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口述史音频上线，顾维钧、孔祥熙等人珍贵录音带重见天日

数十年来这些磁带一直堆积库房，乏人问津。直到最近哥大获得梅隆基金会的一项资助，全面将校内各馆旧藏声音及影像文件数字化保存，中国口述史的录音带这才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凡留意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中藏有一份“中国口述史”资料。这项工作由哥大发起，自1958年到1976年，有计划地采访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留下十六人的传记，成为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今年（2020）五月，哥大珍本手稿图书馆口述档案部（Oral History Archives at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完成了当年中国口述史采访录音的数字化整理，现在音频文件已经在哥大数字图书馆网站公布，供全球研究者利用。

笔者在哥大求学五年，做实验之余常到图书馆闲逛，因稍稍留意其馆藏故旧，访看前人遗迹，于此中国口述史资料颇为熟悉。录音整理既成，哥大尚因疫情封校，东亚图书馆馆员知余素来关心，特发邮件相告。笔者大喜之外，深觉录音意义重大，又念尝见国内学者涉远来访，难得门径，故愿稍为敷叙，将中国口述史录音整理的原委、现状、使用方法与重大意义，为诸君作一介绍。

哥大中国口述史

哥伦比亚大学所存中国相关口述史主要有四种：一曰中国口述史工程及其档案收藏（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lection），二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工程及其收藏（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ral History collection），三曰中国传教士口述史（China Missionaries Project collection），四曰张学良口述史及其档案收藏（Peter H.L. Chang or Zhang Xueliang Oral History collection）。本文所称的“中国口述史”单指第一种。

哥伦比亚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关系匪浅，历史上许多大人物都曾在哥大求学。1950年代以后，中国旧日许多政治与社会要人避易海表，此番又回到纽约。1957年，哥大从事东亚研究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1908-1997）看准时机，参照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领衔的“美国口述史”工作，酝酿开展一项“中国口述史”工程，对这些人进行记录采访。正好当时在哥大经济系任教的教授何廉，是前南开大学代校长，又曾在国民政府的中央设计局任职，交接九流，声望卓著。韦慕庭教授于是拉何廉一起，韦氏统筹学术，何氏擘画人事，纠合当时校内中国史专家，自1958年始，到1976年止，为16位重要历史见证人作出口述史及传记[1]。

今将这16位受访者主要履历，及受访相关文献在中国之出版情况简介如下：

张发奎（1896-1980），1912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抗战期间历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参与淞沪、武汉、桂柳等会战。1949年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旋辞职寓居香港。1965年受访。（《张发奎口述自传》，张发奎口述；夏莲荫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陈光甫（1881-1976），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委任赴美借款。1954年以后定居台湾。1961年受访。陈氏日记分藏上海档案馆及哥大，现已整理出版（邢建榕，李培德编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不过口述访谈资料尚未出版，惟邢建榕《陈光甫和<陈光甫日记>》等文有所介绍。

陈立夫（1900-2001），国民党重要政治人物，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1951年去美国，1969年以后返台湾定居，1968年受访。

蔡增基（1890-？），1915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管理局局长、铁道部管理司司长、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等，于铁路交通等领域颇有贡献。蔡氏1970年受访，初将回忆录交与哥大，后又接受口述访谈及书信访问，遂有《蔡增基回忆录》（My China Years，1911-1945：Practical Politics in China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Peninsula Press，1973中文版《蔡增基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何廉（1895-1975），著名经济学家，归国后创设南开经济研究所，倡导研究中国经济实际情况，并编制多种指数。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主持经济改革。1949年以后任哥大经济系教授，1966年受访，其口述自传已有中文译本。（《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胡适（1891-1962），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领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驻美大使等。1958年受访，《胡适口述自传》名闻遐迩，人所共知，兹不赘述。

黄沈亦云（1894-1971），沈秉钧之女，黄郛之妻。辛亥时组织上海女子军事团，与黄郛结婚后，随黄氏参加众多政治活动，闻见颇多，亦富争议。1950年以后赴美。1962年受访，其《亦云回忆》由唐德刚协助整理，涉及家世、丈夫及个人之生活（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岳麓书社2017），不过口述内容亦有不同，出版时即已声明。

顾维钧（1888-1985），著名外交家，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归国从事外交工作，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旧金山会议等，1957年以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院长。顾氏回忆录篇幅极巨，且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英文稿达一万一千页，持续十六年之久（1960-1976），中译本十二巨册出版后引发热潮，亦久为学界所熟知。

孔祥熙（1880-1967），近代著名银行家、政治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主理国民政府财政。1948年赴美定居，1958年受访。

李汉魂（1894-1967），国民革命军时期即在张发奎麾下，抗战期间任六十四军军长，因击败土肥原部受勋。1949年任总统府参军长，后随李宗仁赴美国。1962年受访。

李璜（1895-1991），历史学家、政治家。宣传国家主义，创中国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后发起并参与长城抗战等抗日活动。1949年以后定居香港。1972受访，其《学钝室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早已出版，然口述资料尚未经详细挖掘。

李书华（1889-1979），著名物理学家、科技史学家、教育家，先后任中法大学校长、北平大学区校长、教育部长等。1961年受访。其《李书华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为其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之文章选集。

李宗仁（1891-1969），国民党桂系首领，抗战期间指挥徐海会战。1948-49年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旋去职赴美，1965年返回北京定居。1961年受访，由唐德刚整理之《李宗仁回忆录》，亦久为人所共知。

蒋廷黻（1895-1965），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归国后任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犹以近代外交史研究闻名。后与胡适创立《独立评论》，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行政院政务处长等。1965年受访，其口述回忆现已中译出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岳麓书社，2003）

左舜生（1893-1969），与李璜同为中国青年党首脑、与蒋廷黻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名家。早年与毛泽东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长期倡导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9年以后任教香港新亚书院等校，1961年受访。

吴国桢（1903-1984），周恩来南开中学时期同窗，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中央宣传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等职。1962年受访，其口述内容已译为中文。（《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 吴国桢口述回忆 1946-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口述史工程采访时，中英文兼用，由录音机现场录音，而后转写翻译成英文文字稿，由工作人员与受访者一道反复订正。哥大还鼓励受访者捐出一些档案资料，作为口述史的补充，所藏亦蔚为大观。现在，中国口述史的英文打印清稿（transcript）与档案（archive）都收藏在哥大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六楼的善本手稿馆（Rare Books & Manuscript Library）中。各界人士无论是否在哥大求学工作，均可在哥大图书馆网站（https://library.columbia.edu/）以受访人姓名加“Chinese oral history”或“reminiscence”为关键字查询预约，并到馆内直接翻看这些清稿与档案的原件。以何廉档案为例，除去其自传，其档案共有两大箧：中有一册1946年的英文清稿《战后第一期中国经济建设五年计划》（First Five-Year Program for China’s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一册1946年的中文装订稿《物资建设五年计画草案（提要）》（上印“极机密”）、两张何廉受访时的照片、何廉讣告报纸、以及何廉打印或手写的多通书信。

这批口述史的传记与档案自上世纪起已为国内学者注意，杨天石（1998）、王成志（2007）等学者已有详细介绍，本文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韦慕庭与何廉原本计划采访的名单更长，实际进行采访的也不止此十六人，但其余的并未最后完成，其中原因还待考察。韦慕庭曾在私人信件中向人介绍：有时受访者所说太过离谱，屡正屡偏，访问就不得不终止，这可能是废弃一些访谈的原因。另外，宋子文的访谈也不见踪影，或有当事人机密考虑，亦未可知。

口述史录音的整理与使用

那么这些口述史的珍贵磁带又是如何保留至今的呢？

此次口述史整理的负责人之一哥大东亚图书馆档案员黄颖文女士（Yingwen Huang）向笔者介绍，原来当日哥大口述史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保留原始录音文件的习惯，录音磁带常常抹掉再做他用。偏偏韦慕庭教授独具远见，特意为每位受访者保留了一些采访时的录音。在1967年的一通致斯坦福大学Michel Oksenberg教授的信件中，韦慕庭介绍他做口述史的方法，提到“我们为每位作者（传主）保留一份录音以为声音样本，此外并不保存磁带”[2]。这样，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听到的声音。

五年前笔者初到哥大，到图书馆看宝贝之余，尝询问图书馆员是否有中国口述史的录音，馆员一头雾水，记录阙如，答曰亡有。后来相识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Chengzhi Wang），才知道原来哥大既是老大学府，积藏深厚，而经年历久，管理疏慢，这些磁带一直堆积库房，数十年来乏人问津。整理口述史资料需要专业人才全职工作，且耗资巨大。数年前黄女士任职哥大图书馆，开始专门整理中国口述史的相关文件，重新关注这些录音带。会2019年哥大获得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一项资助，全面将校内各馆旧藏声音及影像文件数字化保存，中国口述史的录音带这才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到今年（2020）五月，中国口述史工程中统共有十人的录音数字化完成，公布在哥大数字图书馆网站（https://dlc.library.columbia.edu/），我们按录音年代简介如下。除了少数著名人物仍惯用旧式拼音外，大部分受访者资料可用汉语拼音或简体汉字进行检索。一些人物的音频已向全球无限制公开，可免费下载进行研究；另一部分人物的音频因版权限制，只允许到馆当场使用，而目前疫情期间特许哥大教工、学生、校友网上使用，未来或有变化。

1. 孔祥熙(H. H. Kung)，1958，英语/汉语，1 段， 23.0分钟， 哥大仅供；

2. 王正廷(Zhengting Wang)，1960，英语，1 段， 19.2分钟， 哥大仅供；

3. 陈光甫(Guangfu Chen)，1961，汉语，4 段，87.6分钟，哥大仅供；

4. 李书华(Shu-Hua Li)，1961，汉语，1段， 25.0分钟，无限制公开（别有9段现误置于李宗仁名下）；

5. 李宗仁(Tsung-jen Li)，1961，英语/汉语，10段（疑有错置）, 哥大仅供；

6. 左舜生(Shunsheng Zuo)，1961，汉语，3 段，101.2分钟，哥大仅供；

7. 蒋廷黻(Ting-fu Fuller Tsiang)，1965，英语，12段，730.4分钟，无限制公开；

8. 何廉(Lien Ho)，1966，英语，19段，1078.5分钟，无限制公开；

9. 蔡增基(Choy Jun-ke)，1970，英语，6段，342.2分钟，哥大仅供；

10. 顾维钧(Vi Kyuin Wellington Koo)，1975，英语，89段，4993.4分钟。

这些录音每段长至一个钟头，短至十数分钟，应为当日多次录音自然长度。整理过程中技术人员先将录音带转成数码，然后交予图书馆档案员进行辨认声属阿谁。现在公布的所有十人录音，虽逾半世纪之久，而声音清楚动人，字字可辨。因为整理工作刚刚完成大端，目前的录音偶有错置在他人名下的，图书馆正在改正。黄女士并且告知，图书馆还在继续听辨整理录音内容，将来会提供更详细的每段内容提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口述史中剩余六位受访者的录音此次未能发现，不过哥大图书馆要扔东西甚不容易，录音带料应尚在馆内，我们亦可期待它们未来得到适当的整理。

口述史录音的意义

中国口述史的文字清稿过去有部分曾以影印或翻译的形式在中国各地区出版，此次新整理的口述史录音非只是同样内容的别一版本而已，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口述史录音文件可以补足文字传记，使“口述史”重新完整起来。“口述史”之为“口述史”，并不只是写传记的草稿而已，受访者发言缓急、举动静躁，都是重要的内容与信息，共同构建语义，并且是解释“史”的背景——这些是文字传记无论如何不能完全留存与转译的。哥大中国口述史开展于口述史学初起阶段，观念与技术并不完备，最终落为传记形式，虽然弥足珍贵，到底失去了“口述”的许多重要性质。此番中国口述史录音重见天日，难能可贵，将这样一部重要的“口述史”重新补足，透过口述音频追想先辈风采，并玩味其口述背后之可能心态特征，可使这些史料更增价值。

利用这些录音，学者或亦可对比检讨通行汉译本传记的阙漏。举例来说，国内风靡一时的唐德刚著《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与《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虽译自他参与访问的哥大中国口述史，但唐氏著史多有主见，现在我们可借完整的顾维钧录音作一对照。何廉的基本汉文史料《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亦从哥大中国口述史译出，但并非全本，今后学者既能直接利用录音及传稿，料能大大推进何廉相关研究。

其次，中国口述史的录音，可说是“口述史学”和“口述史学史”的重要教本。我们知道，口述史的采访是一门学问。在目今有过的所有中国人口述史中，哥大中国口述史的受访者尤显特殊：他们绝大多数占据过中国权力津要，知晓关键秘密，而社会关系深厚——要这些人物吐露情伪，谈何容易？哥大口述史的采访者大多训练有素，又与受访者多有故旧，此次公布的录音中即可清楚地听到他们充满技巧的访问，可说是中国人口述史上相当有意义的案例。

哥大中国口述史工程中贡献卓钜的采访者是史学家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1926-1982）。夏氏乃上海旧家，夏连荫祖父夏瑞芳（1871-1914）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之一，父亲夏鹏（1896-1976）亦是沪上名流，夏连荫与多位中国口述史的受访人本来就认识。夏连荫入读哥大，系韦慕庭的高足，她英语精熟，谈吐优雅，在上述十份录音中，她主持访问了孔祥熙、王正廷、陈光甫、左舜生、顾维钧（部分）统共五位。笔者能从录音中感到，夏氏访谈时总好像家人叔姪聊天一般，受访者心情舒畅，而夏连荫引导话题甚有技巧。对上海老乡陈光甫，夏连荫全以上海话访问。山西人孔祥熙自道少时脾气不好，夏连荫马上笑道：“孔先生是有名的和气，对人很好！……孔先生是客气了！”中国青年党魁首左舜生答问有点挤牙膏，夏连荫似乎准备了许多资料文献在手边，常抛出问题引导方向。大外交家顾维钧口若悬河，夏连荫则很少插话，任他侃。张发奎录音虽未得见，但从其接受夏连荫四百余次访谈来看，情况当亦类似。如此种种，在各访谈录音中所在皆是，今日我国有志于口述史学以及口述史学史的学者，必能借这些录音大窥堂奥。

1958年，当韦慕庭与何廉在纽约开始中国口述史录音的时候，伦敦正上演大戏剧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新作《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Krapp’s Last Tape）。那时节录音磁带还是新鲜玩意，贝克特借它探讨人类存在的问题，而哥大中国口述史项目却仰赖这古旧的录音磁带，给我们记录下生动的历史。哥大中国口述史项目是历史上了不起的史学工程，当日进行的艰辛，今日很难想象。韦慕庭曾总结说，哥大中国口述史采访九年间共花费约20万美金，期间安排人事烦难，端赖全体哥大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方克完成[2]。今天笔者听到前人这些南腔北调的英语与汉语，殊觉旷代而慨，亲切非常，真要感激哥大两代史学家的眼光、胸襟、与苦功，而哥大中国口述史工程，也实实在在是中美民间交流之难忘的一页。

参考资料

[1] 王成志. (2007). 历史宝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资源.图书资讯学刊，5(1&2), 91-105.

[2] Letter from C. Martin Wilbur to Michael Oksenberg, June 1, 1967. Box 2 Folder 6.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lection.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