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当欧洲谈论中国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中国是欧洲最重要的“他者”之一。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欧洲的中国观多次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时是短暂而浮泛的，有时却与欧洲内外经济社会变迁深刻交织，成为更广泛的结构性变化的先声。2016年以来欧洲中国观的变化，应属于后者。

一

欧洲中国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很短时间内，整个欧洲开始集中讨论中国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高的一个直接承认。

2009年欧债危机暴发后，欧洲精英及民众热衷于争议欧洲一体化，尚不太顾及中国。直到2016年“钢铁产能过剩” “美的收购库卡”才导致中国成为公众议题。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欧洲在中美间左右为难，其典型体现便是“用不用华为”。在英国脱欧之外，如何应对中国已成欧洲政治家最关心的问题。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使欧洲首次深刻体会到：中国的内政、社会，也能直接深入长远地影响欧洲。疫情使欧洲对华政策讨论进一步深化。

其次，欧洲的中国观在“变差”，欧洲精英对中国质疑增加，互信减少。

2014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但2016年以后，欧方对此极少主动提及。2019年，欧盟单方面对中国作出四个定位：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疫情之后，欧盟进一步强化了将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定位。

再次，欧洲中国观的变化，已与欧洲对发展道路、全球定位的探索紧密相连。

欧洲领导人似已发展出一套完美的悖论：在经济上，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保证自由市场（如新的贸易、投资、产业政策）；在政治上，则通过加强权威引领来保证既有的自由主义制度（如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要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

这对欧洲而言，是个重大的变化。而中国，正是促成此变化的重要刺激因素。如果说，欧盟收紧贸易和投资政策主要是“防”中国，那么，加大对产业的扶持则主要是“学”中国。而且欧洲精英近年也前所未有地把中、美、俄并列，作为呼吁欧洲自强的依据。

最后，欧洲的中国观仍在激烈变动中，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深深“撕裂”了欧洲。

法德两国担心失去产业竞争力，对华日渐强硬。欧盟的立场，实则取决于法德。英国及北欧国家，同样对中国的发展不安，但不愿以损害“自由市场”来对抗。东欧、南欧大多数国家，则希望通过与华务实合作获实利。

在美国施压、拉拢下，欧洲立场进一步分化。法德两国推动欧盟走向“战略自主”。英国由于脱欧而面临欧洲国家中最大的“选边站”压力。其他欧洲国家有的支持欧盟（如西班牙），有的希望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如葡萄牙、希腊、意大利），有的倾向于低调观望（如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还有的试图从中美对抗中获利（如芬兰、匈牙利）。在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捷克等欧洲国家中，对中国看法的分歧已成为其国内政治一大特色。

总的说来，由于内外政治生态变化迅速，欧洲各国的对华政策“已无可靠预测方法”，政随人走、权宜施策十分常见。

二

欧洲中国观变动的背后，是欧洲所珍视的一些基本观念岌岌可危的处境。这些基本观念为欧洲看待中国提供了认知框架，但当前受到了严重挑战。

第一个基本观念是“自由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可视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撕战；而在欧人看来，战后的欧洲一体化正是自由主义在欧洲这片土地最终胜出的明证。“自由主义”也为欧洲看待中国提供了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在学界的表现之一即为“现代化理论”。

虽然对中国如何“现代化”看法不一，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欧洲占上风的观点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就会逐步实行政治变革，最终越来越“像”西方。然而，近年欧洲对“中国不像我们”的失望、愤怒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德国总理默克尔2020年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例子显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对我们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基本观念是“多边主义”。如果说“自由主义”为西方所共享，那么“多边主义”则更具欧洲特色。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后，欧盟正是因为反感美国“单边主义”，才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底特朗普胜选后，欧洲国家也携手中国力挺“多边主义”。

然而，2020疫情暴发后，欧方质疑中方抗疫表现，开始指出中欧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实则不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出：“我们欧洲人支持有效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而中国是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这是基于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解。”

如果说，中国的挑战使欧洲的“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理念丧失了竞争力，那么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则使其丧失了合法性。十多年前暴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自由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西方民众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各国抬头，外国、移民乃至国际组织成为西方民众的抨击对象，欧洲一体化乃至国际多边机制都处于二战后的最低潮。

“自由主义”与“多边主义”有一个暗合之处，即都对国家的角色有所限制。正是中国在内外政策中突出国家角色，而此做法又影响了欧洲利益，因此才引发欧方的质疑。但中国加强国家角色的一些做法又恰恰与当下欧洲内部乃至国际政治的某些潮流相合，因此大大增加了欧洲精英在智识和行动上的应对难度。

三

一些曾经人人信以为真的观念被动摇，这本身就显示了在欧洲乃至在全球久已存在的“文化霸权”已经动摇。可以说，自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西方便处于“旧制度垂而不死，新制度一时又不能落地”的危机状态中，国际秩序也随之逐渐崩解。危机期间，群雄逐鹿，观念重建。对“假新闻”以及对“叙事之争”的重视，显示西方精英深谙危机期间的文化霸权之争。

由于对世界体系的深度参与，中国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文化霸权”的重要玩家。其一，中国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冲击，使中国成为了西方之内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一度为西方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近年中国对西方的冲击开始凸显。冲击在经济上体现为两点——贸易赤字与产业空心化，而这种经济上的冲击已经转变为社会和政治冲击。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上移对西方企业也构成了直接竞争。

其二，中国日益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构建内外秩序。史家有言，20世纪中国外交的主线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随着中国崛起，近年来中国外交已逐渐变成“改变世界，完善自我”。如果说中西学者在看待“中国观的变化”上有什么不同，那么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正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导致了西方中国观的变化。

欧洲此番中国观的变化虽与美国同步，但由于不是霸权国，因此也有不同之处。美国到2018年已达成两党共识：同中国深入交往的年代已结束。欧洲则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此外，美国不但视中国为经济竞争对手，而且为安全威胁。与之相比，欧洲虽总体上视中国为经济竞争对手，但也认真看待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机会。此外，欧洲暂时还没有视中国为安全威胁，也并不排除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合作。

四

过去欧洲谈论中国，多“推己及人”，时“好为人师”，此次却感受到了中国带来的“外力之鞭”的迅疾热烈，震撼之余，不得不全面调整。换言之，欧洲中国观的调整，体现了中欧影响力的易位，欧洲很大程度上由俯视变平视，由主动变被动。这是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还只是刚刚开始。

欧洲此番中国观的变化系由多种复杂因素碰撞联动所致。中国崛起给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来深刻冲击，而此冲击与西方内部代际变化、社会文化变迁叠加，又恰为第四波科技革命所凸显。欧洲中国观的变化与欧洲内外旧秩序将去未去、新秩序将来未来这一背景紧密联系。正是由于中国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扮演的突出角色，使其成为了欧洲的一个舆论焦点。

由于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西方阵营、非霸权国），欧洲与中国今后的相互关系存在多种可能。当前欧洲关于中国的大讨论，将在塑造未来的中欧关系、乃至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

作者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本文原题“欧洲中国观的变化”，原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95期，作者在“澎湃”刊发前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