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Yamy事件与职场霸凌；用儿童围堵新冠？
【国内】 Yamy事件、明星商品化与职场霸凌
上周，原火箭少女成员Yamy在微博上公开了一段内部会议录音，内容是其所属经纪公司老板徐明朝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了一番从外貌品味到业务能力的全面批判和贬低，其中不乏“超级丑”“有病”等侮辱性言语。有网友认为Yamy遭遇的是“职场PUA”，徐明朝在随后的公开回应中承认自己是“职场PUA男老板”，但拒绝向Yamy道歉，认为她将公司内部事务发到网上的做法缺乏契约精神。
徐明朝在录音里还提到“丑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这一判断中包含着对审美霸权的熟稔。微信公众号“橙雨伞”发布的“羞辱Yamy会让你看上去更体面吗？”一文中，作者“念青呀”首先指出，审美虽然是主观的，但当众羞辱他人的外貌就是道德问题。徐明朝说自家艺人“丑”，不仅基于他个人的审美标准，更来自于他对社会主流审美的判断。虽然近年来的女团选秀节目为了迎合部分女性观众，打出了“多元审美”的旗号，但女团中更为个性化的艺人仍然因为不符合主流审美而承受着额外的压力。在现实生活中，针对女性的外貌羞辱更是无处不在。一些男性有意以审美主体的身份，肆意品评女性样貌，通过贬低他人来维持其特权和体面。
文章还提到，徐明朝对Yamy的言语打压背后是“艺人商品论”的逻辑，即作为艺人，相貌、身体乃至个性都是商品的一部分，这也是韩国娱乐产业成熟和兴盛的底层运作逻辑，而对艺人的流水线化打造在带来商业利益的同时，也使得众多艺人饱受折磨，陷入抑郁状态甚至自杀。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最终承受伤害和恶评的都是有情感、有尊严的人。“Vista 看天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Yamy们还有机会走出‘商品的橱窗’吗”一文也提到愈演愈烈的明星商品化现象，“娱乐圈正在为每一个可以爆红的人设，配备一位明星；而不是为每一位可以爆红的明星，挖掘他的特色。就像资本为每一台电脑，配备一个员工；而不是为了每一位员工，配备一台工作的电脑。”
或许正是这种资本对人的异化使得这一事件超出了娱乐圈八卦的范畴，让更多的人产生了共情。但也有网友从徐明朝的角度出发，认为领导批评员工很正常。甚至觉得他有霸道总裁的感觉。“念青呀”表示，这是因为总有一些人虽然同样身为劳动者，却总是意淫自己是掌握权力和利益的一方，这种慕强心理和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中尊重权威、崇尚权力和明哲保身的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
此次事件中反复出现的“职场PUA”实际上指的是上司对员工的心理操纵。Yamy在微博中提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所经历的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徐先生对我的态度总在矛盾的两极之间反复摇摆：你是有优势的，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你肯定靠作品出来的，我绝对支持！你得先让我高兴了，你再提需求。……”这一描述同样符合“煤气灯效应（Gaslight Effect）”的内涵。《南方人物周刊》公众号刊登的“Yamy事件：你被职场PUA了吗？煤气灯效应教你识别和摆脱PUA”一文介绍了美国耶鲁大学应用心理学学者罗宾·斯特恩的著作《煤气灯效应》，指出“煤气灯效应来自由两个人构成的一段关系：一方是煤气灯操纵者，他需要扮演那个凡事都正确的角色，这样他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认知，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握有实际的权力。另一方是被操纵者，她总让操纵者来定义她的现实世界，并把他过度理想化，总期许得到他的认可。煤气灯操纵者和被操纵者没有性别限定，在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中都有可能出现。”
文中列举了被操纵者的20种经历和感觉，包括反复质疑自己、在工作时感到困惑、总在道歉、经常觉得自己不合格等等；而操纵者并不认为自己在操纵对方，也不认为自己有错，甚至真心认为是在拯救对方。煤气灯操纵往往非常隐蔽，它利用了被操纵者内心的恐惧、担忧以及被理解、被欣赏和被爱的渴望，但它是一种双方共同构成的关系，被操纵的一方只要打破对操纵者的过度理想化的想象，不再极度渴望其认可，就有可能中止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Yami的发声和要求解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救行为。
在等级森严的日本职场，上司对下级的霸凌十分常见。《经济学人》6月11日刊登的《日本的霸凌老板（Japan’s bullying bosses）》一文中提到，日本心理学家专门创造了“职权骚扰（pawahara，或power harassment ）”这一术语，用来形容日本管理者对其下属的辱骂和虐待。日本厚生劳动省将权力骚扰分为六类：身体攻击、精神攻击、社交孤立、过度要求、贬损要求以及隐私侵犯。厚劳省2016年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员工在过去三年间遭受过权力骚扰，在不同行业和阶级内皆存在这一现象，与职权骚扰相关联的自杀案件并不鲜见。有顾问指出，上级眼中“严厉的爱”往往会对年轻员工造成伤害，尤其是随着不同代际行为模式的变化，日本职场的缺乏弹性加剧了这一情况。
为此，日本政府近期通过了一项反骚扰法案，从6月1日起，日本公司必须有清晰的政策条款并创立报告和核查侮辱指控的内部机制。然而这项法案被认为太过模糊和轻微，无法真正帮助困境中的员工。中小型公司2022年才开始实行，而且不适用于占日本劳动力三分之一以上的兼职员工；该法案也没有明确提出针对骚扰者的惩罚措施，而是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但如果骚扰者没有被罚出场外，他们不太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至于职场PUA在中国是否涉及违法，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钟兰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在职场工作中，无论是上级、下属，他们的人格权一律平等。如果上级利用职权对下级员工进行人格贬低，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仅仅是心理暗示等做法，职场PUA较难界定是否侵犯人格权。
【国际】让儿童围堵新冠？儿童，家庭空间和新冠的养护政治
随着美国疫情再起，一直扑朔迷离的线下复课继续成为美国政治发酵的热点。美国教育部长Betsy DeVos近日在iHeart电台上接受“保守马戏团”的采访，说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孩子实际上是疾病的围堵者（stopper），他们既不会得病也不会让新冠传播，所以我们应当采取默认的举措：复学。”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儿童复学问题上的口径与DeVos一致。本周三（7月22日）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有研究显示儿童不会传播新冠病毒。然而这与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研究不符。1月中旬中国已有儿童病例出现，3月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童医学中心童世庐团队在国际权威儿科期刊《儿科》上发表的文章已纪录分析了2143名儿童病例，且发现重症和死亡病例。在疫情更严重的美国，据美国儿科协会，截止7月16日已有241904名儿童感染新冠。关于学龄儿童是否会进一步传染新冠，美国教育部的主要依据是一篇来自德国、还未同行评议的文章。该文作者也提醒，这项研究基于新冠整体控制更为得力的德国，并不符合疫情仍然肆虐的美国。“美国钟南山”福奇在接受采访，评议DeVos的“儿童围堵论”时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专家化口吻，宣称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指导政策，而政策的制定权也应归于各个社区本身。
2020年6月27日，一名女士在美国纽约多米诺公园内骑车带孩子游玩。
虽然儿童的新冠重症率和死亡率低于老年人，但把儿童视作新冠的围堵者，不仅是推卸政府应有的防疫责任。一方面，不顾及儿童本身的身心及伦理承受力，儿童从社会的养护对象被功利地转变为了社会的保护者。另一方面，“儿童围堵者论述”把儿童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教养空间割裂开来。评估儿童和新冠关系的并非只是疾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即便福奇博士等人能客观谨慎地完成流行病学推论，更需要的是来自直面儿童的看护和家庭的声音，从而重构新冠的养护政治。
一线养护者的声音
美国马克思主义杂志《Spectre》7月16日刊登了一封佛蒙特州布灵顿儿童空间早教从业者Natalie Stroud写给佛蒙特州长Phil Scott的公开信。此前，这位共和党人州长决定让周内的幼儿园和中小学（K-12）秋季开始复学。
该公开信首先引述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的数据，自新冠流行以来，60％的持照托儿所已经关闭。而全国幼儿教育协会（NAEYC）对儿童保育所所做的调查发现，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只有11％的托儿所能渡过不知何时才结束的难关。
更重要的是疫情对儿童的心理创伤。Stroud以悲怆的口吻说道，即便儿童的身体能够经受住疫情的考验，新冠大流行在社会层面上造成的动荡和生离死别也注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持久的冲击。儿童们每天都在学习，学习父母和师长身体的脆弱，学习隔离和孤独，学习社会责任的推卸与承担。美国近年育儿的一个颇具时尚的目标是要培养有韧性的（resilient）孩子。这一代的孩子或许能经年以后能强忍伤痛，面露微笑。但正因如此，孩子需要的是更加注重创伤经验的养护，而非简单地抛入疫情肆虐的世界。
这封信还提到黑人学生遇到的双重创伤。弗洛伊德事件已经远远超出疫情的次生灾害。让黑人学生重返校园的不应是病毒围堵者这样的姿态，而应针对美国的种族问题，创造更好的养护环境。
信件结尾对政府提出的诉求包括：帮助失业家庭；补偿儿童养护工作者；进一步支持儿童养护机构。
新冠影响下家庭中的养护关系
左翼网站《The Nation》7月24日刊登了讨论旧金山大学兼职教授Rebecca Gordon关于新冠如何改变工作环境的文章，着重讨论了新冠下家庭成员工作预期的重构，与养护关系的变化。
该文叙述了美国福利政策演变下对女性养护儿女态度的变化。美国70年代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情况与如今大不相同，当时工资较高，即使是一般工薪家庭，双亲只要有一位全职工作即可养活全家。而随着工资水平逐渐降低，尤其是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养家糊口必须得有双亲的参与。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女性工作，另一方面也通过修正罗斯福新政下的抚养子女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给予在家养护子女的白人女性一定的补助。活跃于60年代的行动团体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力图将这一福利政策推广至黑人女性。但在90年代中遭致反弹。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使女性必须在养护子女之余从事底薪工资的工作才得享这一补助。
疫情下，更多的女性被迫在家养护无法去上学的子女。许多雇主发现在家上班可以帮它们节约不菲的开支。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雇主物以稀为贵，薪资水平可能还会逐渐下降。可以想见，工资下降的父亲，疲惫带娃的母亲，和焦躁的孩子构成了新冠影响下家庭中的养护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福利政策，该如何承认母亲对孩子养护的价值？
围堵、养护还是避难？
7月24日的另一则新闻则指向母亲寻求养护空间的自救行为。进步向期刊《In These Times》披露，40余位费城的单身母亲和孩子正有组织地搬入废弃的公有建筑物。
疫情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失业潮，成千上万的民众无力交房租，陷入住房危机。带孩子的单身母亲无疑是最受影响的群体。费城房管部门（Philadelphia Housing Authority，PHA）手中掌握着可供10000左右民众居住的住房资源，可政府的分配流程十分滞后，有人甚至已经在待分配名单上等待了13年，直至“占领PHA小组”（Occupy PHA）近日开始组织单身母亲携带子女搬入这些空置的房屋。费城市长Jim Kenny承认“占领PHA小组”动机的真诚，推迟对这些单身母亲的驱赶，希望能与“占领PHA小组”对话。
可见，当特朗普当局试图将儿童推入学校，以期儿童围堵新冠时，最受疫情冲击的群体所需的却是容身的避难所。面对这一问题，缺乏的并不是公共资源，更不是行动和组织。但由于政府租房补助的缺位，被养护并不是孩子，被围堵的也不是新冠。
把儿童当做新冠围堵者的做法让人想起13世纪的儿童十字军。一名儿童号称受到基督的神启，率领上万名儿童向耶路撒冷进发，号称要以和平的手段使圣地的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但途中他们却因饥饿，船难和拐卖而全军覆没。这一事件充满了传说化的细节，实质可能是几次流浪汉试图向圣地进发的运动。英国历史学家Norman Cohn认为可以从中读出穷人掺杂绝望和希望的千禧年思想。
面对新冠的冲击，各国政府皆渴望让社会回到常态，但如果因此而忽视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关联的政治，依靠或然的逻辑和片面的报告制定政策，最终陷入一种新的千禧年主义也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