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拾零丨老一辈国际关系学者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由封闭转向开放，贫弱走向富强。这也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1979年秋，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写作专业， 师从蒋元椿（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谭文瑞（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陈有为（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专栏作家）。三年后硕士毕业，同班绝大部分同学都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驻外记者，而我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社科院西欧问题研究所，刚刚报到，又被指派到新近成立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总干事长宦乡当秘书，从此踏上了国际关系研究之路。
一、科学决策 高屋建瓴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俱兴，人心思变；国门外又是一个陌生和新奇的世界，充满诱惑、挑战和机遇。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多次在国务院内部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这不但是为了破除各种僵化思想、习惯和政策，也是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万里提出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同于以普选为核心的西式民主，而是在精英阶层的决策过程中实现充分的调研、考察、优化，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的政策建议，避免犯战略性和长期性错误。基于这一想定，国务院系统内设立了六个“中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智库”，其中包括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
国研中心是国务院系统中唯一为了专门研究外部世界和外交问题而设立的智库，为国内首创，目的是为了整合、统筹和协调建立和恢复的若干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和政策机构，为国务院高层领导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为更进一步的开放献计献策。总干事长宦乡是一位学者出身的资深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1982年7月起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我于当月调入国研中心，在以后的三年里在宦老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国际问题，直至1985年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当时的国研中心，可谓精兵简政的典型，在我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事研究的只有区区几人：总干事宦乡、副总干事王荩卿和郑必坚，加上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我，连 “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的水平还不到。郑必坚副总干事只在中心挂名，不常来，所以我在国关中心的是“一仆二主”。
国研中心虽小却精，且高屋建瓴。不仅享有部级单位的公文待遇，而且可以阅读外交部与驻各国使馆每日往来电报，列席外交部定期与各涉外部委和军方举行“双周务虚会” （由当时的副外长钱其琛主持）。我也经常与会，会上会下结识了当时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的吴建民，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薛谋洪等人，以及各国务院各部委的相关人士。国研中心与外交政策制定系统密集和高层次的沟通，是现在遍地开花但又良莠不齐的各类智库所不能比拟的。
国研中心不仅能“通天”, 还有坚实的研究基础。中心成立前不久，在宦老的建议和主持下，国务院系统内外的一些国际问题和地区研究单位重新组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基点，把当时中联部所属的苏联与东欧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调归社科院；新成立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研究所；加上社科院原有的西亚非洲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组成了社科院的“国际片”，集中在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内。
社科院国际片入住时，人大的文献资料中心也在院内，非常方便学者的研究工作。刚成立的国研中心，也临时设在院中东北角一楼（见下图）。
二、运筹帷幄、重塑三角
1982年7月国研中心开张时，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如何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毛泽东晚年开创的联美抗苏的格局，在改革开放初期进一步深化。尽管如此，中美在战略层面的互动，并未换来美方在事关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的对等行动。此后美国大选中脱颖而出的共和党竞选人里根也公开宣称要恢复美台关系，为刚刚开创的中美战略关系蒙上阴影。
当时的苏联在战略上继续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中方对苏联社会性质的认知逐渐趋于现实，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中方立即积极回应，并开始了历时六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不尽人意的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中苏关系，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更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的顶层设计提供了相当的想象和操作空间。
在宦老的主持下，国研中心刚成立就针对大三角关系的问题立项，同时与有关研究单位（尤其是美国所和苏东所）沟通协作，集思广益。宦老在报告中提出要适当拉开对美关系，逐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实际操作中放弃以美苏划线的简单做法，致力于建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与美苏两个超级强国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的中国可以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影响和牵制美苏各自对华政策，在大三角关系中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国研中心这一政策建议经过多次讨论、几经易稿后，送交国务院领导并得到好评。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既反映了中美、中苏关系的紧迫现实，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决策高层对国际动向的洞察和把握力度，而国研中心的报告对大三角关系的系统分析和具体建议，为中国外交的这一重大转向提供了深度研判和可操作性。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从勃氏塔什干3月讲话至此230天，中国领导人、决策机构和智库充分利用了勃氏“绝唱”提供的历史性机遇，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外交。对于这一“华丽转型”的致因，不能不提到国研中心副总干事王荩卿。作为外交部苏联问题的资深外交官，王荩卿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的潮起潮落，对中苏关系有深度体量和独特见解。在国研中心的重大项目中，王荩卿也常常提出独特的视角，宦老对此非常欣赏。比如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当时在认知上和执行中往往理解为对西方和西方经济体系的开放，王荩卿则提出了包括对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全面开放的观点，有效地平衡了对美国和西方一边倒的观念和政策，推动了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建立。1985年我和王荩卿先后离开中心，我去斯坦福读博，王荩卿则开始了他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搏。十年里，王荩卿不仅见证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为中国与痛苦转型中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正常化鞠躬尽瘁。
三、我的头三年与后三十年余年
在国研中心工作三年里，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苏联问题学者，如当时的苏东所副所长徐葵、副研究员李静杰等。在王荩卿的直接领导下，大量接触有关苏东问题的文献和文件，也强烈地影响了我以后三十余年的治学和研究方向。在斯坦福读博六年期间，除了潜心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我还充分利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与西方积极、开放的关系（戈氏执政期间曾两次到访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开放和丰富的苏联学的环境中，聚焦苏联的外交和军事战略。
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一落千丈，而我一直追踪俄罗斯的沉沦、整合与复兴，紧盯俄罗斯的掌舵人普京，对这个曾经改变二十世纪国际秩序的欧亚大国“不弃不离”，期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政策和媒体文章；同时与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密切合作，参与和主持了若干重要的研究项目；还应邀定期（3-4个月）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CSIS）提供俄罗斯、中亚问题以及中俄关系的分析。所有这一切，都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研中心 “恶补” 苏联问题有不解之缘。
在国研中心的三年，对于刚刚接触国际战略问题的我来说，是一个与中国老一辈外交家和学者直接接触和不断学习的过程。宦老博学多识、对中心的研究报告的要求极高，但又非常通情达理，平易近人，接受新事物新观点，在我所接触的中外学者中十分罕见。作为海内外知名人士和学者，宦老除了主持中心的研究项目，还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并为海内外众多报刊撰文，我的大量工作是为宦老捉刀代笔。通常是宦老口述要点，我初步整理后，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调研，最后由宦老定稿。几年下来，这样的文章也有几十篇，其中不少后来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的《宦乡文集》中。
宦老创办国研中心已过古稀之年，还身兼数职，工作异常繁忙，一般每周到中心一两次，副总干事王荩卿实际上主管中心的日常工作。王思想敏锐，思路开阔，又是一位关爱下属的领导和师长，与宦老是绝好的搭档。工作之余、茶歇片刻，听王荩卿谈古论今，评说中外，不仅得到书本中和文件里无法寻觅的真知灼见和宝贵内幕，也了解到那些在理想、激情与现实冲撞的漩涡中老一辈外交官的奋斗、挫折和成就。宦老的好友伍修权、王炳南等当时正在撰写各自的回忆录，偶尔也来国研中心与宦老小聚。他们所经历新中国的外交风云和轶事，作为晚辈的我，虽然未有亲身体验，但能够近距离聆听这些曾经沧海的老一辈外交家回首往事，笑谈今朝，也受益多多。
多年以后在美国读博时，大量接触西方国际关系、外交研究和国别研究的各流派和经典，尽管这些理论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自成一体，但总觉得在解读西方以外、尤其是中国问题上是隔靴搔痒，甚至误人子弟。对此，我1994年在普林斯顿的《世界政治》季刊上就西方对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派和理论加以梳理和评判，指出新生代西方学者对华认知的偏失。不久前广州暨南大学海国图智研究院陈定定教授告我，此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在西方国际关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至今为西方很多中国研究学者和教学必读。有一位学者在其出版的英文论著中，干脆就直接用我这篇文章取代学术著作必备的文献部分 (literature review)，如此“拿来主义”，实属罕见。
做学问就是花功夫啃书本。记得当年刚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院领导送了韩愈的两句名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回想起来，三年硕士优游自如，但斯坦福六年的博士则是摸爬滚打后，勉强渡过“苦海”，但也养成了大量占有和梳理资料、文献的兴趣和能力。本集收录的若干论文，都建立在对这些学科（国关理论、中国外交、安全战略、俄罗斯研究、中俄关系、朝鲜战争研究等）的基本文献的分类、比较、梳理和评判的基础之上。多年后回头看，它们的基本论点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宦老在世时非常关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国研中心的建立，正式基于这样的想定，即成为决策界与学界、中外之间的纽带、桥梁和互动平台。其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互动，也是困扰西方学界和决策界的难题, 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为此有专著，呼吁美国的国关、外交理论界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相结合，尽量消除二者之间的“鸿沟”（gap）。然而乔治的呼吁对于致力于寻找国际关系“极终”理论的美国国关界不过是耳边风，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美国对国际问题和外国事务的认知。我后来选择斯坦福读研，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乔治这样着眼于实际又有理论深度的学者，以及斯坦福著名的军控中心（由威廉·佩里和约翰·刘易斯主持）。最后一次见到宦老是1988年夏，他当时率人大一个团访问拉美途经旧金山，宦老详细询问了斯坦福军控中心和胡佛研究所的细节，谈到他对国研中心的愿景。当时没想到这竟是与宦老的最后一面。
多年的外交和学者生涯，使宦老与外国学界和智库建立了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对国研中心开展工作大有益处。仅举美国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一例。宦老与太平洋论坛一直有交往。1985年底我己经在斯坦福读博，宦老仍指示我代表中心继续参加论坛的活动，当时论坛对与中方的交流持积极态度。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使馆后，中方中止了中美之间所有的交流管道，唯独允许太平洋论坛与复旦大学在复旦校园举行了首届“中美关系与地区安全战略对话”。对话虽然定位为“二轨”，即非官方，但双方出席的都是重量级学者和外交/安全部门人士，此后每年举办一次，轮流在上海和美国夏威夷举行。由于我与复旦和太平洋论坛都有长期合作关系，每年也参加“复旦-太平洋论坛战略对话”，直至2010年。
也就是在复旦校园举行的首届“中美关系与地区安全战略对话”期间（1999年5月），太平洋论坛创办了《比较双边关系》(Comparative Connections) 网络季刊，定期就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进行精准跟踪和深度解读，在纯学术和一般媒体之间寻求平衡点。20年来，很多知名地区问题专家都为该刊撰稿。现在负责中美部分的主笔是CSIS中国问题研究主任葛来仪 (Bonnie Glaser)、美韩关系由哥伦比亚大学韩国问题专家Stephen Noerper担任，美日关系主笔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资深日本问题专家Sheila A. Smith, 日韩关系主笔是南加州大学著名国际问题教授David Kang等。但只有我和葛来仪是创刊时就加盟的“元老”，而我是唯一非西方背景的撰稿人，负责中俄、中亚问题。1985年宦老指定我第一次参加太平洋论坛的一个会议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CSIS这个美国最重要的智库独当一面，一转眼就写了20余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宦老在世时与美方智库建立的关系，至今仍是中美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四、结束语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使一个贫弱、封闭之国跻身于世界之林，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又严重缺失，无力发声。这一巨大的反差，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重大挑战。宦老在世时曾多次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历史性崛起的今天，这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
其实中国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之初。而我1980年代中期出国读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学界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际关系博士专业。如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院比比皆是，博士硕士不可胜数，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与此同时，国关学界也人才辈出，北京有王缉思、袁明、潘伟、阎学通、金灿荣、袁鹏；上海的倪世雄、吴心伯、沈丁立、潘光；广州的陈定定、周方银；港澳的王绍光、胡伟星、郝雨凡、王建伟、由冀等，都是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这里还应提到中国俄罗斯学界的优秀学者冯绍雷（华师大）、赵华胜（复旦）、关贵海（北大）、季志业（北京现代国关院）等。我去国多年，仍与他们中很多人联系密切，关注他们所领引的中国国关学界和智库。在期待各位学人更上层楼之时，我也在此奉献我个人的微薄之力。
（作者系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中俄、中亚问题特聘研究员。本文为作者文集《路径、理论与政策——于滨国际关系探索文萃》[暂定名，文集正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审校]的序言，经作者修改审定，授权澎湃新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