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面对新冠，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新冠疫情是人们第一次承认的全球性危机，它也要求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没有国家能在应对新冠时独善其身，”畅销书《枪炮、病菌和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说道。

在7月2日财新国际与博古睿研究院（The Berggruen Institute）联合举办的“对话贾雷德·戴蒙德：全球疫情和危机管理”活动上，畅销书《枪炮、病菌和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线分享了他对疫情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理解。贾雷德认为，危机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脚步，新冠疫情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一个。

对话截屏图

贾雷德在活动中回顾了他过去60年到访过的国家。他在1961年到访芬兰，那时柏林墙刚刚建起，芬兰正一点点从苏芬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他也在智利生活过一段时间，而在他离开后的1973年，当地爆发了血腥的武装政变。时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智利也随后滑入独裁统治。过去一个世纪的人类记忆，总是与动荡相连。

一个国家该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危机？结合新书《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贾雷德谈了谈他对国家应对危机的独到理解。

贾雷德的妻子Marie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也是从妻子的工作中受到启发，觉得个人应对危机的方式也可以类比到国家应对危机的方式。

在贾雷德看来，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都需要承认危机本身，然后才能解决它。“应对新冠危机，有的国家承认它，有的国家不承认它。在美国，加州就认识到了新冠的严重性，但像密西西比，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样的州就没有。” 贾雷德说道。

此外，个人和国家面对危机时，都需要主动承担责任，去做出改变，而不是责备他人。贾雷德举了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德国为例，“德国在一战战败后，没有承担责任，而是背叛了它的人民和对手，纳粹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但二战结束后，德国学会了承担责任。相比一战，德国更好地走出了二战带来的伤痛。”

贾雷德还认为，个人和国家面对危机时，做出的改变都是有选择性的。“一个人不会因为婚姻危机就完全推翻了自己，国家也是如此。”贾雷德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为例，当时的日本只是学来了西方政府的管理模式，但保留了大量自身的传统文化。

贾雷德还提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从他者身上学习经验，“如果你的婚姻破裂了，你可能会问同样经历婚姻危机的朋友是如何处理的。同样地，国家也需要找到危机应对的榜样。”

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副院长、中国中心主任宋冰表示，将个人应对危机的经验类比到国家的思考十分新颖。宋冰还联系到东亚传统里个人与集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影响，“个人的人生经验对社会和社区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个人的生活路径和集体的路径也是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的。”

贾雷德提到，新冠疫情是全球性问题，它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只有世界都安全了，中国才算安全。同样地，即便美国没有了本土病例，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安全了。”

贾雷德认为，相比新冠疫情，气候危机，能源枯竭和不平等问题是更大的全球性危机，但各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是可见的。气候危机不会在两三天里杀死你，但你有可能死于气候危机带来的空气污染，粮食产量下降，海平面上升。这是全世界70亿人共同要面对的危机。”

贾雷德希望，此次世界各国联起手来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危机，能源枯竭和不平等问题的全球合作提供范本。

在问答环节，贾雷德回应了听众的提问。谈及未来各国政府在疫情上的应对，他给出了两种推测。“如果乐观地来看，世界各国会携手应对；如果悲观地来看，各国也可能变得更自私。”

有听众问他，如何让人们意识到危机就在眼前。贾雷德认为各国的领导应该发挥作用。“认识一个问题，可以从下至上，也可以从上至下。人们可以认识到一个问题，然后敦促领导人去意识到；反过来，领导人也可以让人们意识到问题。力挽狂澜的丘吉尔和今天的默克尔，都是很好的例子。”

82岁的贾雷德，在多个学科都有所建树，包括生理学、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和演化生物学。他成长于二战中的美国，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母亲是一位语言学家。

“我爸爸那时候在卧室里挂着地图，一张是画着欧洲战线的欧洲地图，一张是画着太平洋战线的亚洲地图。我就是对着地图和历史长大的。”贾雷德说道。

进入大学后，贾雷德发觉了很多兴趣，包括语言、音乐、医学、历史等等，“我很有幸能有三段职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实验室里研究生理学。第二份工作，我去了新几内亚观察鸟类。现在我的事业重心在地理和历史上。”

50岁时，贾雷德迎来了两个儿子，他们的到来改写了他的生活。此前，他是个专门研究胆囊的生理学家。“儿子出生后，我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不会依靠胆囊的研究，而是依靠地理和历史的世界。他们的出生让我开始为公众写作。”

贾雷德坦言，当他从一位研究者转型到大众作家时，有一些美国学者会“嫉妒”他，“美国学界期待研究者可以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当他们看到你开始为公众写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因为想不出研究课题才放下身段为大众写书。”

但他享受可以与读者对话的过程，“我每天都收到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一个牛津的学生在写一篇关于中世纪历史的论文，有一些事实搞不明白。他看了《枪炮、病菌和钢铁》后，说相信自己可以写出很棒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