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丨戮力同心——抗战时大后方军工战线科技工作者
编者按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回首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一位位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他们或研发武器装备，或从事战时保障，或奋力救死扶伤，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改革君将陆续刊发“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系列文章，为您讲述这些硝烟中胸怀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的故事，展现他们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大批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为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奋斗。这其中，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面对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的强敌，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努力组织和完善了大后方军工生产，尽可能保证了前线需要，为全民抗战贡献自己的全力。本文撷取抗战时战斗在大后方军工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中的两位杰出代表做一简介，以缅怀那段峥嵘岁月。
火种兵工统帅俞大维
1977年，介万奇成为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农村长大的他对于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但报道时，他得知自己的专业是铸造。他和很多学生一样，认为铸造是又苦又脏的工作，不知道其中还有大学问，还有学长对他说，铸造专业所在的四系是“次系”。
俞大维（1897—1993），祖籍浙江绍兴，是曾国藩的曾外孙。俞大维天资聪颖，19岁以第一名考入南洋公学电机科。1917年赴美留学学习哲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12门课成绩全A，俞大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及数学（数理逻辑）。留学期间，俞大维于1926年在德国著名杂志《数学年刊》上发表了论文《类演算之基础》。在陈仪劝说下，俞大维于1930年5月—1932年6月第二次留德研习军事，主修兵器学、弹道学与军事参谋。
此外，俞大维还大力引进研习兵工科技的归国留学生，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在“科学救国”理想的感召下，毅然回国投身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中。这些人在筹建上述兵器研究机构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汪浏（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吴钦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任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化学战剂、防化技术、毒伤医疗和化学兵器的研究，周自新（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先后任理化研究所技士、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处长等职。尽管这些兵工科研机构建立不久，就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没能取得多少成就，但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兵器从全盘仿制开始走向自行研制，并且聚集了一批兵工专业人才，为中国以后的兵工科研和生产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步步紧逼，主要位于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各个大型兵工厂亟待内迁。俞大维积极部署迁厂计划，将金陵、汉阳、太原等地受敌兵威胁的兵工厂相继迁往川、黔、滇等西南战略后方地区，有效地保存了兵工生产实力。同时，俞大维还派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时任兵工署技术司长的杨继曾率团前往川康勘察厂址，筹建以汉阳钢铁厂设备内迁为主的大渡口钢铁厂，力争战时能做到兵工生产所需钢材的自给。
在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战况激烈、运输困难，前线所需军械弹药的补给，仍然需要依赖中国自己生产。内迁完成之后，兵工署大力扩充原有兵工厂，采用就地扩充、设立分厂等方法扩大产能，同时还积极增设新厂。抗战爆发初期，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主要有15个，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大后方由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已增至21个，而且各厂规模较抗战爆发时均扩大很多。
由于有着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加上广大员工高涨的抗战热情，内迁后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长足进步。以陆军常用的15类武器弹药为例，国民政府凭自制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包括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包括步枪、轻机枪、枪弹和迫击炮弹）。在内迁初期，因为组织拆卸、抢运和抢建，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内迁完成以后，兵工署立即进行了调整充实，为许多工厂增购了设备，基本实现了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各类军械的产量有了显著增长。据统计，抗战中所有轻重兵器的产量均达到了战前的几倍乃至几十倍。比如：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至1945年时，机枪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的24倍、制式7.9毫米枪弹产量达到了战前的19.7倍、八二迫击炮和八二迫击炮弹产量分别达到了战前的4.3倍和8.6倍、七五山野炮弹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的8.6倍。
兵工国宝李承干
1977年，介万奇成为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农村长大的他对于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但报道时，他得知自己的专业是铸造。他和很多学生一样，认为铸造是又苦又脏的工作，不知道其中还有大学问，还有学长对他说，铸造专业所在的四系是“次系”。
李承干（1888—1959），湖南长沙人，少年时接受了新学教育，受到革命言行熏陶开阔了眼界，并立志实业报国。1905年李承干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承干毅然辍学回国参加革命，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才返回日本继续深造。1913年，李承干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16年7月毕业，在工场实习一年多后于1917年底回国。回国后李承干先后在湖南省长公署、湖北汉阳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学校等处任职。随着北伐胜利，李承干于1927年5月进入金陵制造局（后国民政府将金陵分厂独立建制，直属军政部，称金陵兵工厂）工作，自此开始了为中国兵工事业奋斗的历程。
卢沟桥事变后，金陵兵工厂多次遭到日机轰炸和扫射，李承干一方面激励全厂职工同仇敌忾，加强厂内防空，另一方面组织职工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军火支援前方，并增派得力人员彻夜抢修前方送回的有故障和被损伤的武器。
随着战局日益吃紧，国民政府下达了金陵兵工厂西迁的命令。在李承干周密的计划和指挥下，全厂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拆卸、装箱、运输和转运工作。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西迁工作于1938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在李承干“开工第一，出货第一”口号的感召下，1938年3月1日，工厂就在重庆正式复工。一个月后，工厂赶制出了复工后的第一批武器40挺重机枪，并立即送往抗战前线。金陵兵工厂以最快速度完成西迁，并在所有内迁工厂中率先复工生产的壮举，在当时被公认为是李承干创造的一个奇迹。1938年4月，金陵兵工厂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以下简称二十一厂）。
此后几年间，李承干领导下的二十一厂先后接管、合并和新建了不少工厂和部门，二十一厂遂成为抗战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二十一厂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5201名职工，设有多个分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4744部，能生产20多种武器弹药的大型兵工企业。仅厂本部就能月产步枪8000支、轻重机枪750挺、迫击炮230门、各种炮弹7.3万发。
除了保证军工生产以供应前线外，李承干还主持了若干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研制工作：1940年开始规划利用原汉阳式步枪的制造设备生产中正式步枪，3年后开始批量生产；1943年，开始对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增加了练习弹枪口罩、高射和纵射等装置，改进了击发保险装置和三脚架，零件公差与材料规格也改用德国标准，李承干把这次对重机枪的改进称之为“空前一最大之改革”。为增强炮兵火力，1944年初二十一厂开始研制120毫米迫击炮和炮弹，李承干为此动员了近百名技术人员，仅用8个月就完成了这项任务。新研制的120毫米迫击炮仅重212.7千克，比同类型的法国迫击炮轻了一半。同时，二十一厂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忘记对世界先进武器的跟踪学习，到抗战末期，已经开始筹备试制火箭筒、卡宾枪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新式武器。这些改进与试制工作，不仅提高了兵器的生产质量，也将中国的轻武器生产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他被誉为是中国兵工界的国宝，无愧于“八年抗战生产军火武器的第一大功臣”的称号。（杨涤非）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
来源： 科技日报
原标题：《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丨戮力同心——抗战时大后方军工战线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