班主任和校长，每天编段子编得不亦乐乎。
后来考上大学，班里的所有人都被他编排过，谢园多次讲过装鬼吓唬张铁林的趣事。张丰毅说谢园是被他们培养出来的，每次大家出来聚餐，同学们就起哄：“谢园，来个段子听听。”
谢园模仿人物或者讲故事总是声情并茂，细节生动，没有不笑的。主持人一方面觉得嘉宾很能讲、很省心，一方面又要cue着流程免得谢老师表演得超了时。
谢园成绩并不太好，1978年高考，满分600分，他只考了190。
为了精准报考，他选了文化课不那么难的北京电影学院，结果当年录取32个人，他刚好是32名。有着表演天赋的谢园就如愿以偿进入了表演班。
北京人，又是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他后来结交颇深的也都是这类人，他只和北京土著的高干子弟、知识分子玩。所谓的京圈，也是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
京圈里的大咖也都和谢园有着深深浅浅的交情，八十年代王朔的小说只给京圈的导演拍，叶大鹰把他的《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主角找了谢园。
京圈小妞马晓晴和谢园也合作过，那时是京圈的时代，演员和导演们随间这么一划拉，就一个部片子，而且一不留神还可以青史留名，他们是时代选中的人，做什么成什么，圈里划拉划拉，编剧写写，演员拍一拍就是一部电影。
谢园最有名的兄弟，梁天和葛优，也同样都是符合他们交友圈子的人物，这三个人完全是因为电影而熟识。
葛优，父亲是著名演员葛存壮，母亲施文心是北影厂文学部编辑。
不同于张艺谋的拼，也不同于冯小刚的精，更不同于陈凯歌的端，谢园、葛优、梁天都是脾气温和的老好人，他们没什么野心，也没有那么努力，于是乎这三个脾气相投，生活环境类似，有很多共同话题的人，九十年代每个人拿了点钱，还一起成立了“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
那时三个人倒也各有分工，梁天有商业头脑又没工作，就负责去跟人谈项目、拉投资，是公司总裁；谢园负责艺术策划、编段子、编剧情；葛优就负责利用这张有名气的脸，往那一坐就是活脱脱的金字招牌，在饭局上，梁天负责把人拉来，谢园负责讲段子，葛优捧哏。
“好来西”运作的第一个项目叫《天生胆小》，三个人都过足了戏瘾，总是演坏蛋和小偷的葛优、梁天演了把人民警察；而总是演好人的谢园倒演起了坏人。
所以，他们这一代人注定很复杂，承载着时代撕裂时的探索和迷茫，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文人情怀，所以，在某些时刻，你会发现谢园变得极复杂，从一个“开心果”变成了悲观主义者。
他会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他仿佛长着两个面孔。
在饭桌上、在酒局上，他不知疲倦地搞笑；可一旦触及到灵魂深处，那些关于坚持、价值、理想和探索的东西，他又有让人害怕的冷静和理智，甚至会断然失态。
马未都先生怀念他的文章里也提到。
在与时俱进的人眼里，谢园沉浸在往事是一种迂腐，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就是真诚，他会写出“当年我们的真诚是一扎就疼的”这样的话。
他的学生，当年的第一美人伍宇娟在悼念里点出了某种真相：快乐别人，寂寞自己。
这是八十年代启蒙时期的精英聚合，是那个时代牛人的一次才华碰撞。
所以他把这部电影放在云南，缅怀岁月，也抒发着青年时代无可释放的愤怒。那时的他有着一腔的情绪想要表达，他告诉顾长卫，电影里要有“暴烈的太阳、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得发青的夜。”
它甚至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铺垫、没有冲突、没有起承转合，但是充满着浓浓的绝望感。你会觉得，年轻时的陈凯歌，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偏意识流的电影需要一个能稳得住场面的演员，况且，《孩子王》这部电影百分之八十的演绎全靠谢园一个人。
谢园顶着他的一头乱发，浑身脏污，肢体语言扭曲而晦涩，正如整部电影所传达的意象一样，那是一个在绝境中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如何去挣扎的心理状态。
这也许不是技术上的经典，但它代表着沉闷压抑的时代里，一次颇为勇敢的质疑，它的精神意义更为巨大。
漫天黄日之下，一群孩子唱着““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识字过三千，毕业能读书。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脑袋长在肩膀上，文章靠自己。”
从此，陈凯歌苦等六年，奋起直追，终于凭《霸王别姬》问鼎戛纳。
1993年，也就是《霸王别姬》得到金棕榈奖的那一年，《当代电影》杂志中，谢园洋洋洒洒几千字写了一篇文章《他叫陈凯歌》，笔触细腻、回韵悠长，文字能力非常好。
他讲陈凯歌的决绝，宁愿大病一场、每天嚼几口方便面也要坚持拍完这部“没有商业也没有艺术”的电影；他讲到陈凯歌对领袖的崇拜，讲陈凯歌说戏时的狂热，也讲到了自己模仿陈凯歌。
字里行间，是那一代人追求理想时的狂热与兴奋。
谢园对于陈凯歌总是抱着深情，“凯歌仰着脸，地中海的风把他的胡子吹得微微在抖，太阳也不似西双版纳的温柔。”
三十年过去了，陈凯歌也早已不是在西双版纳苦苦思索人性与道义的年轻人。
当年，他的电影“只卖出去七个拷贝”，被戛纳组委会嘲笑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差的拷贝”，而如今，陈凯歌已经谙熟商业规律，懂得市场与观众，也不再执拗于那些孤傲的理想。
所以很多年后谢园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道“我觉得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这一切在1994年就结束了。”
那么1994年发生了什么呢？
陈凯歌从戛纳风光回来，次年，他做了电影《孔繁森》的艺术指导。当年那个满腔抨击与思考的人，在渐渐地向他曾经抨击过的东西靠拢。
和同时代的导演一样，他紧紧地奔向时代，奋力投身于大片的制作，一部《无极》让他折戟沙场。
人们对他的关注慢慢转移到他的二个帅气的儿子身上。
大儿子陈雨昂很低调，最新的新闻是出现在顶级富二代们的饭局上，与赌王小女儿吃饭。
在演过艺术到极的《孩子王》之后，他又演过一部更有名的片子，叫《棋王》，也是阿城原著，但这一回导演换成了滕文骥，这部戏让他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滕文骥找到作家张辛欣，请她改编。而张辛欣也是八十年代一个相当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女作家。
张辛欣还做过一件事，就是组织1986年中国文坛上的一次盛事：“文学之夜·北京·86”，几乎把所有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都集中了起来，而张辛欣是这场活动的总导演。
1986年是个很值得纪念的年份，那时候，孔捷生、张抗抗、梁晓声、阿城、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张承志等一大批作家开始进入创作期，文学作品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也正是这一年，崔健的《一无所有》登陆北京工体，成为一代人的启蒙与号角，很多摇滚大腕比如张蔷、老狼、沈黎晖也是在那一年开始红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滕文骥要找张辛欣做编剧，“我们其实不要别的，就要你的名字。”
再回来时，时代已经剧变，而文学界也似乎没有了她的位置。
现在的她，绘画、说书、写专栏，新媒体，想要重新收复失地，却发现属于自己的主场已经渐行渐远。
去年她在《上海文学》上连载写自己在丧夫之后遭到的不公平的际遇，文字中仍然有神奇的吸引力，把人摄进文中，实在是文采飞扬，感人肺腑。
她在微博上的表达时常展现出一种狂躁且晦涩难懂的氛围，有时令人担心，其实在八十年代甚至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纯文学界在当下已然边缘化，更何况这其中的一个写作者呢。
78班的电影人、八十年代的作家们、那些声嘶力竭的摇滚歌手，他们选择在同一个时代集体发力，他们思考着、也呐喊着、表达着，让那个时代充满力量也无比丰盈。
我们无数次回忆闪着光的八十年代，不正是因为屡次被那些理想的情怀，那些苦中作乐的豪情所打动吗？
只不过，当年的那些弄潮儿，如今已经四散各方。
他们有人紧紧跟上时代，永远在风口浪尖中一显身手，有人远走他乡，独守着残存的傲骨，在平凡生活中被人忘却，有人沉没到无尽的生活中，勉力维持着平静的生活，在这些变化中，我们感受到人与人是多么的不同，以及时代的无情与迅疾。
陈凯歌仍然是众人心中的大导，一家人都是名流圈中的神仙人马。
至于当年的喜剧三剑客。
梁天随着身体的发胖，也减少了拍戏，他是一个特别随性，特别放得下，用谢园的说法：“我特羡慕梁天同志这样的人生，他是有一种我今天出海了，至于说回得来回不来，他还管他呢！海到无边，天就是岸，嗨”
梁天的小日子过得不错，他又爱折腾，又是开饭店，又是学快板书，闲时攒攒局，约一下过去的老朋友聚聚会聊聊天，生活过得快乐。
而三个人里，真正成为巨星的是葛优。
虽然葛优和谢园一样，依旧是不急不徐的个性，但他演技好，脾气也好，运气更不错，与其说他去拥抱时代，不如说时代选中了他，与冯小刚的多年合作让他成为内地喜剧无可置疑的扛把子。
他最新的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是《罗曼蒂克消亡史》、《我和我的祖国》。
当年被人不理解的游离和清高，如今倒让阿城真正守得住心中的坚持，反而成就了特别超脱的人生。
早年在《南方周末》上，侯孝贤对记者王寅提到了阿城对他的帮助：
侯孝贤：其实阿城以文字书写来讲，早期出了“三王”，在那个时代非常地突出，非常地醒目。后来他几乎没有再写，就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写的很多东西存在电脑里，后来电脑坏了，就不见了，慢慢他也不写了。我跟他聊，他阅历博杂，非常有得聊，有他的见解，我感觉非常有道理，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阿城对拍戏有直接的帮助吗？还是仅仅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朋友？
侯孝贤：我们跟他聊，并不是直接地聊电影，《海上花》因为是改编剧，对白直接摘下来就好。阿城会带我们去辨识古董家具，包括使用的器具，我们买了一大堆古董家具，全部运回台湾，然后搭景，基本参考石库门，我们搭得大一点，其他细节会问他，以前人的状态是什么样。
比如这次拍《聂隐娘》，我看唐朝的所谓磨镜少年，帮人家磨镜子的，是用淬镜，通常是用火。那我就问他，火淬铜镜是怎么磨？他说不是，是淬锌，他说这种镜子通常锌有时候会掉，剥落，锌会亮，然后有时候会凹凸，他就把它磨得很平，用锌镀，不是镀，上一层锌的意思，上一层锌基本上变成不锈钢。
我们很多外面的贴的，不锈钢的，现在都已经到那个钢片了，很薄，那是锌钢合金，所以我一听，就明白大概是怎么做。
南方周末：阿城的角色很像历史顾问。
时代的大潮下，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在整个八十年代的精英当中，谢园成名早，但是离开时代也离开得早。
他没有葛优那种天生就让观众喜爱的长相，也没有梁天走那算那平静柔和的个性，他有他内里的那份执着和清高，罩在他貌似段子手的快乐外表之下。
他有过两次婚姻，选择丁克，没有子女，在一个学校教书育人，看着从前的朋友，发大财的发大财，出大名的出大名，消失的消失，重出的重出。
不能说他混得不好，但当然亦不能说混得很好，要不然也不会在饭局上提到过去就大哭，他心中一定有某种未曾解不能解的东西，可是怎么办呢？时代已然过去，一切都来不及了。
只能用一首北岛的诗来感概：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谢园曾经为这个光芒四射的时代增色，也曾在在这样的时代里弄潮，只是时代过去之后，他也慢慢落寞，这大概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
“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的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
头一回78班的释放弄大发了，弄伤了。余下的日子就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委曲求全地活下来’，我想这是反语，‘一个明智的人选择在他的巅峰时刻遂性而去。’虽然我们的生命在延续，但是我们最灿烂的时刻和意义可能已经失去了，委曲求全活下来的就是炒冷饭而已。”
他是明白人，但越是明白人越明白人生的不易，体验过高光岁月要接受平凡人生，太不容易了，在饭局上那些逸兴横飞的段子，那些说也不说不厌的往事故人，何尝不是另一种失意与廖落。
他在的时候，人们不觉得有何珍贵，可是他去了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所有人最明亮的记忆都与他有关，我们过去的世界从此塌陷了一块，永不再来。
老杆一路走好！你此生不虚，我们永远记得。
原标题：《怀念||谢园离世，八十年代那些心怀理想的人们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