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经济学|后疫情时代的四个转变

李光斗
2020-08-05 19:56
来源:澎湃新闻

太阳照常升起,生活却已改变。

经历过前期的恐惧和慌乱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从此之后,人类将不得不和病毒长期共存。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

新冠疫情让现代人类和国际社会第一次经历了大规模的隔离、分裂和碎片化。

传统的地震、海啸、饥荒等天灾人祸会让人类团结一致,新冠病毒却让大家各自为战。疫情使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兴起,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的问题,但生活要继续,经济要发展。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除了看到新冠疫情,也能看到“新生活”的变化,也许我们的心态会更加积极;不管是被动或主动,我们就能更好地习惯与疫情共存的生活,适应被疫情改变的时代。

新冠疫情带来的是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顺应变化,与时俱进,抓住疫后新经济的机会,实现转型突破和财富增长。

新生活方式

以前我们热爱社交,喜欢交际;疫情之下,不得不重回个体洞穴式的独居生活,随时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宅久了,会发现原来很多无效社交是可有可无的,生活可以转向网上与云端服务,体验虚拟经济的快乐将是我们未来新生活方式的常态。与之对应的是不同企业的此消彼长,奈飞(Netflix)市值直逼迪士尼,全球百强企业排名62的人工智能公司英伟达(Nvidia)超越第23名的英特尔(Intel),排名76的贝宝(PayPal),则超越市值从16名滑落到31名的传统金融机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后疫情时代,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脸书(Facebook)CEO扎克伯格宣布:将允许一部分员工申请永久远程工作,同时今后将加大对远程员工的招聘力度,并为现有员工开辟长期的远程工作岗位。随着企业和员工距离和关系的逐步变化,未来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也将继续弱化。在这个基础上,家所承担的功能将不再是单纯的生活部分,需要具备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功能。

新生产方式

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商业社会的活力,但也催生商业模式的变革;小众品牌崛起、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商业、隔离经济与无接触商业大行其道,金字塔式的层级社会和管理模式迎来挑战。企业要学会柔性生产与柔性管理,进行数字化转型,从上至下,所有业务的流程都要进行数字化变革,布局全面的线上运营系统,在后疫情时代领先一步。新冠疫情冲击的不仅仅是各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发展,更改变全球产业与企业的格局。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全球企业的市值总额排行榜发生了自2008年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大的洗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新加坡IT企业Sea有着“东南亚腾讯”之称,公司股票市值总额已经超过6万亿日元,超越印尼中亚银行,成为东南亚市值第一高的企业;在扮演数字化转型主角的企业中,提供电子交易平台的加拿大Shopify公司从去年底的第306位跃升至第83位,壳牌石油则从几年前的前10名以内滑落到目前的75名。在中国,美团点评也成为新的IT类成长股。

新消费方式

疫情之下,孤独成为常态,深夜影响着人类的消费习惯。从众欢到自嗨,人们已习惯于网购与个人隐私的让渡,东南亚的新马泰游难以实现,转向北京市内的“新马太”(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本地化生存也会成为常态,我们可以探索的新市场依旧广阔。

正如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预订平台Airbnb(爱彼迎)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所指出的:我们所认知的旅行概念结束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旅行玩完了,但旅行已不是我们曾经认识的那个样子。过去人口在全世界流动,只去热门旅游城市旅行,挤爆旅游景点;未来人们的旅行目的地会重新分配,他们会去成千上万的当地社区进行周边游。针对本地居民的新文旅项目会层出不穷。

新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正开启内循环方式,自给自足的同时,民族自信心倍增,中国本土原创品牌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2020恰逢大变革之年,很多百年老店扛不住疫情打击;但也有初创不久的企业初生牛犊不怕虎,逆势增长。

特斯拉的市值已超过老牌汽车品牌丰田,特斯拉上市十年股价涨了44倍,马斯克的身价也超过马云位列全球富豪榜第22位。持有拼多多股份43.3%的创始人黄峥因股票大涨,身价一度高达454亿美元,纸面财富超过中国首富马云。而贵州茅台则成为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的领头羊,从2019年12月开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市值超越可口可乐,直逼全球最大饮料商雀巢(Nestle)。在2020年7月2日股价收于每股1544元,甚至超过茅台飞天的出厂价格,同时五粮液、古井贡酒、汾酒等众多酒股纷纷大涨,让人感叹疫情之下买酒不如买酒股。

平价品牌也将再次走上历史舞台,疫情期间,高端化妆品、高档餐厅等的消费大幅下滑,奢侈品袪魅而“平替”一词频频出现,更廉价又不算差的各类商品、半成品和方便食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流。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在注重内循环发展的同时,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数字经济和线上经济,避免重返劳动密集型自然经济的“内卷化”。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最早发现了体制内卷化(involution):当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陷入“内卷化”的经济,只能低水平自我重复,无法实现高质量跨跃式增长。

何以破局?

唯有以变图存,变则通,通则久:加快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兼顾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才能化危为机,更上层楼。

(作者李光斗为品牌战略专家、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本文节选自其最新著作《疫后经济学:反周期与逆增长》)

    责任编辑:蔡军剑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