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故事微党课|赵秀兰：一封不敢寄出的家书

赵秀兰，长征医院门诊部主管护师

作为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员，2月17日驰援武汉。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为了不让年迈的母亲担忧，她隐瞒了自己去武汉的消息，没想到母亲早已知情，为了让她安心工作，却假装自己不知道。

大年三十晚上，当我和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大学组建医疗队奔赴武汉抗疫新闻的时候，内疚感自心底涌出。透过镜头，我看到了曾经一同参加“和谐使命”任务的战友们一个个上了前线，而我，却在家里，这成为了我迄今为止过得最难受的一个年三十。

坐立难安的我给上级领导发了信息，强烈表达了我的请战决心，得到批准第二批去的答复后我才心安。转头试探性的对母亲说了句：“妈，我可能要去武汉。”母亲愣了一下，没有说话，但从她的目光中，我已经看到了深深的担忧。随后的几天里，我的母亲因为我可能要去武汉这件事儿担心地整宿整宿睡不着，2020年的春节就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度过了。

1月30日，我从山西老家准备返沪，母亲依依不舍地送我出门，她似乎有种什么预感一样，看到我拉开出租车门准备上车的刹那，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在外学习和工作将近二十载，送行的场面常常发生，但这样的情形却少有。我强忍着眼泪，安慰她：“妈，疫情马上就控制住了，我不一定会去武汉的。”

回到上海，每次和母亲视频通话的最后，她总会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你们还去武汉吗？”我也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去了！”但其实，从2月1日，医院就开始对第二批援鄂人员进行培训，我没敢和母亲说。母亲血压高，双腿膝关节也不好，近期心脏还不舒服，我怕告诉她实情，她又会担心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母亲的担心归担心，可作为一名文职人员，在国家有难，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要冲上去！确定了出发日期后，我没有告诉她，准备悄悄地去。医院给我们出征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需要登记每名队员家庭联系方式，因为怕联系过程中母亲发现我已经到了武汉，我没有向上报备，而是偷偷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发前，我剪掉了长发并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受益人写了母亲的名字。

2月17日，我来到了武汉。为了尽快收治患者，我们全体队员迅速投入到了开科前的准备工作中。

在感染三科的病房里，我有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克服憋闷感引起的胸痛，穿了四小时的防护服；第一次忍着戴护目镜十几分钟开始出现的眼眶疼痛，自我催眠坚持了四小时后眼眶肿了；第一次因为患者病情变化，穿着防护服在病房内狂奔差点摔跤；第一次为了减轻患者看到白色防护服的恐惧，没有绘画功底的我，笨拙的在防护服上仔细画着可爱的小动物图案；第一次戴着三层手套，在没有手感的情况下，成功为患者输液；第一次送康复患者出院，听着他们嘴里说着感激的话语，看着道别时不断挥动着双手时的喜悦感……点点滴滴，充实着我在武汉的抗疫生活。

那些天，我已不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只记得今天几点上班，明天又几点上班。到武汉后，我迟迟未敢和母亲联系，怕她疑心，我不得不发过去了视频通话。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房间内大灯被关掉，只留下了昏黄的小灯光，估计连我的脸都看不清。我躺在床上，装作刚睡醒的样子，和母亲聊了五分钟就借口有事匆匆挂掉了，怕说的时间长了，她会发现我头发为什么变得那么短，脸上为什么会有压痕。

后面我就不再视频，只打电话，怕母亲怀疑，我还主动问她：“妈，知道我最近为啥老是打电话，不视频吗？”母亲也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难道你去武汉了？”

“怎么可能，您想多了！”我赶紧装作兴奋的样子告诉她：“组织上给我们医护人员充了话费，我用不完，而且电话信号要比微信好呀……”母亲似乎相信了我的话！

为了寄托对母亲的思念，在工作之余我开始提笔给母亲写信，可这封信，因为担忧，却迟迟没能寄出，我希望母亲知道我在武汉的时间越晚越好，我真的害怕母亲会因为担心我的安危而寝食难安。

都说母女连心。原本以为自己隐瞒得“天衣无缝”，可没想到我们彼此都在编织谎言，后来我才知道，从第一次视频聊天开始，虽然灯光微弱，母亲还是从我身后背景的不同觉察到我去武汉了！但为了让我能够安心工作，她不过是故意在我面前装作不知道罢了。

我的母亲小学没毕业，眼睛老花，手机也不大会用，可她却因为牵挂我，天天想方设法在网络上找寻信息，收看各种抗疫新闻，就是想多了解我在武汉的动向。我原本以为母亲不同意我去武汉，但现在，我明白了她只是担心我，她其实是支持我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一封家信虽然未寄出，可两代人的情感却在默默传递，在这里，衷心地感谢在后方默默支持我们的家人，也祝愿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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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汤圣雷

监制|夏继山

编审|王丹琳

编辑|方梅兰

主管|长征医院政治工作处

原标题：《抗疫故事微党课|赵秀兰：一封不敢寄出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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