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海亚、何洁：新时期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经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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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刊登我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廖海亚副研究员、何洁副研究员撰写的文章《新时期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经验探析》。全文如下：
【摘要】四川藏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新时期显得更加频繁和活跃，这既是党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又是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及其带来的自然结果。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和经验有着自身特色。其路径体现为：通过经济发展、对口援藏、节庆活动、争创实践来带动或强化，利用精准扶贫、广电“村村通”来推进。其经验体现为“四大作用”：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政府治理能力的引领性作用、利用藏区帮扶政策的促进性作用、发挥文化节庆活动的纽带性作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根本性地改变了四川藏区的面貌，四川藏区的经验也可为其他民族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经验
四川藏区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是历代中央政权治藏、稳藏、建藏、兴藏的重要战略基地。四川藏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可谓“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各民族在这片热土上共同谱写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辉煌篇章。进入新时期以来（2），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进一步得到拓宽、深化。在对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方面，民族学、历史学领域的一大批学者围绕四川藏区历史上汉藏经济、文化交流，藏彝民族走廊的民族流动、民族关系、民族融合等各层面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为我们了解今天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史及现有民族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很大帮助。然而，由于学者的研究旨趣与视角不同，相关研究很少涉及新时期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新时期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经验进行分析的文章更少。
本文将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置于新时期四川藏区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文化等背景下予以考量，总结出其主要路径与经验，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演变，更好地促进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可以为全国其他民族地区提供借鉴与参考，同时通过经验总结进一步反映出四川藏区与祖国不可分离、藏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关系。
01
四川藏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和坚固的现实基础。历史上的汉藏茶马贸易，形成了内地对藏区的经济吸引及汉藏互补共生的经济格局，结成了汉藏民族亲密的依存关系。清末、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改土设屯、西康建省，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四川藏区的经营和开发，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密切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藏区成为倡导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及反对分裂的重要地域。1956年开始的民主改革逐步破除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在此基础上，四川藏区于1959年相继完成了“三大改造”，随即开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特殊原因，四川藏区并未纳入国家工业化建设、三线建设等盘子中，传统的经济结构未能改变。因此，这个阶段虽然有藏区各地森工局（伐木公司）、采矿和水电工业、修路和建筑等行业的职工进入四川藏区，同时藏区民众也有机会进入内地学习和工作，但是囿于计划经济、户籍制度、交通条件等的限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相对有限。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藏区逐渐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程。1980年，四川省全面铺开了省域层面的风景名胜资源调查工作，藏区的旅游资源是调查重点。1982年，国家正式建立中国风景名胜区制度，九寨沟、黄龙第一批入列。之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相继展开了申报、规划与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各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工作。1998年四川藏区天然林禁伐后失去了“木头财政”，各地加快了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进程，旅游业地位日益重要。进入21世纪，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西部大开发、对口帮扶，特别是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四川藏区对内、对外交流的交通障碍被一点点破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度、广度、深度不断扩大，呈现出日益活跃的状态。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重视，四川藏区各级政府也积极通过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多种途径落实中央精神，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
02
一是资源差异带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常态性。
资源禀赋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民族间经贸互通最根本的媒介。四川藏区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及与内地的差异性，使得其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具有互利性和可持续性。进入新时期，四川藏区顶级的旅游资源、厚重的民族文化、丰富的生态农牧产品日益受到关注，发展旅游业和生态农牧业成为继“木头财政”后产业转型、经济发展、富民裕民的迫切需要。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四川藏区每年吸引了无数游客，不仅带来了大量收入，更是改变了过去藏区“十里不同沟、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许多农牧民通过开办农家乐、牧家乐等方式积极参与到旅游服务业中，各旅游景点、旅游接待地成为汉藏羌回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频度。生态农牧产品也备受游客喜欢，促成了旅游业和生态农牧业融合发展的局面。旅游发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藏区人民的观念和意识，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沟通、文化了解、社会交往和相互通婚（3）。从表1可以看出，四川藏区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和游客人次一直呈快速上升趋势（阿坝州2017和2018年受九寨沟地震影响，出现回落，但是根据阿坝州旅发委提供的数据，2019年阿坝州旅游收入227.58亿元，接待人次3157.10万次，开始了明显反弹）。旅游发展带来的大量游客与四川藏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已经成为四川藏区目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常态模式。
根据现代推拉理论，影响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职业、生活条件、教育机会、社会环境等。从四川藏区人口流动的现实来看，与大量的游客涌入四川藏区旅游观光相对应，越来越多的藏区群众从雪山草地走出来，到内地求学、经商、置业、养老、就医、旅游等，内地和藏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呈现双向流动性。从流向来看，四川藏区外流的人口多流向成都市区及其周边。据冉光荣和斯农平措在2012年3月份的估计，成都市户籍藏族人口有3万多人，每年有100多万藏族人口流动（4）。目前，成都武侯区、金牛区、双流区、都江堰市、崇州市、大邑县等地都有相对集中的藏族聚居区，成都市中心的浆洗街等区域更是形成了藏族风格浓厚的集居住、购物、餐饮等为一体的聚居区。由于四川藏区的气候状况与内地有较强的互补性，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相应地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特征。据李锦的研究，从四川藏区流向成都的藏族人口呈现典型的“钟摆式流动”，即大多夏天回藏区避暑，冬天到成都避寒（5）。另一方面，随着藏区大建设的展开，大量的内地人员进入藏区支援建设、从事商贸活动。因为汉藏两地资源的“互补性”以及流动人口于当地而言事实上的“互需性”，各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之间彼此的容纳度较高，情感上相互接纳。“只有通过包含着民族主体间相互接纳的‘接纳型’的交往理性，才可以消弭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误解与冲突。”（6）这种相对固定的人口流动不仅使得汉藏两地之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而且为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社会、血缘等各层面的持续、深入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如双流区东升街是甘孜、阿坝州离退休人员主要生活地之一，在东升街道，汉藏群众经常一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其乐融融。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汉藏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成为常态（7）。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之间通婚较为普遍。康定、甘孜等地是藏汉等多民族交融的桥头堡，据2010年当地民间组织的统计，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所生的孩子——“团结族”，已占康定人口的30％以上，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8）。
三是人口流动呈现的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性。
人口流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通过四川藏区流动人口的变化，可以看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频率。从具体的人口变化来看，截至2018年年底，四川藏区户籍人口共计约214.9万人，约占四川总户籍人口的2.36％，常住人口共计约227.7万人，约占四川总常住人口的2.73％（9）。非户籍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例达到了5.96％。从具体增长情况来看，2014-2018年，与户籍人口比，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常住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逐年增加，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保持约1％的增长速度（表2）。表明四川藏区对内地的吸引力加强，内地流向四川藏区的人口逐年增加，城乡人口呈有序流动状态。从具体的流动人口数据来看，以阿坝州为例，2016-2019年，全州及州内各县（市）每年的流动人口皆呈上升之势，无论是租住和就业的，还是离开的，人数都是逐年增加。同时可以看出，人口流动较多的县（市）要么离内地较近，要么旅游业比较发达。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繁程度也反映了目前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跃程度（表3）。
新时期四川藏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有基于一般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驱动，更与其独特的资源禀赋、战略地位导致的发展轨迹有关，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也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
01
四川藏区大多数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且汇集了四川一半以上的世界级旅游资源，旅游业成为四川藏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形成了以九寨一黄龙、稻城一亚丁为龙头，海螺沟、四姑娘山、达古冰山等为支撑的一大批特色旅游品牌。在旅游发展中，四川藏区创新了自身的特色：九寨沟、海螺沟、毕棚沟、双桥沟等著名的风景沟谷实行沟内游沟外住的游赏模式，带动了周边城镇与景区的协同发展；坚持“保景富民”“居民是景区主人和发展动力”的理念，将景区保护和发展同原住民的发展诉求结合，实现了旅游带动脱贫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通过民居接待和服务，促进了当地百姓和游客之间的交往交流，促进了文化交融；通过村寨集群模式，实现了藏区各村寨和百姓之间的互利合作，在共同富裕中加强了团结。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当地的封闭状态，推进了四川藏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还让老百姓致富奔康、团结互助，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自信。“旅游是不同文化背景、文化特征的人交流和接触的重要途径”（10），持续而快速的旅游业发展，无疑成为新时期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助推器。如理县孟屯河谷，夏季周末，每天的游客数量高达2700多人，且游客中很大一部分为度假式游客，与当地居民吃住一起，孟屯河谷也因热闹非凡被形象地称为“理县的春熙路”（11）。藏羌回汉彝各族群众、游客同在一个广场、同跳一曲锅庄的现象更是在藏区各地随处可见。另外，在村寨集群模式下，“邻里之间由于日常接触的便利性，使得各族居民之间形成关系联结成为可能”（12）。以旅游为引擎，特色农牧业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生态农牧产品不仅供应旅游所需，还远销内地。如今，以“川藏高原”“圣洁甘孜”“净土阿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品牌声名远播，牦牛肉、松茸、羊肚菌、雪梨、苹果、甜樱桃、花椒等特色农牧产品行销全国。“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族群意识和地域意识的叠加效应”（13），致富机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深刻地改变了四川藏区百姓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增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更夯实了其经济基础。
02
改革开放之前，四川藏区长期处在传统的农牧经济下，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藏区的政策支持和扶持力度。早在1980年和1985年，中央就先后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四川省三州开发资金”，帮扶四川省贫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又为四川藏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广东、山西、湖南、吉林、安徽、江西、香港对阿坝州进行了对口支援。2009年以来，四川省在藏区组织实施了以“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9+3’免费教育计划和卫生事业发展计划”为主要内容的藏区“三大民生工程”。2012年，四川省启动省内“7+20”（7个发达市对口支援20个藏区困难县）的对口援藏工作，先后选派多批援藏干部到藏区工作。2013年，四川省启动实施了涵盖藏区新居建设、教育发展振兴、医疗卫生提升、社会保障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和扶贫解困行动等六大领域的藏区“六项民生工程计划”。在川内对口援藏的同时，2014年８月，国务院启动了浙江省对口支援阿坝州和凉山州木里县，广东省（含深圳市）对口支援甘孜州的西部扶贫协作工作。2016年起，四川省将“7+20”扩展为“9+32”，新增一批支援方，覆盖所有藏区县，助推到2020年实现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另外，为了支持民族地区建设，中央和四川省加大了投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大手笔、大投入地在藏区展开了交通、电力、通讯、水利等系列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了四川藏区群众的实际困难，推动了藏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拉近了四川藏区各民族之间的距离。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四川藏区的交通事业迅猛发展。目前，四川藏区通航机场达到5个，雅（安）康（定）、汶（川）马（尔康）等高速建成通车，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更加快捷的通道。同时，四川藏区教育发展振兴计划、基层干部藏汉双语口语能力培训、藏汉双语学校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项目的实施，进一步破除了汉藏等各民族之间交流的语言障碍。“社会政策路径成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战略，对提升民族地区公众的社会认同具有极大的意义”（14）。这些政策与措施不仅提升了四川藏区群众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同时也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层次的推动因素。大量的内地帮扶人员和建设人员进入藏区，和当地群众较长时间一起生活和工作，更是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情，深化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3
四川藏区节庆活动主要包括7类：宗教、农事、牧事、纪念、商贸、文体游乐、庆贺、岁时（15）。据张哲乐的统计，四川藏区主要的节庆活动共有49项，其中宗教性节庆16项（32.6％），纪念性节庆2项（4％），牧事性节庆1项（2％），农事性节庆10项（20.4％），商贸性节庆3项（6％），岁时性节庆4项（8％），文体游乐性节庆13项（26.5％）（16），事实上，还有部分节庆活动漏计了，真实的数量远不止49项。各节庆活动的时间分布于全年的各月，5-10月居多。由于四川藏区地理面貌整体上群山绵亘、交通不便，人口分布相对集中于城镇，乡村人口稀少，且整体地广人稀，这种地域和人口分布特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流动，乡村之间平时人口流动较少。但每逢节庆活动，各族群众聚集到一起，载歌载舞，相互之间能够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同时，四川藏区一些大型的节庆活动还成为藏区旅游重要的宣传名片，如康定的“国际情歌节”、丹巴的“嘉绒藏族风情节”、理塘的“赛马节”、金川的“梨花节”、松潘的“黄龙庙会”等诸多的民俗节庆，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参与，大大增加了藏区各族群众和外地游客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另外，藏传佛教寺院举办的宗教节庆活动也吸引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不仅当地的信教群众广泛参加，很多周边省区的信教群众、游客也蜂拥而至。如阿坝县的“莫郎节”，每年吸引的来自川甘青藏区朝圣群众可达万人之多。“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节日文化，共同的民族感情，节日中的相互祝福、共同欢乐，都增进了民族内部的团结亲近、友谊和感情。”（17）可以说，节庆活动成为四川藏区定期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
04
2010年2月1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四川藏区积极响应，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阿坝州2010年开始试点，甘孜州2014年开始创建工作，双双于2019年12月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木里县于2016年被确定为创建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试点，其所在的凉山州2016年2月启动，2017年12月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在创建工作中，各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保障，健全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分别开展了“七进+”（阿坝州）和“八进”（甘孜州）（18）活动，实施了结对帮扶、结对共建制度，紧抓发展主题，聚焦民生领域，繁荣社会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落实，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探索了一条符合实际、富有藏区特色的创建之路，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更加扎实牢固。
创建工作是“五位一体”建设的全方位强化，是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查漏补缺和整体提升。“以各族群众为主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19）四川藏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但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更好地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而且提升了四川藏区同胞对“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四个自信”和“五个认同”的认识，涌现出一大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示范景区等，并形成带动和示范作用，大大地强化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使之成为群众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日常行为。
另外，“精准扶贫”和广电“村村通”也推进了四川藏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四川藏区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精准扶贫投入的攻坚力度大。分散居住于广大乡村的农牧民群众，平日对外交往的条件十分有限。精准扶贫采取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等措施，进村入户了解农牧民生产生活状况，开展对藏区贫困群众拉网式的排查。同时采取由内地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应相应贫困村的对口帮扶模式，这种精准到户帮扶模式的扶贫过程本身就是帮扶人员和贫困户及其所在的村、乡相关人员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加之精准扶贫中的易地搬迁数额较大，大量易地搬迁群众的易地生活客观上也促进了搬迁群众和迁入地百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广播电视和网络的“村村通”工程，以及由此带动的手机普及，彻底拓宽了四川藏区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牧民的生活视野和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网络空间与民族及民族关系发生联系后，改变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的原生态，形成了新生态，产生了新形态，破除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的客观篱笆（20）。“十三五”期间，是四川藏区广电和网络普及的重要阶段，广电“村村通”拓宽了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和内涵。
从新时期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路径中，可以总结出其中的相关经验，集中体现为“四大作用”。
01
长期以来，基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四川藏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当地民众的经济意识和社会意识相对封闭，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四川藏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济观念不改变，社会观念就不会变，单纯的经济观念，造就了单纯的社会观念和主流社会的商品经济观念形成巨大的反差，产生矛盾就成为必然。”（2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四川藏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及四川省加大了对四川藏区发展的支持力度，把发展作为解决藏区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税收优惠等方面作出特殊安排，为藏区跨越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甘孜州和阿坝州的GDP分别由1978年3.03亿元和3.58亿元上升到了2018年的291.2亿元和306.67亿元。截止到2018年年底，四川藏区99.7％的乡镇和建制村通了油路和硬化路，全面消除了无电村，广播电视、通信网络全覆盖。（22）“保持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态势有序并持续稳步发展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各民族在社会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充分发展。”（23）通过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昔日贫穷落后的四川藏区走上了生态美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的康庄大道，奠定了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的基础。
02
四川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使得对其的治理有别于内地。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了“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二十字西藏工作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四省藏区。不同于内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略，藏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稳定和团结，出发点是改善民生，落脚点是凝聚人心。民生改善、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之间稳定的三角关系构成了四川藏区社会治理的目标。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性措施，但是四川藏区自身的发展基础和能力较薄弱，长期以来，投资驱动和外源性支持在四川藏区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与内地发展相比，政府主导在四川藏区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政府主导是相对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借助政府力量而提出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根据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部门应为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法律与秩序、教育及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24）。在四川藏区的发展中，政府部门正是承担了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使广大藏区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切实享受到了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藏区群众对外交往的意愿与交流的动力日趋增强。另外，政府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推进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四观”（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宣传等活动，更是增进了藏区各族群众对“汉藏一家亲”的认识，从思想上进一步破除了民族之间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障碍。可以说，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四川藏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起到了巨大的引领性作用。
03
帮扶活动客观上就是汉藏等民族之间友好相助的一种密切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帮扶人员和帮扶对象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越密切，帮扶效果越显著。四川藏区的帮扶形式主要有对口援藏和精准扶贫帮扶。对口援藏除了广东、浙江两省8市34个县扶贫协作、对口支援藏区32个贫困县外，省内还有“9+32”对口帮扶机制，另外还有5家中央单位对口9个县，1-3个省直部门（单位、高校、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及1家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每个贫困县。精准扶贫和对口援藏是两套帮扶体系，也有一定交叉。在精准扶贫中，截至2019年年底，已经向四川藏区贫困村派遣了2500多名第一书记（25），还有大量的易地搬迁人口。“十三五”期间预计涉及四川藏区易地搬迁人口63505人，其中阿坝州10367人、甘孜州49010人，凉山州4128人（26）。帮扶政策带来的效应十分明显，到2019年年底，206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减少到0.24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1％。2020年2月18日，四川省政府宣布批准阿坝州黑水县、甘孜州色达县等16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四川藏区32个贫困县（市）全部摘帽（27）。帮扶政策不仅明显地促进了四川藏区各地的发展，而且由于大量帮扶人员与被帮扶对象的密切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增进了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另外大量的异地搬迁人口与迁入地的其他群众之间也产生了密切的交流活动。帮扶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帮扶地区群众与外界群众的交流，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性作用也日益凸显。
04
四川藏区的文化节庆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因为参与群众众多、活动形式和内涵丰富多样，客观上起到了凝聚和团结群众的作用。文化节庆活动是重要的交流平台，平日分散于广大农牧区的农牧民不约而同地集聚一起，参与活动之中并互相交流，“拓宽民族内部以及族际之间的交流渠道，产生民族凝聚、整合、规范等作用，从而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族群、族群与族群、族群与社会之间和谐相融”（28）。不仅如此，各族同胞通过文化节庆活动，更加激发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热爱，从而产生了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性保护，而民族文化特色本身又是吸引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交融的本意也是鼓励各族民众保留自己文化特色，学习其他群体长处。”（29）事实上，四川藏区目前的很多文化节庆活动不仅传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还增强了各民族的开放、包容、和谐意识，特别是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发挥了宣传、桥梁等作用。可以说，在四川藏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节庆活动的平台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起到了很好的纽带性作用。
虽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在2010年才正式被提出，但是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且从未间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以优惠的政策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支援四川藏区的各项建设，使四川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平稳、健康、和谐。这既是党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又是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带来的自然结果。
囿于主体功能区要求的限制，四川藏区坚持了以文化旅游产业和生态农牧业为重点的绿色发展道路。同时，遵循中央的治藏原则，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中起了主导性作用。这种不同于内地的发展模式和政府治理模式使得四川藏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和经验呈现出自身特色。坚定不移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新时期四川藏区快速发展的原因，又是其快速发展的结果，根本性地改变了四川藏区的面貌。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路径与经验，充分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的正确性。实践表明，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发了四川藏区的发展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各民族之间更紧密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必将进一步推动四川藏区迈向现代化，谱写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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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哲乐：《四川藏区节庆旅游资源浅析》［J］，《文教资源》2019年第１期。
（17）罗桑开珠：《藏族节日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４期。
（18）“七进＋”是指进家庭、进社区、进村庄、进乡镇、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军警营；“八进”是指进机关、进企业、进村（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寺庙、进军营、进市场。
（1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中办发〔2018〕65号）。
（20）张立辉、赵野春、许华峰：《网络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途径的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5期。
（21）云秀清：《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J］，《前沿》2008年第5期。
（22）《70年攻坚克难巴蜀大地发生历史巨变》［EB／OL］, https：//rn. gmw. cn/baijia/2019－06/17/1300447246. html.
（23）阿依古力•依明：《刍议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内涵、特征及影响因素》［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３期。
（24）魏志奇：《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转型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4年第12期。
（25）此数据为2020年2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降初提及的数据。
（26）徐登林：《“十三五”四川预计易地搬迁116万人涉及藏区63505人》［N］，《四川日报》2016年5月26日
（27）林治波、王明峰：《四川藏区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N］，《人民日报》2020年2月20日。
（28）卞利强、洛桑：《略谈藏族传统节日中的民族体育活动》［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３期。
（29）王奇昌：《促进各民族交融的必要性与路径》［J］，《原道》2015年第２期。
图文 | 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翟 琨
编 辑：何丽娟、石维丹、刘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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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廖海亚、何洁：新时期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经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