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 | 胡键:中美关系不可再玩“行为艺术”了(2020年7月)

2020-08-03 09:21

上海

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简介：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美关系从2018年爆发贸易摩擦以来，虽然一步一步升级，导致不少观察家认为中美已经“脱钩”，至少在科技方面已经“脱钩”，但双方最终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原以为可以本着合作的精神而重新将中美关系逐渐拉回正常轨道。可是，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在关于病毒原发地问题上的争论，中美关系再一次陷入全面“脱钩”的危险境地，尤其是随着美国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中国作为回应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加上蓬佩奥在加州的发言，让众多观察家觉得中美陷入“新冷战”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真的要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吗？

笔者作为一名肤浅的“观察者”反复在问：美国真的要用新冷战的方式摧毁中国吗？笔者同样也在问：中国真的要以新冷战回应美国吗？

就笔者的浅见，愚以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回到冷战，更不愿意看到在中美之间爆发一场新冷战。原因在于：

其一，从世界事务来看，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这是常识，不必展开。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世界事务不再关心，更着力于美国的内部事务，即“美国利益优先”。诚然，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利益优先”的问题上，并没有违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传统，相反，他把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运用到了极致，因此而让包括共和党传统政治精英都觉得“走的太过头了”。但回顾共和党执政的历届政府的世界事务政策，以及两党的政策历史，无论是干预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为美国的霸权服务的。既然是为了霸权，那么特朗普政府就不可能仅仅是着力于“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所不同的是以退为进，然后不断抬高世界事务和经济全球化的门槛，把压力转化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被美国认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中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在中国尚未完全适应更高门槛的全球化的情况下，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就自然有难以承受之大了。

其二，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之间没有爆发新冷战的前提条件。冷战爆发的时候，苏联挟持东欧卫星国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首先是在欧亚大陆进行地缘争夺。后来的态势是不断赋予冷战以更多的内容，包括在第三世界的霸权争夺、代理人战争等等。当然，归根到底是两个意识形态集团的争夺。而当前，中国不会与美国在任何地方有地缘政治争夺，只是在中国周边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时候，而间接地与美国有些分歧和潜在冲突。但是，中国没有与任何国家结成意识形态联盟，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不结盟的。相反，中国的外交始终是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服务的，也始终坚持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并不存在冷战或“新冷战”的前提条件。

第三，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内外政策长期以来就是美国选举民主与政党轮替过程中的工具。不过，一些政治家如特朗普及其团队把美国的内外政策玩得确实过头了，以至于美国内部各界都深表反感。因此，尽管有人甚至包括美国人都认为，“美国精英几乎一致地对华强硬”，但也同样更有不少知华派学者如傅高义、约瑟夫·奈、兰普顿等，还是不赞同特朗普的这种做派，他们一方面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忧虑，另一方面也对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对华关系进行了检视，对曾经的友好合作表达了“甜美的回忆”。

第四，从中国方面来看，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晤，到邓小平1979年访美，中国领导人都深深地认识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在中美建交以后，尽管发生了诸如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中美纺织品贸易艰难谈判等，几乎都在中美双方的共同智慧之下妥善解决。合作依然是主流，而且双方建立起共同的认知和广泛的共同利益。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现实来看，发展起来的中国更加需要世界。因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依存度高，相互嵌入度也非常深。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说，中美关系不仅不能停止，而且应该不断发展。习近平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一千种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种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有观察家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因为中美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这是中美关系走向新冷战的关键原因；而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崛起，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美国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这听起来似乎理由十分充分，格雷尔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更是对这种观点推波助澜。

格雷尔姆·艾利森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艾利森引述了修昔底德的一句话“雅典势力的壮大导致斯巴达的恐惧”，这就是他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并提出了所谓的“崛起国综合征”和“守成国综合征”。然而，据众多希腊史学家的考证，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前5世纪下半期）的雅典经济并无实质性变化。那么，由此引起的什么政治的、社会的变化都无从谈起。至于技术革命，雅典航海技术领先全希腊，但那指的是装有三层桨的战舰，以及在开阔的海面上通过快速机动来拦腰撞击敌舰的战术。商船使用风帆作为动力，没有显著变化。因此，不仅艾利森所谓的“结构性压力”是一种假象，而且吉尔平所说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争”也同样不能成立。战争与雅典是否崛起并无关系，而是因为斯巴达觉得雅典长期来表现出的不够恭顺，从而引起斯巴达长期来对雅典的敌意。长期来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在公元前510至前509年，斯巴达人推翻了雅典和除西西里以外的希腊其他地方的僭主制，斯巴达成为雄踞希腊大陆上的霸权国家。然而，新生的“民主政治”“根本没有服从斯巴达人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则这些人很可能有一天会与他们势均力敌。但如果这些人受着僭主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这让斯巴达人非常不高兴，以至于斯巴达要重新找回僭主回到雅典。自称为苏格拉底学生的阿尔喀比亚德也就是这样回到雅典的，后来又因反对民主制而被放逐。这个人恰恰是苏格拉底被控诉的理由之一（这不是本文所阐述的内容，不必阐释）。后来，波斯的入侵促使希腊城邦之间携手合作，但时不时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当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就又重新凸显出来，并于公元前460年爆发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合约只是使战争暂时告一个段落。而公元前431年爆发的那场战争，不过是对以前所发生的众多战争的延续，战争的原因几乎也是一样的因素，甚至包括在斯巴达摧毁了雅典之后依然还在继续对希腊其他城邦进行征讨。这些情况表明，希腊大陆的任何一个城邦，只要任何时候对斯巴达表现得不够忠顺，都有可能被斯巴达“教训”。

由于“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的假说，因此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分析中美关系时就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斯巴达“教训”其他城邦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证据：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不是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即便是这些差异存在，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并没有影响两国曾经的乃至未来的携手合作。在没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固然相对容易，但世界本就是差异性无处不存、无处不在的，在差异性的前提下的合作是常态，而在消除差异（有学者提出“合异”之合作）下的合作可能真的是非常态。把当前中美关系带入困境的不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而是两国之间的信任赤字，以及由此引发的认知偏见。

如何使当前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国内不少观察家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往往会认为由于中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美国是不会轻易接受中国崛起的。那么反过来，如果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同，美国是否会接受中国崛起呢？众所周知，主权国家都追逐国家利益。即便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同，守成国也同样不会接受崛起国的崛起，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国际关系史都给予了证明。既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不会成为两国冲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要刻意去强化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异，甚至如果是要强调中美双方必须走向合作的话，我们更应该淡化此类差异，以促进未来合作。

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的相关问题上，一些智库不仅不断强化中美差异，而且还反复玩“行为艺术”，诸如公开性签名、学者声明等。不知道这对促进中美关系究竟有多大作用？我怀疑是一些智库专家借此刷存在感而已。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是着眼于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那么智库的功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就应该是提出具体的建议来促进双方这一进程。鉴于此，笔者的浅见是：

第一，中国学者要检视四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和中国对美政策。在这一点上，美国学术界的表现似乎要好一些，至少美国有学者反思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奇怪的是，中国学术界不仅很少反思我们自己的对美政策，反而常常利用美国内部一些学者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反思来批驳美国政府。如果是着眼于未来全面“脱钩”，这未尝不可；但如果是着眼于弥合分歧并走向合作，那么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策略。我们从来没有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进行反思，且永远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要知道，学术界检视外交政策，就是为了更好地使外交政策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第二，外交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品格。外交就是要通过温文尔雅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以弥补硬实力难以达到的国家利益的目的。一个崛起的国家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梁启超曾经以“文明”与“武力”来评判国家的国际角色，一是“受人尊敬之国”，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一切举动循公理而不夸威力，而邻国莫不爱之重之。二是“受人畏慑之国”，其挟超强之兵力，虽行以无道，犹足以鞭笞群雄而横绝地球，领国虽疾视不平，仍受其威慑。第三是“受人轻侮之国”，其薾然不足以自立。听任他国蹂躏操纵，处于若存若亡之境。中国一直强调中国是文明之邦、礼仪之邦，因而更加需要通过外交的具体表现，来展现中国要做一个“受人尊敬之国”的情形。

第三，既然中美关系的问题在于信任赤字，信任不足导致认知偏见，那么，学术界应该努力消除信任赤字和消除认知偏见。当前情况下，消除信任赤字的途径，一是要同特朗普政府重建两国的“集体记忆”即历史的友好合作感情，包括此前建立起来的共同认知和共同利益；二是真诚以待，尊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既有利益。外交上即便是要“奋发有为”，但不能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们常常强调“超越”，诸如超越西方模式、超越西方道路、超越西方民主等，这让西方尤其是美国觉得中国背后的目的不是和平发展，而是追逐霸权地位。因此，即便不再提韬光养晦，但也应该要韬光藏晖，也就是要把宝剑的寒气藏于剑鞘之中，于对手不会觉得如芒刺背，对朋友也不会寒气逼人。

第四，要引导和限制偏执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不可纵容它。中国历史上遭受过西方的欺辱，这种历史要永远记住，但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如果纵容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崛起之时这种民族主义就很容易转化为一种“雪耻行动”，变成一种进攻性民族主义。大国崛起需要有健康的民族心理，而偏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心理，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是无法支撑中国的大国崛起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