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的生活不简单,我已经不想看外面的世界
“你在那边生活还好吗?”
“一周没出门了。”
三月九日,意大利的情况变糟糕。我用微信联系上海平。
海平是我北京的朋友。三年前,她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文化交流公司工作(主要业务是有机农业和自然教育游学)。离开北京又回来之后,她应聘去了京城一家知名的有机平台,工作了半年。大城市的生活让她感到窒息,待在办公室从天亮到天黑,感受力也下降了。那段时间,她过得不是很开心。
2018 年夏天,在她丢工作前,我被邀请到上面坐一坐。海平的办公桌上堆着不少英文版的书籍。她有些语言天赋,偶尔被公司叫去当翻译。
最后一次见面,她带我去了双井附近的家。那是一间一居室的房子,有些老旧,厕所很小,但房间被打理得富有野趣。她将男朋友送的鲜花制成干花插在房间里,用以点缀忙碌的上班生活。
仅仅过了两个月,她便去意大利留学了。
意大利是慢食运动的发源地,那里有很多市集和有机农场。海平学的是与食物文化和市场传播有关的硕士课程。去年毕业后,为积攒海外留学的经验,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探亲三周后,她飞回了意大利。
二月初的意大利风平浪静。海平在欧盟给年轻人提供工作和实习的平台上,找到了去克罗地亚的生态社区工作一年的机会。经历了两轮面试,等了一周签协议,又等了一周买好保险。到二月十一日前后,病毒突袭意大利,计划搁浅。海平没来得及上克罗地亚驻米兰的领事馆申请去克国的工作签证,米兰就封城了。“去哪里啊?”她打算等一等,可情况越拖越严重。那段时间,人们出门要带声明,路上遇到警察,对方要在纸上签字。针对华人的事件也屡屡发生,不到没饭吃的地步,她不敢出门。
四月四日,意大利依然紧张。海平买了五月十七日回国的机票。没隔几天,她收到了通知,机票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既没被取消,也没被确认。“买票的日期很不幸。”本来还有希望赶在六月二十五日“端午节”前回北京,但中国收紧了国际航线的班次。民航局不批的话,不管是从土耳其还是卡塔尔转机,都充满变数。直飞的机票从原本的五六千人民币涨到了包机的2万人民币左右,也令海平为难。
她还没办法在其他欧盟国家转机——留学签证过期了。上一张居留卡到一月十五日,也超期了,她算是滞留在意大利的外国人。海平打算办新的居留卡,提交了材料,预约了按指纹的日期,但时间一推再推,从四月二十五日延迟到六月九日,又推迟到了八月二十五日。“按完指纹还要等五个月才能拿到最终的居留卡。”
回国人员要做核酸检测,在意大利做核酸检测不容易,要向家庭医生申请,再由家庭医生向医院预约。没有居留卡,海平连家庭医生也很难申请。朋友告诉她可以去诊所做核酸检测。不过,离她最近的诊所在150多公里外的米兰,而她目前所住的地方公交很不方面,要3个小时左右抵达。

隔离期间,唯一的好事是“终于闻到空气”。
“之前闻到的是什么?”
“污染的空气咯。”
病毒扩散之初,住在小镇公寓里,邻居姐姐在阳台上抽烟。海平喜欢开窗,烟就搭着风的便车钻进了屋里。她厌恶得很。大城市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不管是米兰还是北京,音响不敢放太大声,怕吵到隔壁;阳台晒被子、见邻居,还要戴口罩。
打算回国,可归期未定,经常爬上天台俯瞰小镇的海平决定搬走。既然无法确定航班和工作,不如搬回之前的山丘上,至少离自然近一些。
五月四日,她终于等来搬家的日子,也是意大利防疫进入第二阶段、放宽政策的第一天。空气中,渐渐多了人的气息。海平搬回了意大利西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一个小山丘上。山丘上住着两户人家,另一户常年居住在比利时。山坡上有果树,还有好几片菜园子。从那里出发,开车十分钟就能抵达每年秋天举办白松露市集的Alba小镇。
去年秋季,专心写论文的海平在这里居住过。她亲切地称呼房东太太为“住家妈妈”,房东为“住家爸爸”,和他们全家一起吃,一起住。
这次回来,房费没有增加,还是 250 欧元(2000 元人民币)。住家妈妈考虑到安全,安排海平住进了原本用来接待Airbnb旅客的房源——一个大开间带卧室、厨房和独立的卫生间。
阳光穿透山坡上的榛子林还有其它果树,擦过渴望成熟的幼果表皮,落在菜地绿油油的空隙中。海平看到硬梆梆满枝头的苹果,对自己说:“我不要在这里吃苹果”。她不想等到苹果成熟的时候,自己还在意大利。搬来山丘,比住在公寓好太多。虽然不能像往常随意去附近的市集,但海平一出门就能看到被大自然包围的户外游泳池。即使封锁、限行,每十来天去一趟超市,但生活并没有受太大影响,意大利人一家如往常一般,在山坡上锄草、打理园子,在家里听广播、看书。
也是五月四日,意大利放松了管制。一大家人终于回到自家的玻璃工厂,返工了。
住家妈妈生了四个女儿,大女儿在自家的玻璃工厂做管理;二女儿的英语、西班牙语都不错,在附近小镇上的学校当英语老师;三女儿学法律,由于喜欢唱歌,在还有半年毕业时休了学,她不停地做义工,参加唱诗班;四女儿去年毕业,主修啤酒酿造,一年有余没找到喜欢的工作,加上病毒肆虐,更难就业,暂时在家里帮忙打理园子。“我挺佩服四女儿的,目前的情况下不好找工作,三女儿被迫去了家里的工厂上班,但四女儿坚持不去,她一定要找到一个做精酿啤酒的工作。”
在乡下生活,夏天蚊蝇特别多。“我被这些虫子烦得不行。”海平身上起了很多大包。蚊子咬的地方,用大蒜汁或盐水擦一擦便不痒了,但蝇子叮过后,身体很久才起反应,第二天越搔越痒。不过,也可能是这里的夏天让海平过敏去年她也起了包块。有天傍晚,住家妈妈看到坐在阶梯上吹风的海平,脸上、脖子上、肩膀上是大块大块的包,关切地问了声“你没有药吗?”住家妈妈转身回屋,给她拿了些药膏涂上。海平对着住房妈妈给她的药膏和住房爸爸从山坡上摘来的梨子,感到温暖。
每周,住家爸爸举行一次“披萨日”,女儿们一个不落很捧场。披萨炉在海平的房间里,家庭聚会也往往少不了她。四个女儿与海平年龄相仿。一来二去,她成了他们的第五个女儿。平日里,海平除了做自己的事,也帮忙干农活。虽然没有像之前每餐一起吃,可很多时候还是一起做饭。“家庭和睦,我感到温馨。”她想到了远在中国的父母。
海平来意大利留学,爸妈起初不同意。“还跟我妈小闹了一下,来了几个月才在微信上说话。我妈每个月一点点工资,我不想要,反倒把她弄生气了。现在想来,觉得对父母亏欠很多。”
妹妹离爸妈近,带他们做体检。“我爸有骨质疏松,我妈体重有些超标。前两年她做了一个小手术,可能是药物中的激素导致的,不过没什么大碍。这次疫情让我和父母的距离更近了。”
傍晚起风,海平白天雾蒙蒙的脑袋被山丘上的风吹散。西梅树上挂着已经发紫发黑的果子,可摸上去硬邦邦的,吃起来有些酸涩;地上掉落的果子,颜色差不多,却已经发软发甜,海平捡起了几个送进嘴里,“很好吃”。在山坡上遛弯时,“瓜熟落地”和“落叶归根”两个成语一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外面的世界我不想看了,找到了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要和家人、爱人、朋友离得近一点。有机会带爸妈去看世界,但这一次不是为了我自己。”

“你现在像被人遗忘在了荒岛?”
“有时候。”
“身边有人会好一点。”
身在异国他乡,独自面对病毒,虽然有住家妈妈等陪着,也和家人爱人越洋视频,但海平的神经脆弱了好多。长时间的等待,使海平像一朵独自飘落在湖面上的花,跟着旋涡打转,四不着边;远离家乡,远离亲人,随时面临下沉的危险,还没有枝干和茎叶的支持。
待在房间里看看书、看看电影,在山坡上走一走,日子像漏斗舀起的水,“刷”的一下不见了。晃晃悠悠的日子让人心里不踏实。海平重启了多年前注册但很少更新的公众号。
六月是她发文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她打算将与食物文化和可持续生活相关的见闻记录下来。在意大利的学习中,学校安排了三次游学:第一次是意大利南部的食物传统和文化;第二次是体验荷兰的未来农业,比如海上养牛场,据说这个比海平面低的国家将在 2100 年被海水淹没,荷兰人正尝试改造空间自救;第三次是日本的食物文化之旅。海平一边整理学习的见闻,一边思考回国后一切归零的生活。
一位住在德国的朋友,有段时间不断发推文。“她以前是一位自由摄影师,后来开始学德语,在德国待了一阵子,学校还没申请上。有段时间我都不敢联系她。你知道她那种状态吗?就是渴望与人交流来分解疫情带来的焦虑。”
另一位朋友在意大利和瑞士交界的旅游小镇,去年十一月与朋友开了家奶茶店,压力也很大。意大利开放边境后,那位朋友说瑞士人比较谨慎,过来的不多。“有天,她在社交网站上收到了点赞,客人说奶茶很好喝。她很开心,因为平日里没有什么客人。哪怕得到一点点的肯定和鼓励,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病毒像放大镜,放大了海平感受快乐的能力,也放大了她敏感的心。一篇谈食物的文章阅读量从几十涨到八百,留言多起来,有人回了两个字“有病”,还有人讲更难听的话。那天,她本来要更新傍晚在山坡上拍到的果子和日落的照片,但由于害怕看到不客气的留言,居然不敢打开公众号后台。“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接触了黑暗面。当别人不同意我的时候,回应是多么的‘恶毒’,真的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冲突。”
海平对很多事的容忍度始终没有变。无厘头的话,与大城市不洁的空气和拥挤的交通,构成了让海平“想想就发颤”的威胁。若不是男朋友在北京,她说没理由再回到这个当初离开的地方——没有工作,没有玩得要好的朋友,一切从头开始。山丘的生活是她向往的:“我不追求房子啊车子啊衣服啊那些高大上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我就很满意了。”可她没办法,还是得在年轻的时候努力,换取物质支撑。
“男朋友说,向往的生活不那么简单。”
“没事儿,你有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