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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半导体|极端情况下中国5G的内循环与全球化
王志成
2020-07-24 13:59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半导体近几年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产业,通过贸易战我们充分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它之所以成为大国角力的抓手,关键是半导体很难做,难在市场性和专业性。我们对前者有充分认知和广泛认可,但对后者的认知却有待提高。中国半导体产业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沉重、深刻、宏大的话题。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推出“解构半导体” 专栏,希望从宏观到微观,剖析半导体产业链,探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半导体产业崛起之路。
2020年7月,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制定组织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合作伙伴计划)宣布,5G标准R16版本冻结。在技术层面,5G的三大场景,“增强移动宽带、海量机器类通信、低时延高可靠性”,均得到了支撑和保障。并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移动通信标准的统一。
在全球5G标准的大一统背景下,我们原来设想的5G产业发展,是全球各国共同携手,共同促进产业发展的美好景象。具体而言,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和电信运营商,积极推动5G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各类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不仅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入新时代,同时还促进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与企业的交流,如数字货币、视频内容、远程会议、远程医疗等,即以高速信息传输通道,缩短物理世界的距离;第三,全球高科技企业,着眼于全球,通过相互间竞争与合作,推动智能化水平提升,为全球政府治理、产业升级和生活改进带来更多机遇。
然而,全球5G产业并未按照预期发展。在全球贸易争端中,以5G为核心的信息通信产业成为重灾区,为全球5G产业发展蒙上不确定性的阴影。
首先,在需求侧,华为、中兴等中国设备供应商正在被一些国家和地区排除出5G供应商的名单,甚至前期已建的5G设备,亦拟定了全面替代的时间表。
其次,在供给侧,欧美等国加大对中国技术限制,包括禁止某些元器件出口、禁止某些高新技术授权,尤其是针对华为、中兴等中国领先、具有产业链核心环节特征的高科技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亦不得不实施反制,放弃以比较优势(规模市场、低成本制造等)换取先进技术策略,推动国产化替代工程,在农产品等领域缩减进口规模等,从而进一步放大贸易争端。
5G产业就是典型,全球范围内,中美贸易争端,取代了1G/2G/3G/4G时代的“共同携手,开拓新时代”的模式。究其本质,一是技术等要素资源开始互斥;二是全球红利资源短期内增长停滞,存量争夺战开始。
从产业资源互补/互斥角度审视
审视移动通信产业,核心产业资源要素包括技术、制造与市场等三大类型,以及元器件、终端、基础设施、内容和应用等主要环节。在过去30年的移动通信发展中,中国同欧美国家关系,从早期完全互补,逐步达到有众多的互斥,从而导致愈演愈烈的满意争端。表1展示了各个发展时期,不同环节的中外关系。
表1 移动通信产业各时期的中外关系基于对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在1990年代中早期,是一个完全互补的时期。在各个产业环节,均是中国有市场,欧美有技术和产品(制造),不存在任何冲突。
其次,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移动通信的制造环节开始发力,在越来越多的产业环节对欧美国家形成挑战,只是恰逢全球进行低价值制造环节转移,“中国制造”符合全球贸易趋势。但中国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并开始争夺未来技术标准等涉及利益价值分配的话语权,这就挑战了欧美等国的利益,让原本的“互补”日益向“互斥”方向发展。
从全球资源红利角度审视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同欧美厂商竞争,甚至把脚步踏入了欧美国家的腹地。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各个厂商供不应求,大家自然会相安无事,各自闷声发大财。
可惜,5G不是凭空诞生的,它是站在1G-4G产业基础上发展的,全球市场每一个环节都有竞争性存在,尤其是涉及到一旦进入就需要连续性服务的网络建设、平台建设等环节更要相互争抢,甚至会出动国家机器,毕竟这涉及到了一条产业链未来数十年的利益。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些本国拥有5G设备厂商的企业,拒绝让华为、中兴等进入,并且努力去影响其“友邦”,让“友邦”一并拒绝华为、中兴等进入;相反,一些本国没有5G设备厂商的企业,倒持有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厂商,平等竞争。
5G贸易争端的影响:全球割裂背景下5G发展放缓
从目前发展态势上来看,5G领域的贸易争端可能缓和,但不可能回到贸易争端开始之前。也就是说,一些国外市场的大门对中国企业关闭了,一些高新技术的供给将被附加更多条件;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将会促进自主能力提升,并以中国企业为主导建设。
站在5G贸易争端导致全球割裂的背景下,分析5G各主要产业环节将受到的影响。
1、元器件:生产钳制与高精尖的供给限制
在元器件领域,尽管中国技术实力在过去10年当中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仍然在多方面被欧美国家限制。第一,重要芯片架构,需要国外公司授权,包括X86、ARM等;第二,元器件设计制造等环节所需的设备,如光刻机、生产线等还需要全部或部分核心配件的进口;第三,在设计、制造等环节上,需要国外实现技术授权;第四,高精尖的元器件国内尚无法制造,如先进的GPU、CPU等,需要完全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等国,首先将在生产端对中国进行钳制,阻碍技术进一步演进,并阻碍生产,例如华为海思芯片目前面临代工厂停止代工的风险,理由是美国不给予技术授权;其次,在部分高精尖元器件上予以供给限制,从而阻碍下游产业链的顺利发展;最后,在通用的元器件领域,如高通芯片等,仍然保持供给。
上述预期行动的目的,是让中国继续成为元器件的市场,而非竞争对手;同时以上游原材料作为手段,按西方意志行动。上游的限制,必然将影响全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厂商已经成为全球5G核心力量的背景下。
2、终端:受影响相对较小的环节
作为由各类原材料组装而成的5G终端,高利润环节在于上游芯片等元器件,搭载在终端上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留给硬件制造厂商的利润率并不是那么高。并且,众多硬件产品面向完全开放竞争的民用市场,也不会汇聚让一些国家政府高度“警惕”的数据。因此,终端环节是相对最“安全”的环节,受5G贸易争端影响较小。例如,英国一方面拒绝华为的网络建设,另一方面却邀请OPPO以终端服务商的身份参与5G SA网络建设。
对于中国厂商而言,最有可能的不利影响,一是物美价廉产品销售过多,而面临的反倾销调查;二是该厂商同时在其他环节拓展,如华为等,从而面临操作系统停止供给等方面的风险。
3、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将趋缓
尽管根据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统计,截至2020年5月末,全球已有386家运营商对5G进行投资,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81家运营商推出了5G商用或试商用的服务。但是,5G基站等基础设施,基本集中在中国、韩国等少数国家,其他国家运营商,以少数城市、少数热点地区覆盖为主。
未来,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的国家能够快速实现5G网络全面覆盖的目标,建设的速度预期将减缓。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5G贸易争端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国家的电信运营商受到本国政府的压力,不但不能在5G建设领域同价廉物美的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同时还需要对存量设备进行更新,这势必导致建设速度的放缓;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核心元器件购买面临限制,从而导致全球5G设备可供货量的减少,而欧美厂商短期内并无能力,快速填补上这个市场空间,亦会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趋缓。
第二,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欧洲等国的电信运营商,在2000年前后,花费巨资购买了3G牌照。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至今尚未还清购买牌照的借款。财务上的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到了前期4G网络建设,例如在德国,至今4G网络,只能实现部分城市的覆盖。考虑到5G的NSA(非独立组网)对4G的依赖性,这些历史遗留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其5G网络的建设。
4、内容和应用:5G内容和应用的发展将面临规模瓶颈障碍
参看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经验,新型内容和应用只能兴起在一个规模型的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诞生一些行业的掌控者,例如阿里、腾讯、字节跳动、苹果、谷歌、脸书、推特等。
这种规模型的市场,可以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足够多的国家,即便独立进行生态的发展,也能够形成产业巨头;也可以是面向全球各国,形成信息通信产业的全球统一大市场。
有了足够的规模市场,才能让“免费”的内容和应用有生存的空间,才能在供给侧形成众多的自媒体或应用开发者。然后,才能在主导厂商的引领下,形成统一产业大生态。
但是在5G贸易争端的背景下,生态割裂是难免的事情。例如,华为在全球范围内,不得使用谷歌服务,而不得不自建服务,对于众多开发者而言,就需要将自我的应用进行重新适配。任何一道工序的增加,都意味着供给量的减少。
又例如,字节头条旗下的国际版抖音(TikTok),在印度被禁用,印度网民只能访问本地小型平台,由于无法基于全球大产业形成规模效应,导致运营企业盈利困难,印度网民获得的内容较少。
构建5G贸易争端的应对行动:内循环为根基,外循环为突破
2020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刘鹤副总理提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对于中国应对5G贸易争端而言,同样也应如此。
1、内循环:根基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14亿人口,这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市场的构建。假设最极端的情况存在,即中国5G产业的相关企业,完全失去国际市场,只能在国内市场发展;与此相对,国内市场也仅对中国企业开放。
那结果会怎样?相关的一些已经走上国际化道路的中国领先企业可能规模会受到影响,但是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原本只聚焦国内市场的企业,则完全可以正常发展;同时,国内的技术是在演进的,尽管短期内可能会有些技术倒退,例如不得不使用14nm的芯片,但中长期将会迎头赶上。
国际环境是在变化的,国家所谓聚焦长期利益,这里的“长期利益”,无非是来自于决策者的判断。今年认为的长期利益,未必是明年认为的长期利益。因此,我们基于“一带一路”所开展的“新基建”,对于行业内企业而言,一方面,可以在中短期内以国内市场替代国际市场,保持总体规模不断,为转型发展赢得了缓冲期;另一方面,可以静待国际环境变化,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综合而言,内循环式发展,是中国5G产业的根基,是能够保证产业生存,能够保证即便在不走出去的前提下,亦能生存。
2、外循环:突破
全球化是波折的,但不是逆转的;逆全球化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除了立足国内,以内循环为根基之外,我们绝不能自我封闭,可以通过相关举措,在外循环上实现突破。
首先,在高新技术引进的层面。目前,一些重要的设备,一些重要的上游元器件仍然需要引进。从当前态势判断,在民用级尚无断供风险,毕竟众多欧美企业还需要中国市场,毕竟民用产品与技术的断供,师出无名;而在专用级上,则存在一定的难度。但目前,国内一些厂商已经在行动,例如在国外建设新的研究院,从源头上,开始原创。
其次,在国外市场的突破层面。第一,不是每个国家都拒绝中国,大量“一带一路”国家,一些秉持技术中立观念的国家,对于中国产品与服务,予以一视同仁的态度;第二,实际上有众多回旋的空间和余地,例如字节跳动正在寻求分拆TikTok,计划将其打造成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以规避限制。第三,我们需要去主动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毕竟5G贸易争端的本质,一是资源互斥,二是缺乏红利增量空间,陷入存量竞争泥潭。有了新红利空间,就消除了贸易争端的根基。我们可以做的是,将5G在中国这样的规模市场,率先发展壮大,尤其在社会治理、产业升级和生活服务三个领域涌现出成功的创新应用,进而向全球复制,带来产业增量。
(作者王志成来自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柴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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