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左翼，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有毒混合物，嫁接到了来自犹太礼仪和文化的犹太典故和神话的文化库中。

日前，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强行吞并被占领的西岸30％的努力，正暴露出将犹太民族国家强加给巴勒斯坦原住民这种做法的固有暴力。尽管这个计划暂时推迟，但人权组织B’Tselem报告说，为了准备吞并，以色列已经在6月加大了对西岸巴勒斯坦房屋的拆除，当月摧毁了30座房屋，这个数字不包括在东耶路撒冷的拆除。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然而，偷窃和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和社区只是一个更大、更久远的殖民计划的一部分。正如巴勒斯坦的组织者Sandra Tamari所写：“70多年来，巴勒斯坦人被迫忍受以色列的驱逐和土地征用政策”。今天，这种现实已经演变为一种公开的种族隔离制度。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是二等公民，以色列现在正式规定，自决权只属于犹太人。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受到军事占领、围困、封锁和戒严——这是一种得到美国政治和财政支持的暴力统治系统。

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仅仅是右翼政府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未能有效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结果。相反，它源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本身，这个计划是在殖民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根本上说，它依赖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清洗和暴力统治。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都有自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他们强烈反对以色列国代表犹太人民的意愿或利益的说法。

左翼媒体人Sarah Lazare与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分校研究多种族文学的副教授Benjamin Balthaser进行了交谈。后者最近的文章《当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犹太人：从大萧条到冷战的犹太种族主体性与反帝国主义文学左翼》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犹太工人阶级左翼中被抹去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Balthaser也是一本关于老犹太左翼的诗集《献身》的作者，他还有一本名为《反帝国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学术专著。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20世纪犹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书。

他与采访者谈到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起源，以及犹太左翼与它的争论，理由是它是右翼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反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Balthaser认为，这种政治传统能够破坏犹太复国主义反映所有犹太人意愿的说法，并为当今提供路标。“对于在美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仅要努力思考自己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还要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上受迫害的、在种族和文化上离散的少数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站在谁的一边，我们要与哪种全球力量结盟”，他说。“如果我们不想和极右翼的刽子手站在一起，不想和殖民主义站在一起，不想和种族主义站在一起，那么有一种犹太文化资源可供我们借鉴——一种政治资源可供我们借鉴。”

你能解释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又称“锡安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吗？是谁和何时发展起来的？

Balthaser：有几件事情需要区分开来。首先，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之前，犹太人就有悠久的历史，它将耶路撒冷这个古老的犹太王国视为文化、宗教以及可以说是弥赛亚意义上的渴望之地。如果你了解犹太礼仪，就会发现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锡安的土地，追溯到耶路撒冷这个被罗马人摧毁的古老王国。

在整个犹太历史上，有过若干试图“返回”巴勒斯坦土地的灾难性尝试，最著名的是17世纪的Sabbatai Zevi（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犹太拉比）。但在犹太人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和弥赛亚意义上的渴望，但除了耶路撒冷的小型宗教社区，当然还有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继续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少数犹太人——约占人口的5%——之外，犹太人并没有实际迁往那里的愿望。

Sabbatai Zevi

当代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确实利用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渴望和宗教文本库来使自己合法化，这就是混乱的根源。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种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我认为这是理解它的方式。它是许多欧洲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一， 试图从西欧和东欧的不同文化中构建出族裔上同质的民族国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过许多种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犹太“崩得”（Bund）是20世纪初崛起的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它在东欧表达了一种非领土化的民族主义。他们觉得他们属于东欧，他们的土地是东欧，他们的语言是意第绪语。他们想在他们实际生活的欧洲为自由而斗争。他们觉得他们的解放斗争是反对欧洲压迫性的资本主义政府。如果不是大屠杀消灭了崩得和东欧的其他犹太社会主义者， 我们现在可能会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下谈论犹太民族主义。

当然，苏联也出现过一些实验，最著名的可能是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犹太自治州首府），但在乌克兰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实验，试图在犹太人居住的领土内或苏联境内的其他地方建立犹太人自治区，这些实验植根于意第绪语的doykait（“此处性”，意第绪语，英文为hereness）思想、离散的hereness，以及意第绪语语言文化。

比罗比詹

犹太复国主义是这些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之一。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自己嫁接到英国殖民主义上，这种关系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实际上它试图从英国的殖民地——巴勒斯坦托管地——中建立一个国家，并利用英国的殖民主义来帮助它在中东建立自己的国家。《贝尔福宣言》本质上是利用大英帝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有毒混合物，嫁接到了来自犹太礼仪和文化的犹太典故和神话的文化库中。

 《贝尔福宣言》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之一是，它是一种代表所有犹太人意愿的意识形态。但在你的论文中，你认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犹太左翼中相当普遍，而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你能谈谈这些批评是什么以及是谁提出的吗？

Balthaser：美国的有趣之处在于——我想说对欧洲来说也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前，甚至在二战结束后，大多数犹太人都贬低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受欢迎，不管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改革派犹太人。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美国犹太人不喜欢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有很多。

有自由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 最著名的是由Elmer Berger（改革派拉比）和美国犹太教委员会所阐述的。这些人的焦虑之处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双重忠诚，它会使犹太人宣称自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且实际上会使他们同化进主流美国文化的努力受挫。

Elmer Berger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犹太人不是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而仅仅是一种宗教，因此在宗教信仰之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我认为，这是一种来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t）思想，并试图和新教的“信仰共同体”观念看起来类似。

但对于犹太左翼——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左翼来说，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来自两个方面：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理解为右翼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试图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保持一致。

当时在1935年的《新群众》（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与美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杂志）上有一篇著名的对Vladimir Jabotinsky（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家Robert Gessner称Jabotinsky是红海上的小希特勒。Gessner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纳粹，一般来说，左翼把犹太民族主义看作是右翼组织，后者试图创造一种统一的、军国主义的文化，使犹太工人阶级的利益与犹太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

所以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批判。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种批判，我认为对今天的左翼来说更具有当代性，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如果你看看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犹太左翼的小册子、杂志和演讲，他们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与英国帝国主义结盟。

他们还非常清楚，中东先是被奥斯曼人，然后是被英国人殖民。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是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犹太共产党人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而是全球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全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球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如果把自己的祖国看作是地中海的一小块土地——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文化上的联系——就会违背他们的一切信念。

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开始，犹太人千方百计地逃离欧洲，一些共产党员主张，如果你要逃离灭亡，应该允许犹太人去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是你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这是自然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你需要尽可能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相处。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共产党，确实主张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合作，把英国人赶下台，建立一个两族国家——由于一系列原因，包括犹太人定居点的隔离性质，事实证明这在实践中比理论上更难。

无论如何，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犹太左翼批判性地理解到，犹太复国主义能够在巴勒斯坦兴起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殖民计划和通过将巴勒斯坦原住民驱逐出这片土地。美国共产党主席Earl Browder在曼哈顿希波德罗姆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只有通过驱逐25万巴勒斯坦人，才能形成一个犹太国家，与会者当时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实际上最后却是戏剧性的低估。

你在最近的期刊文章中写道：“也许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最普遍的一种说法——甚至在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在战前的边缘地位的学者和作家中也是如此——那就是大屠杀改变了犹太人的观点，使犹太人相信其必要性”。你指出了这种说法中的一些重大漏洞。你能解释一下这些漏洞是什么吗？

Balthaser：我想改变一下这个说法，我在这里真正说的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左翼。我是在一个左翼家庭中长大的，在这个家庭中，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肯定是有分歧的——然而，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大屠杀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只要大屠杀的细节被披露出来，所有人都会站在一起，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大屠杀，可能就没有以色列，但这只是因为战后有大量犹太难民潮，他们本来无疑会留在欧洲，这是对的。如果没有这批能够参加1948年战争并在战后为以色列提供犹太人人口涌入的人，独立的以色列国能否成功，令人怀疑。

然而，我翻阅40年代的犹太左翼报刊——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的出版物和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发现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大屠杀的范围被广泛了解之后，他们的官方立场仍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

他们可能要求允许犹太人在他们被驱逐或屠杀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公民地位，允许他们移民到美国，甚至如果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允许他们移民到巴勒斯坦（情况往往如此）。但他们仍然完全反对分治和建立一个只有犹太人的国家。

关于那个时刻，重要的是要明白，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政治选择——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国的选择，也是犹太领导人的选择。他们本来可以为犹太人移民美国进行更激烈的斗争。而很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实际上是反对移民美国的。

犹太共产主义报刊报道了许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与英国和美国人合作，强迫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托管区的故事，而当时的犹太人宁愿去美国，或者英国。英国外交大臣Ernest Bevin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美国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纽约再有更多的犹太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同意这一点。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古老的历史，但它很重要，因为它破坏了围绕以色列形成的常识。“是的，也许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本可以实现和平，但大屠杀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而我要说的是，1945年之后的这场辩论表明，有一个漫长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有其他的可能性，另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苏联比其他任何一股力量都更能改变犹太马克思主义左翼在1940年代末对以色列的看法。1947年，苏联驻联合国大使Andrei Gromyko在联合国宣称西方世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大屠杀，并宣称支持分治（partition），突然间就有了这个转变。

所有这些本来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左翼出版物，在字面上的第二天，就开始拥抱分治和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形成。

你必须明白，对许多犹太共产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来说，苏联是应许之地，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根据宣传，苏联是他们根除反犹太主义的地方。

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前，整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是最反犹的地方。犹太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来自东欧，或者他们的家人是东欧人，他们对反犹水深火热的俄国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俄国革命是历史的断裂，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当然，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时苏联刚刚打败了纳粹。

苏联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确实给左翼犹太世界带来了冲击。十几年后，苏联改变了政策，到了60年代公开接受反犹太复国主义。但在那短暂的关键时刻，苏联坚定地支持分治，这似乎才是真正改变犹太左翼的原因。

这很好地引出了我想问你的一些问题，即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与当今的相关性。对很多人来说，以色列吞并西岸大量巴勒斯坦土地的计划虽然被推迟了，但仍然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对巴勒斯坦人口建立犹太统治的暴力。而我们看到一些著名的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如Peter Beinart（美国专栏作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员，《犹太之流》[The Jewish Currents] 总编，曾任《新共和》总编）公开宣称，两国方案已经死亡，一个基于平等权利的国家才是最好的道路。你是否认为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与犹太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连接起来？你是否看到了改变人们思想的机会或可能性？

Balthaser：从某种意义上说，Beinart的信晚了七十年。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转折。（注：今年，Beinart还在给《纽约时报》的短评中称“我不再相信一个犹太国家”。）我还想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刻。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你真的可以谈论一种全球性的革命情绪和真正的犹太左翼，它位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党等组织中。而你可以在60年代再次看到这一点。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1960年代美国的学生激进组织）中也有相当多的犹太成员，在1960年代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正式支持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学生组织）结成联盟，后者在1960年代末也采取了正式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

你可以考虑一个全球革命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巴勒斯坦解放是一个明确的部分——你可以考虑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全球革命运动结构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更加分散的空间。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巴勒斯坦民权运动的重生，或者说是延续，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发出了非殖民化的呼声——既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解放传统，也是在寻求南非自由斗争的模式。

对于当代认为自己是进步左翼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突然意识到，真的没有中间（center）了，没有自由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了。中间真的已经消失了。

我们面临着这个非常严峻的决定：要么你站在解放的一边，要么你站在以色列右翼的一边，以色列右翼的消灭主义和种族灭绝意图一直存在，但现在却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像Beinart这样的人正在觉醒，并说：“我不想站在刽子手的一边”。

老犹太左翼和20世纪60年代新犹太左翼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新鲜。

任何解放斗争都将来自被压迫者，因此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将为斗争设定条件。但是对于在美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仅要努力思考自己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还要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上受迫害的、在种族和文化上离散的少数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站在谁的一边，我们要与哪种全球力量结盟。

如果我们不想和极右翼的刽子手站在一起，不想和殖民主义站在一起，不想和种族主义站在一起，那么有一种犹太文化资源可供我们借鉴——一种政治资源可供我们借鉴。这段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左翼的历史表明，一个离散人群的重要历史角色就是与其他被压迫的人团结一致。

那是我们历史上聚集了最多力量的地方。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会重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共产党”。我们是说，“我们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但过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在今天使用。”

谁或什么事要为抹去这段犹太左翼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负责？

Balthaser：我不会把抹去仅仅归咎于苏联或犹太复国主义，因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冷战，以及冷战如何摧毁了老犹太左翼，并真正将其赶入地下，粉碎其组织。因此，我认为我们还必须看到，转向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被理解为一种在战后时代使犹太人正常化（normalize）的东西。

随着Rosenberg夫妇（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人士，他们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判决与死刑的过程轰动了当时西方各界）被处死，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红色恐慌，以及共产党（在西方）几乎被取缔（在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党内一直有一半犹太人），对于大部分犹太机构来说，与美帝国主义结盟是犹太人在美国正常化存在的一种方式。我希望那个时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帝国主义计划结盟、与贾里德·库什纳这样的人结盟的空虚和贫瘠。像Bari Weiss（美国专栏作家，刚刚因不满从《纽约时报》辞职）这样自称自由派的人，为什么要与美国生活中最反动的势力结盟？

这是一个血腥的同化和白化的矩阵（matrix），产生于1950年代冷战的郊区化。以色列是那个魔鬼交易的一部分。是的，你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你可以去美国的好大学， 你可以加入郊区， 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 只要你为我们做这一件小事：支持美帝国。

希望随着美国新的草根组织的出现，在质疑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这种计算（calculus）可以开始改变。随着“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关注巴以问题的美国左翼组织）、IfNotNow（反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美国犹太进步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由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组成的组织）和“黑命攸关”运动的兴起，它们对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采取了严肃的立场，犹太社区的常识已经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但这些让我对未来乐观了一点点。

本文译自美国左翼网刊《雅各宾》，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7/israel-palestine-anti-zionism-history-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