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朴：用镜头和笔记录变革中的时代
作为“口述影像历史”项目的第二期工程，《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三卷本）近期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系列丛书共三卷，结合影像资料，通过60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摄影师本人的口述整理和采访，将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互为对照，深入挖掘了历史的真相，展现了中国摄影师的群体形象。摄影师的口述复活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年代，使历史更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新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今天从第一卷中摘编老摄影家姜维朴的口述，感受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一辈摄影家的摄影精神和情怀：
用镜头和笔记录变革中的时代
口述人：姜维朴
采访人：李志武、刘永辉
我的照相机是烈士的遗物，从我接过照相机那天起，就下决心要对得起这些先辈、烈士。——姜维朴
从事摄影的缘起
记者：您是怎样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的呢？
姜维朴：照相机我小时候就见过、接触过。我有一位姨夫就有一台照相机，他十分喜欢，经常摆弄，所以我小时候就见过。后来我走出家乡，到青岛做学徒、做工，拍过证件照。
我回乡参加革命后，曾在山东解放区山东大学文艺系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及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8年，由于《华东画报》急需补充记者，这样我和几位战友就被抽调到《华东画报》工作，担任摄影记者。
我到了解放区以后，看到很多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很想有台照相机拍下来。要是画下来会很慢，效果也不一定好。正好这时候《华东画报》缺记者，领导想让我去。我的照相机是烈士的遗物，从我接过照相机那天起，就下决心要对得起这些先辈、烈士。
记者：这是您第一次拿起相机吧？您那时候用的相机是什么样的？学了多久？有专门的培训吗？
姜维朴：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摸相机，以前也根本不会照相，对构图之类的一点都不懂。但战争年代，我们也不可能慢慢学、慢慢摸索，只能是由老同志传授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在工作中自己去领悟和实践。这样，很快我也就掌握了摄影和洗印的全套技术。
相机有的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但最好的相机是德国的，叫蔡司，里面有8张底片。我一看，这么好的相机只能照8张，多可惜啊，就想办法改装了一下，改后可以拍12张，长方形的，窄一点。这台相机我用了好久，后来我又有了两台小的相机，苏联产的，可以拍36张。
记者：《华东画报》是一份怎样的画报，有着怎样的历史？
姜维朴：《华东画报》前身是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诞生于沂蒙老区的《山东画报》。到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转战到山东与八路军会合后，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
《山东画报》在1947年出版了第39期（对开单张）后，到第40期便改为《华东画报》，从第40至48期是对开单张，到第49期“淮海战役特辑”，改为16开，此后因渡江南下而停办。
到了上海后，《华东画报》恢复出版。1949年12月，《华东画报》以表现新中国成立为新的开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华东画报》，继承了革命传统，社长吕蒙发表在1950年2月新13期画报上的《〈华东画报〉一年》一文中，特别介绍了牺牲在前方的宋大可、刘保章、苏正平、姜树堂4位烈士。
1948年冬，华东画报社全体同志曾在山东青州（现益都）城南贾家庙村拍过一张合影。当时，淮海战役已获决定性胜利，《华东画报》即将告别沂蒙老区，进驻济南。照片是我支好三脚架，用德制巴尔达相机自拍的。这也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记录了画报社战友们的青年岁月。很可惜，照片上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记者：在学习和从事摄影工作的过程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姜维朴：对我有影响的有几位，其中有一位叫邹健东，他出生在广东，人很好。他早年在新四军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后来在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总分社当摄影记者，他的很多作品已载入史册，如《百万雄师过大江》《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总统府》等。他比我大，比我参加革命早，而且他对我很热情。在我从事新闻摄影的道路上，邹健东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记者：冲洗胶卷是怎么弄的？如果去偏远地区采访，拍的东西怎么洗？
姜维朴：我们《华东画报》有一个洗印组，专门是做暗室的。但是一名摄影工作者应该学会冲洗照片，所以我对此也进行了学习。
我随身带着冲洗胶卷的药水，在住的地方把窗帘拉好自己冲洗。一般情况下尽量不冲洗，万一洗坏了也是损失。
记者：当时您做记者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区域主要在哪里？
姜维朴：我们属于华东军区，就是三野，陈毅司令员的队伍。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华东几个省市，山东、浙江、上海是主要活动地区。我在解放战争时期拍的摄影作品主要就是济南、南京、上海、浙江解放，以及支援淮海前线等内容。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新闻摄影作品才是好作品？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姜维朴：我觉得感人必先感己。如果一幅新闻摄影作品，没有力量，不能感动自己，那也就没有办法感动别人了。你看，那些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新闻摄影佳作，必然是能打动人心的，是会直抵人们心灵深处的，这样的作品也最有生命力。
我在解放战争初期采访民众支前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位来自胶东掖县叫王洪范的民工，立了一等功，他托人给在战场的儿子捎信，叮嘱道：“咱俩你立你的功，我立我的功，等把敌人消灭了，各人拿着自己的功劳证见面吧。”这些真实动人而又十分典型的人物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我要把我亲身感受的最珍贵的东西迅速传播出去以感染读者。正是出于这种心情，使我在采访中不辞劳苦，想方设法把我所遇到的英雄人物拍摄下来。
照片背后的故事
记者：担任《华东画报》摄影记者之后，哪些采访和拍摄任务让您印象深刻？
姜维朴：那还是有很多的。济南是1948年9月24日解放的，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山东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胜利后，我去采访被我军俘获的战犯王耀武。当时他和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被安排在“解放军官教导团”，这个教导团是对解放战争以来在华东战场上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进行教育的机构。在那里，我见到了王耀武。刚见面时，王耀武见我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青年，有些不以为然，但坐下来聊起来，他就慢慢改变了态度……
我为画报拍了一些照片，还在《大众日报》刊发了相关报道，并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几篇通讯和大鼓词《活捉王耀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拍摄王耀武，淮海战役期间，我还采访拍摄了张克侠、何基沣将军等人。这一时期，我还拍摄了大量反映济南解放、上海解放、青岛解放和抢修胶济铁路、支援淮海前线的照片。
记者：作为摄影记者，能够亲身见证上海、济南和青岛几个大城市的解放，也是很难得的。当时您置身其中，有哪些事情让您特别难忘？
姜维朴：能够亲身见证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难忘时刻，特别是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那些难忘的瞬间，我感到非常幸运。
上海解放时，我拍了大量反映群众游行、联欢、庆祝的照片，有的还被用作《华东画报》的封面。记得1949年10月8日，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新中国诞生。当时由解放军、工人、农民、市民和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组成的百万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南京路跑马厅广场（后来改为人民广场），经过广场中央的检阅台，接受华东军政首长的检阅。
当时我用的相机没有变焦镜头，取景要前后跑着找位置。为了拍摄大的场面，有时要很快跑到高楼上，有时又要登上路旁的邮筒或者路灯底座。就这样，我拍了很多自己满意的照片，连同第二天创作的通讯《大上海沸腾了》同时以半版的篇幅刊发于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这一时期我还拍了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上海总工会成立、华东军政首长欢送劳模进北京等，镜头里出现了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和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张元济老先生等人。
记者：请您谈谈济南解放时采访的经历。
姜维朴：济南解放，我拍了老百姓喜笑颜开的生动画面，还有10万人开会庆祝的镜头。由于担心国民党残余势力派敌机来轰炸，所以庆祝活动安排在傍晚举行，当时的情景如今还是历历在目。
记者：那采访青岛解放，您的心情肯定更不一样了吧？
姜维朴：说到青岛解放，那要多说几句。青岛是我少年时代做工的地方，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小时候在那里做工，我受了很多苦，甚至一度想跳海……
1949年6月初，青岛的国民党部队已在我军的围困之下，见大势已去，他们仓皇经海上逃跑。我根据报社的指示，奔赴青岛采访。我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的全部活动，拍摄了军民联欢的场面。6月2日，我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守护着曾是“美军专用”的驻地的照片。那时候的心情，确实是“从奴隶变主人”的喜悦。
记者：在您的采访中遇到过危险吗？
姜维朴：危险也有过，我刚拿起照相机的时候，已经是解放战争后期了，所以来自于战场上的危险相对少一些。我讲讲有一次采访中的惊险故事吧。
那是1949年初，我去沂蒙老区的深山老林采访一个模范兵工厂。出发前，华东画报社主管我们记者的副主编鲁岩同志一再嘱咐我路上小心，因为是我一个人独自去完成采访任务，所以他不仅把棉大衣给了我，还把他身上的手枪也一并给了我。同时他说：“如果遇到狼，不要轻易开枪，开枪若打不死它，还会招致狼群围过来。”
我带着简单的行装和照相机、手枪，第二天傍晚就到了高耸入云、非常险峻的“老牙口”。
绕远要多走两三天，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抄近路。结果，走夜路真的遇到了狼。怎么办？我走它也走，我停它就停。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出发前领导告诉我，狼怕白圈。我急忙将大衣的白里子朝外，拽着衣领挥舞了几圈，大喊着跑起来。见到这个情景，狼也跑远了。这时我看到黑漆漆的远方有光亮，知道有人家了。我赶紧走过去，见有两个草房，墙上画着驱狼的白圈，我就急忙敲门向老乡说明身份。老乡说我真是太冒险了，这一带狼很多……就这样，我在这户人家住了一夜。
后来到了兵工厂。这处兵工厂是隐蔽在树林里的，避免敌机来轰炸。这个厂子比较大，它造好枪弹之后就送到前方去了。这个工厂是个先进单位，陪着我的是先进单位的代表人物，我把这位英模的事迹写成了一篇文章，在山东《大众日报》登了，题目就叫“老牛”。文章一登，他的影响就更大了，很多人请他做报告。
记者：您后来调到北京，就开始从事连环画的组织领导和出版工作，就不再拍照了吧？
姜维朴：作为记者，我只工作到1953年。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之后，确实就不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了，但是照相机一直没有离手。到出版社工作后，下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我还是会带着照相机拍照的。后来，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随团经常到各地区视察和调研，也拍了很多作品。
记者：您对摄影工作者有什么期望？
姜维朴：现在照相技术发展很快，我有些落后了。我想，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摄影工作者一定要熟悉我们国家的历史，要熟悉这些英雄人物，还有就是不要忘记对下一代的职责。我今年已经91岁了，也庆幸当年能够用手中的相机为后人留下一点儿有益的东西。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愿意把这些照片留下来，留给历史，留给明天，留给后来人……
姜维朴，1926年6月11日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理事。1944年参加革命。1945—1946年在山东解放区山东大学文艺系肄业，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及部队从事宣传工作，1948年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华东画报》任记者。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华东画报》记者组组长、主编。1953年1月调人民美术出版社，主持组建连环画册编辑室。1953—1985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任室主任、副总编、代总编。1958—1965年任文化部党委委员。1985年主持创建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任总编辑、党委书记。
内容节选自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
（第一卷）
执行主编：高 扬
开本：16 开
版次：2020 年3 月第1 版
定价：128.00 元
原标题：《姜维朴：用镜头和笔记录变革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