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掌门人樊锦诗：一辈子，一件事，此生命定

编者按：因为报考北大考古专业而备受关注的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收到了她的“偶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赠予的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54年。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莫高窟。本文摘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最后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实话实说，我当时并不想去敦煌。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最后怎么会定下又让我去敦煌呢？我现在还记得1963年毕业前，学校和系里对毕业班学生进行毕业教育，鼓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服从分配，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记得我们那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特别多，有三十多个。毕业分配的会议在北大第一教学楼举行，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和马世长的名字。

马世长的母亲听到儿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后，号啕大哭。她所有子女里，只有马世长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后来，马世长的母亲来火车站送别马世长和我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儿，特别嘱咐我们要互相照顾。

我在毕业分配会后才被告知，为了我和马世长到敦煌的分配，整个分配方案的宣布，推迟了两三天。宣布会后，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系里知道我的体质很差，而且也已经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希望我和马世长先去，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再把我替换出来。就是这个理由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分配方案宣布之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没想到，父亲很快回信给我。这封信很厚，打开一看，信里夹带着另一封写给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信，是嘱我转呈的。父亲的来信我还记得，信是竖着写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主要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

但是，我看完父亲的信就想，这能交吗？仔细再一想，不行，绝对不能交。为什么？因为当时系里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的时候，鼓励学生学雷锋，学雷锋就要看行动。当时的大学生奉献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发自真心的。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我自己已经向学校表了态服从分配，如果这时候搬出父亲来给自己说情，会给院系领导造成言而无信的印象，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所以这封信我没提交。到了“文革”期间，因为怕惹麻烦，我把这封信和其他父亲写给我的信全给烧了。

那个时候，我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异常天真和单纯。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何况学校承诺让我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就可以调到武汉去，这不是很好嘛。再说自实习回来后，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在潜意识里我是非常喜欢敦煌、喜欢莫高窟的。所以我心想，说不定这就是天意，是命运要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上一回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我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绝不能中途折返。想到这里，我就释怀了，从心理上，做好了再赴敦煌的准备。

从北大到敦煌

我是58 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考古虽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与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有所不同， 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们58 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 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敦煌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宿先生当时上的课程是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广泛而复杂的古代社会文化。与我实习有关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是由宿先生建立的。他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创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状况的传统。他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段鹏琦、马世长、谢德根和我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首次讲授，同时也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莫高窟的毕业考古实习，一直影响着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 年，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1963 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本来要给考古专业的同学开设艺术类的课程，原本请了徐邦达先生来上课，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成这门课程。在校期间主要还是侧重考古专业的学习。到了敦煌才发现，不能不懂佛教艺术和绘画。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就跟着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学艺术。记得有一次，段文杰先生让我们看一个人物袖子上的线条妙在哪里，我那时根本看不出线条的好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段先生就给我们讲中国画线条的神韵，当时觉得很玄奥，线条里面居然有这样的学问。时间长了，慢慢就发现，不同画工笔下的线条千差万别，一些古代画师的技艺确实了得。在敦煌的老先生们的指导下，我懂得了从绘画中品味笔法、节奏和气韵。

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都叫我小樊。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孙纪元的雕塑师，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两人在国内雕塑界享有盛名。那时候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提出，希望孙纪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他们这些艺术家进行创作都讲究观察生活，何鄂给他建议，“老孙，这不是刚来了北大的大学生嘛”。孙纪元就总是观察我。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他一开口就是西安话，问我有没有照片，我说没有， 只有学生证、准考证、工作证上的证件照，就把一张证件照给他了。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他问我说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你，我说像。这个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里，有人看见了问这是塑的谁呀，他笑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 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

作者：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