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之战与唐朝的东亚战略
据说，大约从公元前一千年初叶开始，古代朝鲜半岛的诸部落就已经和中原政权有所接触。此后，秦消灭了包括北方燕国在内的各诸侯国，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由于燕与古朝鲜接壤，大量燕国遗民便逃亡到古朝鲜。
公元前109年，西汉征服了朝鲜半岛西北部，在当地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和玄菟四郡，其管辖范围包括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辽东的一部分。此后，中原王朝和朝鲜各政权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220年东汉灭亡后，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统治受到挑战，当地豪族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高句丽。但是，中原王朝的一些皇帝始终认为朝鲜半岛西北部是尚未收复的“失地”，它天然是“王土”，必须重建在那里的统治。隋廷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以及高句丽在辽东的扩张而四次大规模征讨高句丽，其中三次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夭折。征高句丽给隋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唐朝战略思维中的朝鲜半岛事务
618年唐朝建立，朝鲜半岛各政权迎来了同中原王朝恢复正常关系的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王高建武（即荣留王，618—642在位），分别在619和621年遣使向唐高祖朝贡。新罗和百济也纷纷效仿。高祖为了表示友好，在624年派道士回访高句丽，赠送老子像，道教从此在当地朝野流行开来。这位道士还为包括高句丽王在内的广大听众讲授《道德经》。高祖在给高建武的诏书中宣称，他希望双方通力合作，将隋与高句丽的战争结束后仍滞留在高句丽境内的隋朝军民送回故土。据说高句丽遣还了一万多名隋朝遗民。高祖在处理同高句丽的关系时非常稳健和务实。624年，他对派往高句丽的册封使表示，自己无意让高句丽称臣，因为这样做只会提高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不过，唐朝大臣劝说高祖不要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公开表明自己的意图。他们提醒高祖，高句丽离唐太近，不能听任它在政治上自行其是。他们还警告说，如果唐廷不尝试收复汉四郡，唐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将被削弱。
和唐朝大臣一样，高句丽、新罗、百济的官员也迫切想要加深同唐朝的联系。不过他们的动机与唐朝的同僚截然不同，他们中的每一方都希望唐廷能支持自己实现统一朝鲜半岛的野心。唐廷企图从高句丽手中收回朝鲜半岛西北部，而朝鲜半岛各政权为了争夺霸权，想方设法拉拢唐朝。这样的局势必然导致唐廷越来越多地介入半岛事务。
626年，新罗和百济的使者试图说服唐廷干预朝鲜半岛政治。他们抱怨高句丽阻断了其入唐的道路，使他们难以前来朝贡。他们还指责高句丽袭击新罗和百济的边境城镇。唐派官员调解纠纷。高句丽上书唐廷，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朝鲜半岛各政权，尤其是与唐近在咫尺的高句丽，始终密切关注着唐廷的意图。唐于七世纪二十年代末攻灭东突厥后，朝鲜半岛各政权的忧虑进一步加深，它们担心唐廷下一步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半岛。628年，高句丽荣留王首先匆忙遣使来到长安，祝贺唐军大捷。使者还向唐廷献上了高句丽地图，这意味着高句丽臣服于唐朝。
讨灭高句丽的计划
唐朝新皇帝太宗对高句丽的态度远比父亲强硬。太宗出于对个人荣耀的渴求，以及一雪前朝隋朝所蒙受的历史耻辱的欲望，打算消灭只有意在朝鲜半岛建立霸权而对唐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的高句丽。唐朝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朝鲜半岛北部。太宗以收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时阵亡士兵的遗骸为名，派将士前往辽东城（今辽宁中部的辽阳）。唐军在收集尸骨时，拆毁了高句丽为纪念对隋战争胜利而建的“京观”（即战殁隋军士兵的骸骨堆），表明了唐帝收复朝鲜半岛北部的意图。荣留王惊恐万分，担心唐军可能来袭，命人沿从东北的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到西南海岸（位于今辽宁营口）的边境线修筑长城，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唐朝的一些大臣主张立即对高句丽用兵，太宗没有采纳。唐和高句丽的关系虽然暗潮涌动，但是表面上一切如常。640年，高句丽世子入唐进献方物，太宗对他礼遇有加。
唐太宗
然而，与此同时，太宗不动声色地开始搜集高句丽的军事情报。他命兵部职方郎中陈大德负责接待高句丽世子，随后又在641年派其出使高句丽。陈大德此行的目的实际上是实地侦察。他每到一个高句丽城市，就给当地官员送上精美的唐丝帛，然后对他们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当地官员收下礼物后，大都欣然陪同他参观游览，全然不知他们已经让陈大德进入了在双方未来的冲突中可能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641年阴历八月，陈大德从高句丽返回，向太宗做了详细汇报。他说：“其国闻高昌灭，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不仅如此，高句丽重臣大对庐（官职名）曾三次来使馆，高句丽王在接见使者时也在旁边布置了大批士兵。太宗回答道：“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今山东莱州），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
这是太宗首次透露对高句丽的作战计划。他打算两面出击，以钳形攻势夹击高句丽。但他出于两点考虑，没有匆忙出兵。首先，当时的山东地区（包括今天的山东省、河北省以及河南省的一部分）尚未从隋朝的苛政中恢复元气，无力支撑一场对高句丽的战争。当年，一些人为避征戍甚至不惜自残。有的人砍掉一只手，有的人剁掉一只脚，他们称被砍掉的肢体为“福手”“福足”，因为作为残疾人，他们得以免除兵役。这种极端做法一直延续到唐太宗时期。
其次，太宗还希望等到高句丽因内乱而元气大伤之后再动武。机会终于在642年出现。当年，荣留王铲除高句丽东部的部落首领渊盖苏文的计划失败，后者为反制而发动了血腥的政变。渊盖苏文是个不得人心的首领，当初他继承父位时就曾遭到部民的反对，他不得不在众人面前鞠躬道歉，恳求他们允许自己暂代首领之职，并许诺如果玩忽职守，可以将其罢黜。众人这才勉强同意让他成为首领。但是，渊盖苏文掌权后，很快就暴露出了残酷无情、独断专行的一面。荣留王对渊盖苏文非常不满，和主要大臣商议如何除掉他。渊盖苏文听到风声后，集合部众制定了对策。不久后，他邀请高句丽诸位官员视察他的军队，并设宴款待。他们刚一到场，就悉数被杀害。随后，渊盖苏文带领属下冲进王宫，杀死荣留王，并碎尸数段，丢弃沟中。荣留王的侄子宝藏王（642—668在位）被立为傀儡君主。此后，渊盖苏文以铁腕手段树立个人权威，独揽大权。
高句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给了唐太宗动武的理由，他宣称要兴兵讨伐渊盖苏文。太宗对长孙无忌说：“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长孙料想高句丽可能已经对唐朝有所防范，告诫太宗不要轻举妄动。643年，唐廷首次对渊盖苏文事件做出反应，在遣使参加荣留王葬礼的同时，也承认了新的傀儡王。但当年晚些时候，唐廷下诏威胁渊盖苏文，如果高句丽不停止骚扰新罗，唐将兴兵讨伐。渊盖苏文对唐廷的警告置之不理，声称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直至从新罗手中收回所有失地。
渊盖苏文直截了当的拒绝激怒了太宗，后者在644年宣布将亲征高句丽。太宗还以道义为名替这次干涉辩护—渊盖苏文有弑君之罪，又侵犯邻国，高句丽理应受到讨伐。唐朝皇帝御驾亲征是史无前例之事，很多大臣反对太宗的决定。但太宗认为，亲征对鼓舞士气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唐军士兵对隋征高句丽的失败仍然记忆犹新。
太宗曾询问李靖，高句丽之役当如何用兵。李靖答道，唐只需三万士兵就能取胜。太宗显然大吃一惊。他问道：“兵少地遥，何术临之？”李靖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臣以正兵。”所谓“正兵”，就是按照传统的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式部署兵力。与之相对的是“奇兵”，即以机动兵力从后方或侧翼攻击敌人。就这样，征高句丽的军事策略在641年便确定了下来。
唐军将对高句丽发动钳形攻势，步骑兵从北方的陆路发动正面攻势，水师在南方的高句丽都城平壤附近登陆，水陆并进，从两个方向夹击高句丽。
朝鲜开城高丽博物馆
以失败告终的第一次高句丽之役
在唐军计划展开地面攻势的辽南地区，冬季通常从阴历八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来年的阴历三月。短暂的旱季过后，从阴历六月开始，这里就进入雨季。当地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在该地展开的任何军事行动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冬季结束后立即开始，在雨季开始前结束。否则，冬天的严寒和夏天的暴雨将使行军变得非常困难，统军将领无法迅速调度和部署军队。唐军在到达辽东城之前，必须先向东北行进，穿过辽河平原。但是辽河平原被辽河及其众多支流一分为二，这些河流的走向基本都是自北向南。对唐军来说不幸的是，当年春天辽河泛滥成灾，唐军的行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唐军士兵不仅要渡河，还要穿过河流之间东西绵延一百多公里、被称为“辽泽”的沼泽地。这里曾是隋军的“死亡之地”，很多隋军官兵殒命于这个几乎无法通过的地方，尸骨暴露在野外。太宗命士兵在搭设便桥之前先将这些骸骨掩埋。
唐军行军的最大阻碍是高句丽利用“山城”组织的顽强抵抗。高句丽人在筑城时会采用一种独特的双城模式，即在平原筑城的同时，通常也会在附近的山上修建一座山城。人们在和平时期住在平原的城中，战争爆发时就退居山城自卫。山城的布局与平原的城池截然不同，既没有通常的居住区，也没有官府衙门，只有适合军队驻扎的砌有火炕的半地下石头建筑。此外，山城还有贮藏生活必需品的地窖和与水源相通的深坑。数座较小的山城环绕、拱卫着一座主山城，构成了一个山地军事城堡群。
平壤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修筑在大同江北岸的大城山上，于427年成为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城占地2.7平方公里，四周筑有7218米长的城墙。城内现已发掘出水塘、水井、地窖等遗址。唐代史料对平壤城有详细的描述：“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
高句丽自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扩张时，就着手修筑山城。高句丽的山城散布于今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吉林省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中很多在隋唐时仍在使用。山城不仅可以保护高句丽士兵，还可以被用作发动快速攻击的跳板。它们是高句丽持久战策略的基石，早在公元二世纪时就曾被用来抵御中原王朝的进攻。持久战的目的是使敌军的粮草消耗殆尽，将他们的军事行动拖延到冬天，到时零度以下的寒冷气温会让对手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因为敌军士兵大都来自长城以内气候较为温和的地方。然后，高句丽军队便会破坏敌人的补给线。持久战的最终目的是迫使敌军将领在不可克服的困难面前放弃作战。
645年阴历四月，唐军抵达辽东城。太宗与李会师并亲自督战。士兵们搬运土袋填平城外的壕沟，皇帝也身体力行，亲自将一个土袋放到马背上。诸将受皇帝身先士卒的精神激励，纷纷效仿。壕沟很快被填平。紧接着，唐军开始用抛车攻城。抛车“以大木为床”，能将巨石抛向五百米外的目标。李命数架抛车一字排开。高句丽守军慌忙张开大网拦截石块，但徒劳无功。待飞石摧毁女墙后，唐军再推出撞车。撞车的底座立有支架，支架上悬挂着一根巨木。士兵推动巨木撞向目标，以巨大的撞击力毁坏目标。
唐军连续围攻辽东城十一天，但还是无法消灭高句丽守军。与高句丽结盟的百济，为守城士兵提供了漆成金、黑两色的盔甲。太宗也派出全副披挂的精兵前来增援。双方士兵聚在一起，人数众多，他们的盔甲闪耀的光芒如日光一般炫目。正当李绞尽脑汁思考更有效的攻城战术时，疾风骤然而起，从南面吹向辽东城。李立即下令火攻。唐军士兵从冲杆顶端一举登上城西南角的塔楼，将其点燃。烈火很快就吞没了塔楼。强风将燃烧着的塔楼碎片吹向城中，许多房屋起火，万余人葬身火海。辽东城终于在第十二天陷落。太宗大喜过望，下令用烽火台向太子报捷。然而，太宗高兴得太早。当时已是阴历五月中旬，雨季将至，他速灭高句丽的计划将因此受挫。
李又攻克了辽东城东北的两座城池，然后挥师西南，兵临安市城（今辽宁海城营城子）下。唐军在那里遭遇了顽强抵抗。高延寿和高惠贞率领高句丽、靺鞨联军十五万人赶来救援。太宗希望阻止他们与守军会师；如若不然，安市城将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太宗对手下的文武官员说：“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高句丽阵中一位精通历史的老臣和太宗一样，也十分清楚高延寿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他建议说：“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可惜的是，高延寿对此不加理会。他率军挺进安市城，在城外二十公里处安营扎寨。太宗为引诱敌军与唐军决战，派一千骑兵前去骚扰。高延寿以靺鞨精兵为先锋与唐军交战。战斗刚一打响，唐军骑兵就佯装不敌。高延寿见状道：“（唐）易与耳。”他误以为胜利唾手可得，于是一路追赶唐军骑兵，直至距安市城东南仅四公里处才停下脚步，依山势布阵。
高延寿此举是严重的失误。他的部队没有安市城防御工事的掩护，直接暴露在唐军主力面前。但他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浑然不觉。太宗为诱使敌人放松警惕，又派使者谎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与此同时，太宗连夜召集文武官员，商讨破敌之策，最后决定夹击高延寿。他命令李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在西面的山岭布阵，长孙无忌率一万一千名精兵潜入北面的山谷，从后方偷袭敌军。太宗本人则率四千步骑秘密行至高延寿营寨北面的山头，以鼓、角、旌旗指挥作战。太宗坚信自己的策略会取得成功。他命人张起受降幕，并对手下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
次日清晨，李的部队在嘹亮的号角声中展开阵型，将敌军注意力吸引到西面。高延寿的兵力远胜唐军，他自恃兵力占优，向唐军发起冲锋。此时，太宗正在山顶观察战情。他看到北方山谷中尘埃四起，知道长孙无忌的奇兵已经就位，于是命令士兵击鼓鸣角，在山顶竖起旗帜，示意各路唐军发起总攻。长孙无忌的部队突然出现，高延寿及其部将猝不及防。惊慌失措的高延寿连忙分兵抵抗来自两个方向的夹击。仓促变阵乃兵家大忌，高句丽军队阵脚大乱，士兵不知所措。他们短暂抵抗后便开始四散奔逃。唐军穷追不舍，杀死了两万多名高句丽士兵。高延寿带着残兵逃回营寨。太宗下令包围营寨，毁掉附近的桥梁，使高延寿无路可退。
第二天，高延寿率领麾下三万多名士兵投降。高延寿和高惠贞踏进太宗大帐之后，向唐将下跪，乞求他们代为向太宗求情。太宗接受了高延寿和高惠贞的请降，训斥他们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
然而，高延寿和高惠贞的投降并没有导致高句丽溃败，安市城仍旧岿然不动。实际上，太宗和手下文武大臣在是否应倾全力攻下该城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太宗在攻打安市城之前曾告诉李：“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但李以后勤保障为由表示反对：“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随驾出征的江夏王李道宗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为这次战役提出了最为得当的战略：唐军不应攻击建安城或安市城，而应该绕过不重要的高句丽城市，直取平壤。他向太宗请战道：“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但太宗拒绝了他的请求，转而对李说：“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
唐军自阴历六月下旬开始围城，经过整个雨季，一直持续到阴历九月中旬的初冬。安市守军以兵器和粗言秽语加以反击。他们一看到唐皇室的旗帜和华盖，便登城高声谩骂。太宗在盛怒之下批准了李的请求，安市城陷落后，将城内男子悉数活埋。这个消息非但没有软化守城士兵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们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面对唐军接二连三的猛攻，安市城依然固若金汤。太宗的辽东之役陷入僵局。
高延寿和高惠贞这两个已经接受了唐廷封号的高句丽降将向太宗陈情：“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他们提出的建议与李道宗大同小异，即唐军应放弃攻打安市城，直接进军平壤，攻克沿途小城，一举夺下首都。太宗及群臣纷纷表示赞同，唯有长孙无忌反对，他争辩说：“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他担心如果唐军直接向平壤城进发，可能遭建安城和安市城守军背后袭击，因此“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太宗接受了长孙无忌的建议，改变了主意，因而错过了扭转战局的最后机会。
安市城的战斗空前惨烈。李道宗命士兵在城东南角筑土山，以便从那里观察城内高句丽军队的动向。高句丽守军则迅速加高城墙作为反制之策。与此同时，李指挥士兵从西南方用撞车和抛车攻城。一有女墙被毁，高句丽士兵便立即在该处立起木栅栏。双方每日交战五六个回合。唐军日夜不停地加高土山，终于在两个月后完工。土山距城门外的瓮城仅数米之遥，可俯瞰城内。李道宗在山顶部署士兵备敌。不料，土山因山顶士兵的活动突然倾倒，这些士兵乱作一团，安市城的瓮城也被土山压出一个缺口。数百名高句丽士兵趁机从侧门一涌而出，控制了小山。他们在山顶挖好沟堑，把它变成前哨阵地。太宗大怒，下令处死李道宗的一名下属，命令诸将立即夺回土山。新一轮战斗整整持续了三天，但唐军未能如愿。
此时天气越来越冷。初冬时节，草枯水冻，唐军的物资、粮草供给出现问题，太宗不得不决定是否撤军，否则所有人都可能死于饥寒。
张亮指挥的唐军舰队也未取得太大的成果。他们从莱州启航渡过渤海后，夺取了辽南的卑沙城，然后挥师建安城，在城外安营扎寨。张亮曾多次上书太宗，反对用兵辽东，现在对执行太宗的计划并不热心。他未等士兵布置好兵营守备，便急着派他们出去寻找木柴，放牧战马。敌人突然来袭，唐军陷入恐慌，张亮吓得目瞪口呆，呆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可笑的是，他的部下竟然以为主帅是临危不惧。唐军士兵在张亮副将的指挥下才将敌人击退。
唐两路夹击高句丽战略中的海路、陆路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太宗决定撤军。他在接见一名特地从长安赶来献策的官员时，内心的沮丧溢于言表。他对这名官员说：“安市不降，平壤尚远，我虑三军寒冻，已命班师。”唐军在撤兵前先将高句丽三城的七万名百姓迁往中原，其中大部分将被贩卖为奴。太宗又命唐军在安市城前列队通过，最后一次展示军威。安市城大门紧闭，士兵躲在高墙之后。城主随后出现在城墙上，察看唐军是否真有意解围撤军。他向太宗鞠躬道别，太宗则称赞他守城时坚韧、顽强，并留下一百匹丝绢嘉奖他对高句丽王的忠心。随后，唐军撤退。这时已是阴历十月下旬，唐军士兵在穿越辽泽时遭到暴风雪袭击，很多人死于饥寒。共有数千名士兵和八成战马死于归途，其余人侥幸回到营州。太宗为损兵折将懊悔不已，他叹息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最终在646年阴历三月回到京师。他在和李靖谈话时问道：“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李靖答道，只有李道宗能回答这个问题。他显然为“正兵”之略的失败感到惭愧。李道宗在答复太宗时再次提到自己曾经提议直接攻打平壤城。太宗尴尬地回答说：“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夭折的第二次高句丽之役
高句丽不敢公开庆祝在辽东挫败唐军。646年战事一结束，高句丽使者就来到唐廷，为双方的冲突赔礼道歉。但失败后的挫折感和征服高句丽的决心，使太宗对其近邻采取了强硬立场。高句丽使者献上两名美女作为礼物，以示和解，但太宗严词拒绝道：“归谓尔主，美色者，人之所重。尔之所献，信为美丽。悯其离父母兄弟于本国，留其身而忘其亲，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唐廷还指责高句丽来信言辞失敬，而且还曾怠慢唐使。最令太宗恼怒的是，高句丽公然违抗旨意，拒绝停止骚扰新罗，高句丽和新罗边境上战事不断。太宗赐给渊盖苏文一张弓和一副盔甲，以示不悦。渊盖苏文当然明白太宗想要传达的信息—唐会再次对他用兵。渊盖苏文不敢拒收太宗的礼物，但是决定不承认收到过它们。这一举动想必让太宗更加恼火，他不准高句丽朝贡，很快便开始准备第二次出兵征讨高句丽。
太宗下令征召更多士兵，在南方建造多艘大船，并把山东半岛北面的小岛乌湖岛变成兵站，储备了大量物资和武器装备。这一次，唐廷官员似乎就最佳军事策略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以骚扰战削弱高句丽，最终控制鸭绿江以北地区。他们认为，高句丽的山城确实易守难攻，但太宗上次亲征时，高句丽的耕地因战事而荒废，唐军在夺取城镇后又缴获了大批存粮，再加上此后的大旱，高句丽出现大面积饥荒。因此，“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年阴历五月，身经百战的唐将李率军重新从陆路对辽东发起试探性攻击。两个月后，两名唐将从海上进攻辽东半岛南部。唐廷原本计划在次年大举出兵，但太宗在649年去世，唐朝的第二次高句丽之役随之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