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抛弃宏大伦理学理论的时候
文 | 朱利安•巴格尼尼，英国作家和哲学家吴万伟 译，译者授权发布
当今伦理学处于一种让人好奇的状态。我们常常被告知，西方文明遭遇了道德危机，基督教的古老传统已经丧失殆尽，却没有任何东西前来填补空缺。基督教作家如麦葛福（Alister McGrath）和尼克·斯宾塞（Nick Spencer）已经发出警告，我们在依靠早就抛弃的宗教资本过活。就像大笨狼怀尔（Wile E. Coyote），我们认识到自己已经从道德悬崖上跌落，不可能永远悬在半空之中，只要没认识到脚下什么都没有，我们摔得稀巴烂就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莫名顽症的迹象之一是人们对道德的怀疑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大学里的哲学教师连续报道说，大一新生来到学校时已经假设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是道德上的相对论者，他们相信对某些人来说是正确的对其它人来说是错误的，就这件事来说，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心理学为这种怀疑主义增添了更多燃料，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等研究者认为，大部分道德判断直接源自“热的”杏仁核而不是“冷的”前额叶脑皮层。在这种描述中，道德原则是情感反应溯及既往的（post-facto)理性化过程。
但是，伦理学似乎并不是病猫而是精力充沛的猛兽，到处都能看见它。你或许怀疑公司社会责任的真诚性，但是，每个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觉得有必要通过说一些满足公众期待的话来展示其社会责任，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有道德的消费者”过去是少数理想主义的嬉皮士，但是现在，主流的超市都夸耀他们的咖啡和巧克力货真价实。实际上，你不可能在英国森斯伯瑞超市（Sainsbury’s）购买到没有贴着公平交易标签的香蕉。在1997年，外务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因为提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具有道德维度”的温和建议而受到嘲笑。如今，政府如果被看作没有道德考虑，通常就会遭到劈头盖脸地攻击。性骚扰已经从“那些事之一”变成了有可能让你丢掉工作或身败名裂的道德缺陷。对于丧失了道德指南针的国家来说，我们似乎特别渴望踏着道德的节拍前进。
对这种明显的矛盾，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不会被难住，也不会感到困惑。很多人早就相信道德本质上是社会管理体系。因此，就像民间舞蹈或部落忠诚一样，道德同样不需要神圣的基础或在哲学上为其辩护。事实上，如果伦理学是社会领域的正义管理的话，当我们生活在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伦理道德的范围得到扩大，不仅包括我们如何对待亲戚朋友（kith and kin）而且包括如何对待远方的邻居，就不应该觉得有任何惊讶之处。哲学家们要担忧的东西更多。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满意于将道德仅仅视为维持和平的纯粹实用性的手段。看到世人对待道德敷衍了事特别令人担忧。一致性何在？理论框架何在？论证何在？
有时候，他们的论证很有道理。就拿有道德的消费来说，虽然更多的人去思考其购物和投资决策的道德后果是值得向往之事，但是，有关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这些想法有太多都是没有经过审视的假说，如《有道德的消费者》杂志压低投资转基因食品（GMOs）或军火交易的公司的道德成绩，称赞使用素食主义的或有机成分的公司。但是，很多人相信转基因食品对社会有积极意义和利益，而有机食品并不总是最道德的，回避动物产品并不能让公司变得更好。当然，也不是主张和平的人都反对销售军火。
虽然大众伦理学常常有些松散，它也可能准确得并不适当，如《有道德的消费者》给索尼（Xperia ZTablet）系列平板电脑的道德成绩比谷歌（Nexus7）平板电脑高2.5个百分点。在道德哲学中，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快乐计算没有多少人支持，而且往往因为其衡量和量化善的尝试而遭到嘲笑。但是，在公司和消费者伦理中，度量衡则是主流工具。
比如，很多公司花费大量金钱聘请顾问为其提供伦理审计。从原则上看，这是好事，因为你不想听信大型跨国公司或政府机构的美德宣传。但实际上，这样的审计很容易变成逐项核查打钩的练习，不是衡量这个公司多好，他们不过是在衡量其满足设定标准的能力。这为此过程引入一种没有多大帮助的法律主义：就像很多公司觉得只要他们避免犯法，做什么都理直气壮，只要他们没有违反自己的或者其所在领域的道德行为规范，他们就能最终相信自己是好人。
接着，出现了有关道德的不连贯和模糊不清的令人好奇的结合体，一种用以证明公司是否善的虚假精确度。所有这种困惑帮助促进了哲学伦理学的繁荣，它已经成为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学科，为学术出版社提供了稳定的图书源头。如果回顾最近出版的若干伦理学著作， 道德哲学家热衷于显示他们不仅在玩智力游戏而且有东西可以提供给世界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马尔科姆·默里（Malcolm Murray）的《道德与同意》直接谈及道德在后宗教世界的基础的所谓危机。他的开头一句是“根源于无法辩护的原则的道德比根源于可辩护的原则的道德更糟糕”。这是他为伦理学进行的清晰和简洁的辩护，是按你的要求将伦理学建立在牢固根基之上的尝试。就像今天的大多数道德哲学家，默里提供了对道德的纯粹自然主义描述，是从进化的理性而来的契约主义版本——认为道德是心照不宣地接受相互义务和禁令的理论。
虽然有显著的相关意义，并且引起广泛的回响，但《道德与同意》仍然基本上属于学术圈的著作。其他作家则尝试进行更大的努力，要把道德哲学变成更广泛文化对话的组成部分。彼得·卡帕诺（Peter Catapano）和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推动学者面向读者大众讲话方面一直做得很不错，他们编辑《纽约时报》上专门发布哲学文章并得到广泛阅读的《哲人之石》专栏。发表在该栏目的伦理主题的文章现在被收录编辑成书《现代伦理学77个论证》。同样，《凌晨3点的伦理学》收录了道德哲学家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的25篇采访记，所有这些采访之前都发表在《凌晨三点》在线杂志上。马歇尔的若干采访者证明了这本流行著作的价值，他们告诉他就是因为阅读了他所说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为赚钱创作的书籍”（potboilers）而不是他的“严肃”学术著作才开始研究哲学的。
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接受采访中提出，“当今英美哲学的大部分被视为拥有非常怪异兴趣的、智慧的圈内人的自说自话，这一点儿都不冤枉他们。”除此之外，马歇尔的书显示，很多道德哲学家也在努力抓住新的道德混乱制造出来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中最抽象的是研究道德的本质，属于崇高的元伦理学领域。这里，最根本的辩论关心的是现实主义的可靠性——道德价值观拥有真正的独立于心灵的存在——认知主义， 宣称诸如“杀人是错误的”等命题可以是真实的或虚假的（辩论变得比这更复杂，因为所有关于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非认知主义或认知主义等概念的定义都引起争议，就连我的总结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或许让大一新生相对论者感到吃惊的是，2009年对数以千计的学界哲学家的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认知主义者，将近58%的人是现实主义者，这比非现实主义者多两倍。（其余的受访者是“其他”或不知道）。哲学系在教会之后似乎成了这种信念的最后堡垒之一，即认定道德涉及到能够被认识的真实事实。因此，当世俗的哲学家迈克尔·汉德（Michael Hand）在《道德教育理论》中认为，他的“旨在让孩子们认同道德标准，并相信它们具有合理性的”主题是“可辩护的和可实现的”时，我们并不应该觉得吃惊。
对哲学家来说，围绕现实主义和认知主义的辩论意味着很多东西，但是，快速浏览一下人们的行为将发现，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帮助创造更讲道德的社会。被正式任命的教会牧师在谈及道德问题上时是现实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妨碍少数恋童癖侵犯孩子们。世界上最不信神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常常最讲道德，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哲学们在辩论什么。
虽然真理不是民主，但是，哲学家对现实主义和认知主义得到大多数同事的支持的事实或许至少感到鼓舞。不过，说到规范性伦理学，即有关是非曲直的实际理论——该领域的分裂实在无可救药。超过四分之一的学院派哲学家“接受或倾向于接受”道义论，认为道德是有关需要遵循法则的义务或完成义务的理论。再下面有少数百分比是结果论者，他们相信行动的是非曲直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带来的结果好坏有关。在不太遥远的第三空间是德性伦理学的支持者，他们反对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法则和算计，更倾向于看到善具有内在品德，是性格和习惯。卡恰·玛利亚·福格特（Katja Maria Vogt）的《渴望善》是为这个仍然在增长的阵营辩护的新书。比所有这三大理论流派更受欢迎的是拒绝服从的“其他”选择，得到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的支持。
学界辩论表明，这不是生死存亡的战场而是建立和平的动辄烦躁的努力。反对某些理论，为某个理论辩护，你就必须承认其反对者说的也有道理，并显示出你如何能够适应其要求。比如在书中反对道义论伦理学的最古老反对意见是，它导致一种没有头脑地僵化坚持，常识被抽象的义务所战胜。历史上最伟大的道义论者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这方面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说（或者至少强烈地建议）哪怕是对试图想知道目标受害者在哪里的凶恶杀人犯撒谎也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结果论者则不停地尝试要显示，为什么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为勒死无辜者辩护，如果能够防止更大人员伤亡。如果说得更惊人一些，道义论者试图与第三帝国的帮凶公民脱离关系，而很多结果论者寻求与广岛和长崎的工具性恐怖保持距离。最近一些年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哲学著作如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论真正重要之事》尝试将道义论、结果论和契约论结合起来或许并不令人吃惊。
不知情的外人或许从此得出结论说，每个理论都有合理之处，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包括所有真理。大部分哲学家会发现，这是不可救药的愚蠢。因为理论说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要么我们放弃某些强烈坚持的道德直觉——学习喜爱炸弹或钦佩诚实的告密者坚持不懈——要么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便显示我们更喜欢的理论并无它似乎拥有的令人讨厌的隐含意义。
但是，我怀疑幼稚的外人可能有所发现。如果我们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认知主义者，我们就必须相信道德不能被完整和前后一致的体系干脆利落地描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出道德是幻觉或偏爱的结论。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做正确之事重要的道德严肃性，却不相信我们能拥有一个公式具体列出正确之事是什么。
很多道德哲学家在这个空间内工作，试图显示如果我们不能整理干净每一寸地方，就多多少少存在让人糊弄敷衍的方式。让他们痴迷几十年的核心议题是可能存在不止一套合理的道德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观相互之间或许前后不一致。比如，有相信个人自由的道德价值观，也有相信从属于共同体的价值观，两者都可能是有道理的生活方式，但选择其中一个就意味着反对另外一个。
这里最经常出现的词语是“不可通约性”。在马歇尔的文集中，牛津大学法学院张美露（Ruth Chang）抱怨说，人们通常将这个与无法比较性混为一谈。这里举个例子：你可以将苹果和桔子进行对比。桔子，皮厚不能吃，汁水多，有不同颜色等。但你不能用同一个标准衡量苹果和桔子的质量。让桔子好的东西不一定让苹果好，反过来也一样。这是不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制造出所有形式的伦理学问题，其中很多具有公共政策的隐含意义。比如建造另外一家医院还是继续开放博物馆，哪个更重要？很难说，不是因为医院和博物馆没有办法比较，而是因为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其价值，这是没有办法相互衡量的。同样，正义和美是不可通约的价值观。整个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不可通约的。比如没有办法确定以个人主义或社群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是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没有单一标准来衡量这些东西。这对于道义论者来说是坏消息，他们相信我们在原则上能够安排所有的义务进入某种等级体系，对于结果论者来说，也是怀消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一种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是非曲直。
因此，道德哲学家的工作之一是显示，与外表相反，并不存在真正不可通约的价值观，或者显示不可通约性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当今某些最有意思的著作看到这两种选择都过于整齐划一，比如道德特殊论认为没有一般原则来决定行动是正确还是错误。之所以似乎存在这样的原则，其理由是很多案例对我们来说非常相似性，足以让我们假设它们是同样的一般原则发挥作用的永远说不完的例子。但是，在特殊论者看来，这是一种幻觉，它混淆了很多东西拥有类似描述的事实：认为有一个观点能涵盖一切。我们称为一般原则的东西不过是经验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拥有无限的乐趣来攻击提出的任何道德原则，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能想出似乎打破该法则的案例。
里萨·特斯曼（Lisa Tessman）得出了更具挑战性的结论，这在她的流畅且思想深刻的新书标题《在做正确之事已不可能之时》中体现出来。据说是属于康德的一个古老但威严的原则，“应该”意味着“能够”。说你应该做你不能做到的事没有任何意义。特斯曼不同意，她认为有时候我们有不止一个选择，我们只能采取一个选择，而不是说做其他选择是错的。比如，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你或许没有能保护其他孩子。这个选择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放弃你保护自己孩子的特殊责任是错的，但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其他孩子实际上也是错的。
汤姆·科赫（Tom Koch）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学》中踏入了类似区域。科赫认为，我们不能总是回避“心神不定的、不成熟的感觉，当你做任何正确之事的同时却意识到你也做了某些错误的事。”对于科赫来说，这是个人道德能动性和雇主、保险公司、职业或国家等给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之间发生了冲突的后果。
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哲学不能将我们在寻求的答案一勺一勺喂到嘴里。就拿伊多·兰道（Iddo Landau）的《在不完美的世界寻找意义》来说，这是学界哲学家敢于探索人生意义问题的若干最新著作之一。在若干年前，这等于是职业上的自杀行为，或许因为兰道发现的那样，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此明显，指出这些东西似乎有些愚不可及。”避免完美主义，牢记人生不是穿好服装的彩排，对自己友好，努力工作你将发现人生值得过之类。就像很多哲学家一样，兰道并没有为我们把灯光调得更亮些，只不过是将更暗淡的灯光调亮调大了些。
这是我的书中足够傲人的成就。我们寻找更多的道德清晰性，尽量减少迷雾是正确的，但我们从来不可能彻底消除迷雾。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总是跌跌撞撞地走过，因为伦理学不是边界清晰的系统，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镶嵌在某个超验性的永恒领域。那是相互做最好之事的尝试，不是冷酷的逻辑驱动的，而是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所说的道德同情心驱动的东西。我们承认其他人也有利益，也在过值得过的生活，然后认可我们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但是，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是并不完全清楚的，永远也不能可能清楚。
因此，存在主义者强调，在没有将外部客观权威进行可靠性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逃避为自己作出选择的责任，这是正确的。也许有人发现它不令人满意，但我更喜欢这种社会而不是拥有清晰原则的社会和运动的历史案例。在伊斯兰国家、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毛时代的中国、宗教裁判所时代的欧洲、革命恐怖高潮时期的法国，人们对于其原则的正义性是水晶般清晰的，对于其基础的牢固性也是如此。
伦理学挑战终极法典编纂的理由之一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总是依据具体情况而定。正如耶稣所说，在小型社会，认定谁也不该在邻居需要帮忙的时候径直走开是有道理的。但在现代城市，最虔诚的人也未必能遵循这样的强制令，否则他们不可能穿过一个街区，更不要说回家了。紧急状态下，人们不关照自己的孩子，跳进池塘去救另一个孩子。在正常情况下，家长有资格有义务照看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应该由别人来关照。
科赫充满热情地捡起这样的想法，即好的道德决策制定要求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偶然性。科赫的核心主张是尤其是地图形式体现的那个数据常常表现出纯粹中立的和客观的样子，但常常带有价值观。更加认真地关注这个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坚持的价值观的普遍性和它们在世界上的实例化的不平衡性之间的不匹配。道德哲学家或许没有被说服放弃其方法来接受科赫更喜欢的“自下而上的”途径，但是他的书是非常有用的提醒，希望我们应该花费比通常更多的时间思考基础层次的问题。
西方哲学家往往拥有历史的普遍主义追求，他们容易忽略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英美世界道德哲学的学科仍然如此具有偏狭的地方性的原因。一本全新的书《剑桥道德哲学史》(694pp. Cambridge. £130）看起来却有传统色彩的狭隘性，就非常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基于对其条目的衡量，我们能得出结论，伦理学有古希腊的基础，跌跌撞撞走过欧洲几十年基督教支配地位直到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充分发展，最后在北美发展。中东参加到这个故事中一部分，此后54章中有两章处理中世纪犹太哲学和伊斯兰哲学。在此描述中，亚洲、印度、非洲、南美的道德哲学根本就不存在。
到了21世纪，道德哲学家捡起了全球性议题，但他们的思想典型仍然拥有绝对的地方性。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的《道德地理学》是打破规则的例外，它是严肃思想家挑战西方哲学家要扩展其概念调色板的主要著作。道德哲学如果要实现其作为越来越流动的世界应对伦理无序状态的抗衡力量的角色，就必须起来迎接这个挑战。正如基切尔所说，如果哲学伦理学不过是“人们能够用来采取更好行为的资源集”，不利用其他传统提供的资源优势就是变态的回应。曾经失败了？没有关系啊，再尝试一下。再搅浑一次，做得就会更好些。
本文评论的若干伦理学著作：
1. 汤姆·科赫 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学：探索道德压力、沮丧和伤害》
288pp. MIT Press. £27 (US $35).
2. 里萨·特斯曼 著《在做正确之事已不可能之时》
184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99.
3. 卡恰·玛利亚·福格特 著《渴望善：古代建议与现代理论》
232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1.99 (US $65).
4. 伊多·兰道 著《在不完美的世界寻找意义》
312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6.99.
5. 理查德·马歇尔 著《凌晨3点的伦理学》
360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马尔科姆·默里 著《道德与同意：契约论者的伦理困境解决办法》
416pp.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27.99.
7. 彼得·卡帕诺和西蒙·克里奇利 著《现代伦理学77个论证：哲人之石读本》
464p. Liveright. £22.99.
8. 迈克尔·汉德 著《道德教育理论》
138pp. Routledge. Paperback, £29.99.
作者简介：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英国作家和哲学家，《哲学家杂志》的创始人，最新著作是《真理简史》（2020年）。
译自：Time to abandon grand ethical theories? ByJulian Baggini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ethical-thinking-bagg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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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现在到了抛弃宏大伦理学理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