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因辣条而张扬的职场维权

光溜溜的，几个锡纸包装袋放在会议桌上，里面装着一根长长的辣条。

业务部员工程露吃下去那一刻，不知道辣条还有个外包装，写有“严禁食用”的警告。

这天是2020年5月7日，每月一度员工口中的“惩罚日”，公司领导心中的“激励游戏”，让员工吃辣条是对上个月业绩不达标的惩罚。

程露没想到，一根辣条将她卷入接踵而至的麻烦：持续的胃痛、隐匿的针对、被迫离职。

回过头看，辣条惩罚更像是海上的浮冰，深海之下，是职场上围绕业绩延伸而来的种种权力机制。

面对不公，程露一度和所有员工一样，以漠然、玩笑和沉默应对，直到那阵抓住胃的刺痛，让她豁开了胆公之于众，“要一个说法。”

单

今年25岁的程露出生于四川绵阳，大专毕业后，她待过工厂流水线，在不同城市间漂荡。

2015年，她偶然进入一家开发财务管理和培训软件的公司做销售。近三年里，程露从普通员工做到了主管，又升至网销经理，薪资每月有两到三万，后来离职创业。

创业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失败了，程露形容那时候还欠着债的自己“迷茫”、“好高骛远”。

她不得不重新求职，面试了多家公司，最后抛出橄榄枝的是一家财税公司的成都分公司，当时成立一年不到。

公司负责人在面试时许诺程露，如果她做得好，会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加上男友是成都人，程露“确实也找了很多工作，很累，就留下了”。

2019年5月，她入职这家公司，任客户经理，负责销售业务，一个月底薪3000，工资根据业绩提成发放。

对程露来说，这也意味着“从底层做起”。程露每天打电话、发帖，每每碰到开公司的朋友，就会介绍自己的业务，天天见客户，时常也需要喝酒应酬。

好在同事们热情，都是一群95、96年的年轻人，她有专业知识不懂，公司也提供培训。最初，每天最多加班到晚上八九点。

变化出现在去年9月，集团总部CEO来分公司开会后，考核与工作量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公司负责人在每个月的启动大会上强调的企业文化，“要我们提高积极性，要有狼性团队的意识”，程露说。

办公室白板上的激励。

加班时间跟着延长。业务部员工冯雪梅是在2019年11月入职的，刚来那阵的加班让她老是赶不上末班车地铁，要自己打车回家。面试时说的“弹性加班”经常兑现，哪天业绩不好，主管就会要求统一加班。

多位员工告诉记者，周六也常常要上班，平日里早上8：50打卡，除了中午休息的一个半小时，到月底冲刺时，会持续工作到晚上12点。“很晚打给客户，（客户）有人把家里面祖宗都给牵扯进来，骂得特别难听”，冯雪梅笑了。

负责人在群里发布业绩目标，称如果完不成每个周末停休一天。

吴帅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个月后离职，他有4年销售经验，“这个行业加班是很正常的”。但“7点过后工作的热情就没有那么澎湃了，都是在处理一些收尾的工作”。

负责人在业务部的群里提出临时加班。

曾在该公司待过10个月的员工凌遥遥则说，一个分公司20-30人左右，“只有那么点人能做多少事？”她认为，“销售公司也没有核心的东西，所有的收益都靠业务部门来赚钱”，导致一切以业绩为导向。

凌遥遥回忆，负责人会时常鼓励员工，“你可以的，没问题”，但也会透露“做不到就走人”，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对加班，程露起初并不很在意。她性格大大咧咧，被同事评价像“二哈”、“脾气好”、“开朗”，同事说她工作卖力，对客户负责，脑子活泛。

即便如此，她仍旧被工作量追着跑。最多一天打过700通电话，很多接不通。累了就去厕所蹲一会儿，洗个脸，回来继续打，嗓子生疼，精神状态也有些紧绷、惶恐。

程露家里离单位远，每天六点多起床，回家接近午夜，混混沌沌，“特别累。”此前她一度注重大单，被称赞“扛起公司大梁”，现在，她在超时又琐碎的工作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对于加班，该公司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公司不主张强制加班，但她又表示，销售的目的是多赚钱、做业绩，“如果说TA自己对本月的业绩不满意，或者还想要多赚一点，我觉得不用任何人说，TA都有这个内驱力。”

而就狼性团队的企业文化这一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任何一个销售团队都应该具备狼性精神”，狼性精神指的是“拼搏努力、不屈不挠”。

罚

紧跟着工作量的是每月一次的惩罚。

程露回忆，2019年10月的一天开会，负责人对比了别家公司的工作量，忽然提出根据业绩多少，要有奖惩。

一开始，没人把惩罚太当回事儿，程露也觉得，只要不罚很多钱就行。

多位员工表示，在惩罚制度之前，公司实行过针对员工业绩不佳的罚款制度，如果未完成定量任务，会罚款50-300元。除此之外，还有PK金的规定，即每个月员工要掏出200块，作为该分公司和其他城市分公司业绩的“PK金”。

公司业绩定量考核，如果不能完成将罚款。

冯雪梅说，如果不交pk金，助理会在微信上催，有时主管会垫付，再来要钱。

助理催促冯雪梅交pk金。

程露第一次的个人惩罚内容是请客吃饭。之后团队业绩不达标，整个部门需要接受惩罚，内容渐渐偏向体罚。有四名员工告诉记者，每次惩罚的内容不一样，包括上下蹲，俯卧撑，绕写字楼跑20圈，吃苦瓜、柠檬等。

冯雪梅、吴帅和凌遥遥都提到，最多的时候做过100个深蹲。

对于惩罚，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激励性的游戏”，不是体罚，“如果说我们体罚的话，我觉得都已经涉及到犯法了吧”。根据《劳动法》第96条，用人单位有体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于PK金，她说这是一种激励方式，是良性的PK，“如果说赢了，那大家就拿这个金额一起出去团建，或者把这个PK金分给大家。”

惩罚项目和数量通常由员工自己选择。选择惩罚内容时，程露和其他员工一般低着头，使劲划手机，不搭理，到最后一刻才决定。

惩罚过程中，程露和同事也会说说笑笑，互相打趣，拍对方的丑照。领导会拍视频发在公司大群里，作为记录。

“我们都觉得这就是公司的一个游戏规则，像柠檬，平时喝水也泡，就当美容了，吃就吃呗”，程露慢慢适应了强压的状态，她试图理解公司的考虑，“想咱们把业绩给做好，不要亏损嘛”。

更多时候，她以敷衍来应对惩罚，“做完了能早下班就早下班，不想一直在公司跟领导周旋”，团队一起受罚也减轻了她心里的不适。

程露说，除了惩罚，公司有相应的奖励，业绩目标达成，会有孝心基金或者现金奖励。

今年1月，因为疫情，程露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家上班。2月24日复工后，负责人在会上强调，疫情期间很多公司都倒闭了，要大家珍惜现在的工作。

程露依然卖力，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只是跟丈夫吐槽，“太烦了，我要离职”，但她从未想过真正离开，“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病

2020年5月7日的辣条惩罚是在一个月前早就定好了的。

主管给出两种选择，喝1.5升的矿泉水或吃辣条，程露的第一反应是选辣条，她小时候经常吃，四川人本来也能吃辣。经过投票，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辣条。

这天开完复盘会，主管扔了几包在桌子上，说要兑现一下惩罚，“一人两包，吃完了该忙啥忙啥去。”时间到了6点半，程露想着能下个早班，她给丈夫发了条消息，“今天可以早点回家吃饭。”

冯雪梅先拆开一包，舔了一口，程露从她的表情中读出来“很辣”，同事们互相看看，没人动手。

程露记得，公司负责人走过来拿起一包：“真的辣吗？我不信。”她打开尝了尝。

知道逃不掉，程露直接一口吞了。

不到10分钟，程露感到从嘴巴到胃，一股强烈的疼痛袭来，胃仿佛要裂开。一名身高近一米八的男同事，吃完后一屁股坐在大门口，满头大汗地说，“太他妈难受了。”

程露不停喝温开水，趴着趴着，想坐，又想要站，又想蹲着。她尝试跳，跑，胃依然疼得不行，浑身冒冷汗，从座位上蹲了下去。

程露晕倒了。

醒来时已经在急诊室，程露摸肚子，跟火一样烫。

她看到丈夫和主管在门外争执，丈夫称对方做事不靠谱，主管道了歉并报销了医药费，“先把程露照顾好。”丈夫最后表示，如果处理得不好，有什么健康危害，会追责到底。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T报告单显示，程露当天被诊断为“小肠炎性激惹表现，上腹腔少许积液”，需进一步检查。

吃完辣条当天，程露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T检查报告单。

冯雪梅则经历了两小时的腹痛，当天去了天府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内科。

吃完辣条当晚，冯雪梅在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就诊。

另一位业务部员工告诉记者，7名员工吃了辣条，当时大部分人疼得无法站立。吴帅在回家途中，胃里开始翻涌。

晚上回到家，程露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出手机在网上搜“辣条”，想不明白，第二天，她从同事口中得知，这种辣条用于挑战，不能食用，含在嘴里20秒就算“挑战成功”。

程露止不住生气。她在家带薪休养的一周，疼痛捉摸不定，有时吃完东西，程露会呕吐。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出示辣条包装说，5月7日员工服用的这款辣条食用方法为“开袋即食”，但在包装下方又标注了“警告”，“严禁食用，负责出现的所有后果自负！”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辣条外包装。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辣条外包装，警告中写有“严禁食用”。

“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导致我们在买到的时候产生误区。当时也给这个辣条厂家发了信息，TA说是可以吃的，后续我们也问药监局要到了许可证跟营业执照。现在店铺已经下架了，我们这边会追究（商家）责任，也会正式地去起诉这个辣条厂”，该工作人员说。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与卖辣条商家的对话。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商家营业执照。

在家的日子，程露觉得很煎熬。同事告诉她，负责人还在工作，一切如常。丈夫听后，给总部打投诉电话，得到回复，“会调查。”

负责人随后打来电话，丈夫质问为何现在才打来，负责人说：“我们在开启动大会，比较忙。”丈夫问，“是员工的命重要还是你们开会重要？”

程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挂完电话，程露还安慰丈夫不要生气，她还想着上班。

但丈夫脾气硬，马上报了警，父母也再次和总部投诉。5月9日，人事、主管、负责人拎着一篮水果和一箱牛奶来家探望，程露虽然心里不快，还是笑脸相迎。一群人寒暄，坐了三十分钟不到，主题是问候和道歉。程露在一旁没有说太多话，有一点心软。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在丈夫的客套话中，她把三人送走了。

她和冯雪梅私下商量，还希望公司赔偿一些费用。

5月18日，冯雪梅的复查结果为胃炎。

5月中旬，还在病假期间，人事在微信上回复冯雪梅，没有营养费和调理费，“别因为这几千块钱大家闹得这么僵。”

人事回复冯雪梅称没有营养费和调理费。

5月19日，程露复查的胃镜报告单显示结果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窦炎。

程露5月19日在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复查的胃镜报告单。

算了，继续上班吧，程露想。

走

5月底，程露回到公司上班，她依旧想着寻找工作状态，领导有什么就“积极配合”，回去那几天，她也连续签了好几个业务单子，“特别担心失去这份工作”。

最初回到岗位，主管很关心，时常从三排远的工位跑来，特意问候，“今天身体有没有感觉好一些啊？还有没有吐的症状啊？” 

那阵子，喝水的水温稍微偏凉一点，她就会有干呕的冲动，好在见客户戴口罩，没有太大影响。

加班时间依然不减。辣条事件后，公司重新以罚钱替代体罚。吴帅记得，6月底出现了人员调整的迹象，负责人两次在会上透露，公司有考核，没有达标的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而程露经办的业务也不太顺利，客户的款项审批多次被驳回，她询问主管，对方每次都耐心地指出一个新的问题。

正是在那时候，因为上班早高峰挤地铁，无意间被推下楼梯，程露脚踝崴了，请了三天左右的假，一直到6月24日去公司上班。

这天，程露忙着催款，下午5点多开完会，人事把她叫去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张反扣的纸。人事突然说，因为她综合KPI不达标，公司不录用了。

“KPI每个月截图有发给你们，上面写着两个月小于70，公司有权降职和辞退”，人事说。

“大家都没有达到啊”，程露懵了。

吴帅告诉记者，业绩的目标很高，通常情况下大家都很难达到，“一个月只有一两个人完成。”

凌遥遥也认为业绩太难达标，除非每个月来一个大客户，“突然爆发一下。”这让她虽然加班到9、10点，还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你不用考虑所有人”，人事对程露说，“可能公司现在也遇到了一些经营困难啊，因为这个疫情，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程露说自己“感受到了公司的无情”，她想到入职的第二个月，因为跑外勤意外流产，她在家休息了半个月，负责人也曾流露出要辞退她的意思。

谈到一半，程露情绪激动起来，一直哭，“觉得特别无厘头和委屈。”谈话分了两次，第二次持续到晚上9点左右，双方不欢而散，最终商议端午节之后再谈。

这天晚上，程露丈夫跟总部CEO打电话说程露被强制辞退，CEO表示不知情，会派人调查。区域总监打来电话，告诉程露照常回去上班，她以为问题解决了。

到了6月28日，人事再次找到程露提出离职。

她很纳闷，但打算退一步，提出可以离职，但要当天结算工资、没完结的业绩提成完结后发放，并要求公司出具辞退报告。

人事列举了公司对程露不满的诸多原因：日常工作不积极，迟到多，请假多，身体也不是很好，“每个销售公司有业绩不好的做人员调动，流失，优化，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人员都快养不起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整那么复杂呢？……体体面面地走不好吗？”人事问了好几遍。

她跟程露强调，如果无法接受，会有其他人继续沟通。看着人事已经把离职协议书上的信息填好，时间接近晚上9点，程露无奈，最终签了字。

6月29日中午，她正在去公司的路上，准备做最后的交接，没想到同行（即客户）发来聊天截图，其中主管称此前款项审批迟迟未通过是因为程露业务有“不正当操作”。

同行给程露发来和主管聊天记录的截图，主管称程露业务有不正当操作。

程露气往上冒，那天丈夫正好出差不在成都，程露走在路上，太阳刺眼，她四顾茫然，感到无依无靠。

走到一条小河边，程露盯着河水，“真想一下跳下去”，她给丈夫发了消息：“照顾好自己，帮我照顾好我妈。”直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路过，把坐在桥上的她拉下来。

回过神来，她听到对方劝，“你应该维护你正当的权益，找公安部门或者劳动局。”

她跑到劳动局填资料，劳动局给公司打电话，公司否认了她反映的强制辞退、加班、离职未结工资等情况。

她心灰意冷，回到家，焦虑地拨打12345投诉，无果。

对于程露所说的针对及主管言论诋毁的情况，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说，款项审批没有通过是因为员工流程没有写清楚，而且“主管说她没有（向客户）发过这样的信息。”

关于是否为强制辞退，该工作人员说，今年4月21日，程露在微信和主管提过离职，“她说年前的愿望实现了，要回家收租、结婚。”

她表示，程露6月的离职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申请单，离职协议、离职证明也都给到她，走的时候谈得还很愉快。”

记者问到人事多次劝退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说，“我拉了一个1月份到2月份的排名，她的业绩是最后一名。”根据她提供的表格，五人中，程露的排名为1月第3，2月最后（该月因疫情，5人业绩皆为个位数），3月第4，4月第2，五月第4，6月排最末。

程露则告诉记者，“这个表格是她们说了算，6月24号那一天还出了两单。”

7月7日，主管回复《封面新闻》称，程露的离职不是辞退，而是“优化”，她说，这不是吃辣条这件事引起的，“主要是她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方法，感觉对公司太无情了。当然，除了这件事，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另外，她的业绩也不全是她自己的业绩，很多也是分公司转过来的，公司资源什么的。”

人事则在回复《封面新闻》时称，劝退程露是因为她业绩不佳，“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业绩很好，但是经常被客户投诉。我们此前也跟她多次沟通。”

争

7月初，程露在今日头条、抖音、微博上发“员工因业绩差被罚吃辣条进医院”的言论，接受媒体采访。说起离开公司的事，时有哽咽。

她不是没想过打官司，咨询律师，对方建议尽量协商解决，起诉是最后一搏，“时间周期很漫长，耗不过公司。”

这期间，公司没有回应，7月8日，公司在抖音官方账号上发布声明，称网络上出现公司惩罚员工吃“死神辣条”夸大言论，意图诽谤公司并误导网民，将追究法律责任。

冯雪梅记得，她曾在新闻里看到销售业绩不达标，让员工互扇耳光的事，“我当时还在想，这种一点尊严都没有，要是我的话早就离职了，结果没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她身体已经好转，犹豫过后，7月23日从公司离职。

程露想过，自己的性格要强、认道理、实在、大大咧咧，其他几个吃辣条的同事还在职，仍有顾虑，怕被开除或影响今后在行业的发展，不敢曝光，而她气愤、不服，一下子全说出来了。

那段日子，有之前关系好的客户不再回复她的消息，她也打算过，以后就在家待着或者改行。她每天在微博上搜辣条事件，怕舆论冷了，公司就不重视了。

身体上的疼痛还未消失。到7月中旬，程露去工商局转移社保，在门口，突然胃疼得蹲在地上起不来。

7月13日，在成都石羊场街道劳动监察大队的调解下，她与公司签了和解协议，公司承诺支付赔偿金。14日，公司发布声明并致歉，表示负责人“因对员工采取不当负激励的方式，并且在事件发生后未及时妥善处理，已采取撤职处理”，公司将成立监督监察委员会，加强公司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在7月19日告诉记者，公司在14、15日给辣条事件受罚员工发了每人5000元的慰问金并签订和解协议，带员工去检查身体，3名在职员工身体无恙。

7月30日，该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后期员工如有确认因辣条直接导致的身体伤害，公司将继续承担全部责任；今后将着重让每个员工都有话语权，鼓励员工对不合理要求说“不”。

这名工作人员还说，近期，公司有相关员工和负责人收到威胁短信，严重危及到员工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公司的正常运营。

拿到钱那一刻，程露心里还有一点忐忑，和解像是悄无声息地结束，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没有放松的时候。”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程露、吴帅、凌瑶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