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出身贫寒的刘邦和朱元璋，为何都选择了屠戮功臣？
刘邦与朱元璋，这两位开国皇帝皆出身平民，背靠后援集团夺取天下。他们如此相似，在开国后又都做出了屠戮功臣的选择。是什么使他们对功臣痛下杀手？
本质上二者都是统治者“对核心统治者重新洗牌”、实施权威控制的过程，但在表现形式上二者又有不同，不能仅仅用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来解释。
01.
“与天下同利”的刘邦
高祖六年，一日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
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由于刘邦自述取得天下是因为其善于用人，所以后世多以此论之，殊不知前面几句话才是关键。
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得天下是因为其“与天下同利”。陈平也曾指出：“大王（刘邦）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高起、王陵属刘邦旧部，他们这么说也许有些“利出一孔”的味道，但陈平是从项羽那儿投靠来的，他也这么认为，这说明刘邦不吝封赏、善“与人同利”在当时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韩信在比较分析刘邦、项羽的优缺点时指出：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因此，他建议刘邦：“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刘邦得天下是因为“与天下同利”。这并不是否定刘邦善于用人的长处，“用人”的前提是要“有人”，“有人”的前提是“同利”，只有“同利”才能“有人”，即建立自己的后援组织，它们之间并不排斥。刘邦说自己善于用人是自谦的话，而且“与天下同利”“不吝封赏”这样说自己大方、慷慨的话也不方便他自己直接说出来。项羽失败就是因为“吝于封赏”，以致人才出走，成了孤家寡人。
02.
有限的皇权
考察刘邦、朱元璋得天下的过程，都是因为建立了自己的后援组织。刘邦靠的是和他一块起家的丰沛集团，因为刘邦起家早年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丰、沛、砀及其附近地区（大致在今鲁西南、皖东北、苏北地区），起家兵力也主要来源于这一地区，因此被称为丰沛集团。朱元璋早期打天下靠的是家乡伙伴组成的淮西派，而后期治理天下靠的则是浙东士人集团。《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侯年表》中载147侯，籍贯在丰沛砀三地的有51人，占了三分之一强。
有学者研究指出：“刘邦集团前期主要成员中籍贯明确者，可得20人。这20人中，与刘邦同乡，出身于秦泗水郡沛县者14人，约占70%；出身于砀郡者5人，占25%；三川郡者1人，占5%。”在汉初重臣中，我们看到担任丞相的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前三人都属丰沛集团，陈平虽属后来投奔的，但也与丰沛集团关系密切；担任过太尉的卢绾、周勃、灌婴全为丰沛集团成员；担任御史大夫的周苛和其从弟周昌也都是沛人，曾为泗水卒史，算是刘邦的老部下。可以说，丰沛集团是汉初刘邦政权结构的主体和根本依赖力量，他们的形成既是因为地域情感上的聚合因素，也是基于现实利益上的考量，这些使封侯者集团和刘汉皇家政权之间结成了一种牢固的互动关系。
当然这种联盟关系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考验和磨合过程。据李开元先生研究，刘邦从一个流寇集团首领到“天下共主”，先后经历了群盗集团期、楚国郡县期、汉王国期、汉帝国期四个阶段。李先生认为，刘邦最后建立汉帝国即位登基是出于诸侯王的推举，其论证引述其事如下：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由上文得知，诸侯推举刘邦称帝的理由是功与德，“功”在这里是指“使（六国之后）得立社稷”，“德”并不是说刘邦人品有多好，而是指“功臣皆受地食邑”。可见，当时人们特别是六国的后人并不是真的就认为刘邦登帝就是“天命所归”，作为王室贵族之后，他们之所以认同比他们地位低下、出身卑贱的刘邦，是因为刘邦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刘邦与六国的后人、功臣之间事实上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
这一点在后世体现得更为明显。建武元年，诸将劝刘秀上尊号时，刘秀推辞。耿纯就说得很直接：“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一句“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道出了一些人为何热心拥帝的真实目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野心家，也出怂恿野心家的野心家。所以汉初的皇权是一种相对性的有限皇权，具有与功臣集团“共天下”的特征。
03.
为何屠戮功臣？
既然这样，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既然刘邦的后援组织是这批功臣集团，那他为何又要屠戮功臣呢，这岂不是自挖墙脚？明太祖也是如此。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刘邦和朱元璋屠戮的功臣的派系以及他们在各自统治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就会发现二者本质上虽然都是统治者“对核心统治者重新洗牌，寻找可相互替代者”，实施权威控制的过程，但在表现形式上二者又有些不同。
刘邦剪除的主要是异姓王，除长沙王外，要么被废，要么被诛。情况分四类：本无反意而遭削国者，如张敖、彭越；造反原因不详者，如臧荼；本无反意，而被形势迫得反者，如韩王信、黥布、卢绾；因心怀不满而图谋造反者，如韩信。
我们看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刘邦的丰沛集团，也就是说刘邦并没有触动自己后援组织的利益。相反临死前他还与丰沛集团签订了“白马之盟”，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相当于以法令的形式固化了皇权和丰沛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刘氏皇族与丰沛集团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补充又互相制衡的政治架构。也正是依靠这一盟约，汉文帝借助丰沛军功集团剪除了诸吕势力。宋苏洵《嘉祐集·权书》对此论曰：“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
朱元璋则不同，我们先看下朱元璋的后援组织有哪些。
洪武十三年（1380）以前，朱元璋共两次大封功臣。第一次是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徐达、李文忠等征西、征北还，朱元璋以“运筹帷幄”及“平中原”“平江淮”“平江南”“北征”“南征”“累战”等功劳为名，封李善长、徐达等六人为公，汤和、唐胜宗等二十八人为侯；不久又封刘基、汪广洋二人为诚意、忠勤伯。第二次是洪武十四年（1381），以“平西番功”封沐英为西平侯；两年后，再以同功封蓝玉等十三人为侯。
论者多认为在明初政治格局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军事贵族占据着权力中心，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士人集团则受到压制。李新峰企图超越“淮西”与“浙东”的划分，将整个明初勋贵集团分为濠州从军、江北归附、渡江后归附等三个内外圈层，认为是后两个圈层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与猜忌。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朱元璋的后援组织中，淮西派中的濠州从军者是其维系统治的致胜联盟；以此类推，浙东派则处在外围的边缘位置。
除大封功臣、颁受铁券外，朱元璋还与勋贵集团广泛结成姻亲关系或儿女亲家，可谓礼遇甚高。朱元璋本人娶武定侯郭英之妹为宁妃，娶豫章侯胡美长女并封为贵妃；魏国公徐达长女为燕王妃，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宋国公冯胜之女为周王妃；永昌侯蓝玉之女为蜀王妃；李善长、胡大海、傅友德及张龙等贵族之子皆尚公主，成为驸马。
从这些措施看，朱元璋意欲与淮西勋贵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关系。可是这些勋贵大都恃宠而骄，多行不法之事，蓝玉更是北征途中“私元主妃”，行为让人不齿。在古代，为保存皇室体面和收揽人心，后朝对前朝皇室勋亲一般是要是给予厚待的，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从明初淮西集团的不法之事来看，淮西派整体文化素质堪忧。
虽然刘邦和丰沛集团素质也不高，但萧何、曹参起码出身小吏，比草根出身的淮西派还是要强些。而且汉定都长安，丰沛集团对秦人来讲是外来户，需要结成同盟才能立足。明定都南京，离淮西派老家濠泗地区较近，面临的“土著”与外来的矛盾压力不大，无外患即易生内乱，再加上李善长又能“辑和诸将”，这样的能人太具危险性，随时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本来的利益联盟却变成了统治的潜在危机，所以朱元璋不得不痛下杀手。然而事态的演变是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的，朱元璋最后废除丞相想消除联盟隐患，但他仍然不能实现对权力的单向控制，他还是得依靠内阁帮助处理政务。当内阁阁臣由起初的秘书顾问到掌握“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的权力后，内阁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内阁事实上对皇权也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关系。这一点与拜占庭、伊斯兰王国一些君主选择无法登顶的顾问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综合比较刘邦和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论者多以“狡兔死、走狗烹”来比喻附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看到，它们表现形式虽然相似，但原因各不相同，这也给后援组织和致胜联盟理论提供了动态的解释。
历史、社会与制度变迁
“复旦政治学评论”
陈明明 主编
本辑收入了11篇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论文，从历史、社会与制度变迁的视角，以政治学学科知识体系重建为主题，针对该学科研究建设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如何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应承担怎样的角色，以及国家的兴衰不在于政体类型的差异，而在于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辑尝试在西方政治学理论构架外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