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巴西：《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二周 第四天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食人族宣言》在巴西本土的图皮族与倾向欧洲的大多数之间的关系上大做文章，但是，那个大多数之中，也许只有极少数才是纯粹欧洲血统。从十六世纪开始，直到1888年巴西终于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取消奴隶制的国家为止，有四百九十万奴隶从欧洲贩运到巴西。经过几个世纪的异族通婚——以及强奸和同居——除了其他种族混杂之外，有将近一半人口划入黑白混血儿（混杂了欧洲和非洲血统）。一种社会层次体系逐渐发展起来，并非奠基于种族，而是肤色，浅肤色的混血儿，比如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要比深肤色的混血儿有更多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还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混血的房屋油漆工和一个来自亚速尔群岛的洗衣女工的儿子，会出人头地，成为那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巴西作家，成为巴西文学院院长。显然，1839年，马查多在里约热内卢边缘的出生地不太像预示着一个辉煌的未来。
各种东西从这里下山。马查多十岁的时候，母亲死了。父亲迁移到东北部的外省城市圣克里斯托旺，在那里再婚。马查多的继母设法把他弄进一个女子学校插班，她在那里做蜡烛，但是他总共只受过没几年正规教育。在青少年时期，他跟一个混血印刷工交上了朋友，他在这位朋友印刷的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了最早的诗歌，当时他十五岁。在十九岁之前，他做过排字工、校对员和兼职记者，勉强度日；很多时候，他只能一天吃一顿。然而，他有学习的激情，有一种远大抱负，要成为一名作家。一个面包师朋友晚上教他法语，一个地方政客教他英语（后来他自学了德语和希腊语）；他所碰到的记者和作家鼓励他写作。到了二十五岁，我们已然看到，马查多成了一位自信的年轻绅士——至少在照相馆里是这样的。
在现实中，成功的来临缓慢而痛苦。忍受着口吃和间发性的癫痫病的折磨，马查多在工作之余不断写作，先是作为记者，后来在低微的政府岗位。最初两卷诗歌的读者寥寥无几，他写的戏剧则没有上演。最后他转向写小说。他的作品中灌注着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受到大众欢迎，却不被批评家看好。他成功地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不顾岳父岳母的反对，他们不想有一个混血儿女婿），但是一直没有孩子。到了四十岁，马查多似乎命中注定，将在一段边缘化的文学生涯之后被人遗忘。他那一大把络腮胡子似乎成了一个面具或盾牌。
就在这时，他把他的小心谨慎连同浪漫主义都丢在风里，写出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Posthumous Memoirs of Brás Cubas）。政治家和小说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曾经安排将自己的《墓中回忆录》在身后的1848年出版，但是布拉斯·库巴斯更胜一筹，竟然在死后“写作”他的回忆录。出版于1881年的《死后的回忆》在当时几部野心勃勃、创意新颖的小说中首屈一指，到了1880年代后期，他已被认为是巴西第一流的小说家。1896年，他是巴西文学院的创始成员，并且担任院长，直到1908年去世。在他的葬礼上，一大群仰慕者抬着他的灵柩走出了学院大门。
他的出生地到学院不超过一两英里的距离，但他走过了一段非凡的人生。
马查多实际上并未指望这部不合常规的小说会成功，它回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项狄传》的讽刺性的嬉戏，同时，也预示了很久之后的元文本实验（metatextual experiments），比如奥尔罕·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它同样始于叙述者之死。在序言中，布拉斯·库巴斯怀疑他的回忆录会不会有对之表示同情的读者，他把此书题献给第一位（也许是仅有一位）读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位买主：
谨以这些死后的回忆，作为怀旧的纪念
献给
最先啃噬我的冰冷的尸骸的
蠕虫
由此，我们已然领略到了这本书独特的黑色幽默风格。
有鉴于马查多努力把自己造就为一位作家，获得社会地位，这无疑与之不相符：布拉斯把他的书描述成一场糟糕的混合婚姻的产物，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混血儿：
说实话，问题在于这是一部散乱的作品，在这里，我，布拉斯·库巴斯，采用了斯特恩或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的自由形式。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可能在其中加上了几笔焦躁不安的悲观情绪。这是有可能的。一个死人的作品。我以欢乐之笔和忧郁之墨写作，不难预见，从这样的婚姻中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
在我决定把马查多的小说纳入我的八十篇文章之后，我重读这部小说，读到这些话，不无震惊地认识到，它们让人想起《项狄传》和德梅斯特的《在自己房间里旅行》——这一次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的双重灵感。在第三版的序言中，他评述了德梅斯特在他房间里旅行，而斯特恩在国外的土地上旅行。“至于布拉斯·库巴斯，”他总结说，“可以说，他在生命中旅行。”
这本书的结尾进一步把它与我们眼下的课题联系起来。经过一系列罗曼蒂克的厄运和社交失败之后，布拉斯终于安顿下来，跟一位可爱的姑娘多娜·尤拉莉亚订了婚，但是她却死于一场流行病。以一种项狄风格的方式，她的死以单独一段的一章作了预告，那一章叫“间奏曲”：
在生与死之间有什么？一座短桥。然而，要是我不插入这一章，读者可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从一幅肖像画跳到一篇墓志铭，可能是一个真实而平常的行为。可是读者只是想在这本书里找个庇护所，来逃避生活。我不是说这是我的想法。我是说，这里有一丁点儿真实，而形式则至少是生动的。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的想法。
下一章只是多娜·尤拉莉亚的墓志铭：
此处长眠着
多娜·尤拉莉亚·达玛塞娜·德·布利托
她死于十九岁
为她祈祷！
接下来的那一章如此开头：“墓志铭道尽一切。它更胜于我来对你们讲述她的病，她的死，她家人的哀伤，以及葬礼。我们知道，她死了，这就够了。我可以补充一点，那是在黄热病第一次传播期间。”与其说布拉斯把流行病当作一个悲剧，不如说是一件烦心事。他说，“我感到有些悲伤，为这场流行病的盲目无情，它肆意吞噬生命，也带走了将要成为我妻子的年轻女士”。现在他求助于另一种十八世纪的模式，来处理他的这场损失，这种模式我们刚刚在两天前就碰到过：伏尔泰的《老实人》。
在整部小说中，布拉斯的陪衬是一个追求私利的哲学家，奎卡斯·波尔巴（Quincas Borba），他会在对你宣讲人道主义美德时偷你的手表，这是一个结合了佛教、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诞的混合体。就在流行病开始肆虐之前，波尔巴推出了一部大部头著作，他在其中论证，痛苦是一种幻觉，战争和饥荒可以调剂单调乏味。人类的目标是统治地球，“它就是为我们享乐而创造的，包括那些星星，微风，枣椰树，大黄。他合上书，对我说，潘格洛斯可不像伏尔泰描绘的那样愚蠢”。关于多娜·尤拉莉亚之死，奎卡斯·波尔巴让布拉斯确信，“流行病对于物种是有用的，即便它对某一部分个体而言是灾难性的。它向我表明，无论现状看起来可能多么可怕，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好处：更大数量的人活了下来”。最终，他宣称，能让这场流行病在巴西停下来的最佳选择是饮用漂白剂。
作为一个在道德上折中妥协的憨第德，布拉斯·库巴斯论述了一个投身于进步和人类自我实现的父权制的蓄奴社会的矛盾。在结束他的回忆时，他感到解脱：他没有孩子，所以，他没有增添人类的悲惨痛苦的总数。如今我们不妨把他视为鲁迅的阿Q、哈比比的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帕穆克的高雅先生在文学上的继父。在他的“自由体”（free-form）小说中，跟他在生活中一样，马查多·德·阿西斯走出了自己的路，就像优胜美地（Yosemite）国家公园的自由攀爬者，越过了巴西社会的裂缝和断层。在他这位已故而又不朽的英雄的生命之旅构成的忧郁的喜剧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显然并非乌托邦的巴西的一张无可比拟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