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往事丨以死报党，绝不后退——父亲的“潜伏”岁月
原创 张翮天 张立功 军嫂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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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英勇战士在战火中的冲锋；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无名英雄在“潜伏”中的斗争。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数的优秀共产党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不怕牺牲，顽强奋斗。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而父亲张于道已经牺牲76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对父亲的思念无尽。谨以此文，缅怀敬爱的父亲。
张翮天，1950年初参军，是解放军第一所航校第一届毕业生，曾任空军某机场飞机机械师，后转业至上海宝山县某工厂任厂长。
张立功，1950年秋参军，长期在空军部队从事政治工作，退伍后回家乡上海周浦，任某公司工会主席。
现二人均已退休多年。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许多爱国热血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我们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员。
父亲张于道，字南明，1911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新场镇（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家境富裕。他是大家族中的长房长孙，名下的“长孙田”有近千亩。在山河沦陷、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父亲毫不犹豫投身抗日活动，从毁家纾难到以身殉职，用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和信仰。
卖田支持部队
1938年，中共党员朱人俊叔叔从湖北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委”）的安排下，开展浦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朱叔叔到浦东后，通过蔡葵（在我党控制的伪50团任7连连长）认识了父亲。当时，父亲的社会身份是南汇县新场镇张信昌绸布店“小开”（上海俗语，即小老板）。
因受家事及身体所累，父亲暂时未能离家参加革命。但他思想进步，向往着早日参加新四军，并积极支持我们的叔叔、姑妈参加抗日民族武装斗争。大叔张桥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延安抗大毕业后重回新四军工作；小叔张念椿1939年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卫生部工作；姑妈张衡玉1939年加入共产党，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认识了人俊叔叔后，父亲再次表达了参加新四军的愿望。当时，浦东的斗争环境十分复杂，敌、伪、顽三股势力和所属军队无处不在，党的力量未占优势。因此，党组织确定了“灰色”隐蔽的方针。据此，人俊叔叔开导父亲，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配合做抗日工作。父亲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任务。
1938年，受党组织委派在浦东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王三川伯伯、张大鹏叔叔，组织了“浦东抗日救国宣传队”，在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十几个乡镇进行抗日宣传、募捐和慰问抗日将士等活动。当时的奉贤县府在奉城镇，离我们家所在的新场镇很近，父亲将河西一处住宅供其食宿。
河西的房子有花园，父亲的书房也在那里。向来寂静的河西住宅顿时热闹起来。我们兄弟俩当时一个8岁、一个5岁，也曾悄悄地去过几次。
几十年后，大鹏叔叔对我们说，“一天上百里路奔波下来，一回到‘张信昌’（父亲绸缎庄店名）就像回到了家。于道给我们准备好了热菜热饭，烧好了洗脚的热水。早上天蒙蒙亮时，于道又给我们备好了丰盛的早饭。于道就像自家大哥一样。”
父亲冒着风险接纳这些爱国青年的同时，自己的思想、行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和委派的任务，河西的住宅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有段时期，我们家在上海的一处住宅，与人俊叔叔家离得很近，同在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父亲与人俊叔叔接触较多。当时，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通讯器材、药品和干电池紧缺，这些物资租界里能买到，但价格奇高。因为一出租界就是敌占区，这些违禁品运输难度很大。
1940年，父亲回到乡下，第一次卖掉自己名下的部分“长孙田”。长孙卖祖田，无异于败家子，是一件十分丢面子的事，父亲却全然不顾。同时，父亲还到邻近的航头镇找徐凯叔叔，因为其父徐景星老先生，在镇上开了一家轧花厂，时有花包船（装棉花的船）来往苏北。
父亲做事向来缜密。了解了水运途径后，邀徐凯叔叔一起去租界采购物品，还带上我们兄弟俩作掩护。记得当年，我们兄弟俩连续几天随父亲和这几位叔叔逛街买东西。东西备齐了，可出租界又成了问题。父亲又重金买通关系，终于安全运抵航头轧花厂。半夜时分，父亲和叔叔们一起，将这些违禁品塞进棉花包，运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营救抗日志士
浦委曾多次讨论父亲的入党问题，父亲因其自己的成分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直没有提出入党申请。
1940年，浦委派人找父亲谈话，了解他加入党组织的想法。父亲大喜过望，坚定地表明“早有此意”。他只是觉得陷入旧阶层太深，家累亦重，身体也是半条命——曾因肺病拿掉了7根肋骨，因此，本只想做进步的“觉新”（觉悟新青年），放手支持弟弟、妹妹走向光明。
就这样，父亲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30多岁，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家室之累丝毫干扰不了他勤奋地工作，优裕的家境生活丝毫影响不了他的革命热情。他愿意不计一切，以死报党，绝不后退。
1940年秋，时任浦委下属伪工委书记的朱人俊叔叔与父亲商量，设法以招工名义营救一批租界俘虏营里的原国民党官兵。淞沪会战后，部分国民党官兵退入租界，他们很想重返战场打日寇，但租界当局迫于日寇淫威，一直将他们关押在俘虏营里。
人俊叔叔和父亲利用市民探望日，多次进入租界与这些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挑选合适人员。同时，与租界当局有关人员接触，安排救人事宜。多年后，徐凯叔叔还清晰地记得，他和父亲曾两次到上海拉都路（今襄阳路）原国民党55师俘虏营，接送解救出来的有志抗日官兵。父亲事先为他们开好旅馆，做好路途安排。第二次去的时候，适逢下大雪，父亲和徐凯叔叔急忙购置寒衣，感动了久居俘虏营官兵的心。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哥俩随人俊、徐凯叔叔和父亲一起到国际饭店吃饭，招待租界有关人员。饭后，我们俩看跳舞、魔术，大人们谈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去参军之前，姑妈张衡玉才告诉我们，当时上海租界里日寇、汪伪、国民党特务麇集，环境复杂，父亲带着我们可避人耳目。
后来经过多次洽谈，租界松了口，同意部分人出去，但要写承诺书。保证出去的人不再扛枪当兵，招工的厂家要出示执照和账簿，并要有两家保铺，还要缴纳一笔保证金，费用不菲。
父亲回家再一次卖地。一时凑不齐，姑妈出了一部分，徐凯叔叔回航头镇让其父亲帮忙找保铺和提供厂方执照、账簿。就这样，以航头“久大”轧花厂招工名义，营救出了20多名抗日志士。
1941年，谢晋元将军被汪伪收买的汉奸杀害在俘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在租界俘虏营里的国民党官兵，被日寇全部送往东北当劳工。被营救的20多名抗日志士，安排在我党控制的伪13师50团7连、8连。大鹏叔叔说，这些人表现都很好，重返战场杀敌，有的还在军队负责政治工作。
再三请缨出征
我们的生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张翮天5岁，张立功2岁——编者注）。父亲再婚后，一直是继母抚养我们长大。继母的兄长、我们的舅舅沈汲，由黄埔军校第8期炮兵科毕业，有一名军校同学投靠了汪伪政权，在宁波警界任要职。舅舅在长沙会战后回家养病期间，几次三番被这个同学邀请去宁波镇海，组建一支水上警察大队，加紧对浙东新四军的封锁。
父亲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打入敌伪军的机会，立即向上级汇报，中共路南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十分重视。1941年10月，特委派王三川伯伯赶到新场镇的我们家，向父亲、顾敏叔叔传达路南特委指示：从张大鹏、何亦达部队抽调班长以上党员骨干打入；成立中共镇海支部，父亲任书记，王三川、顾敏任委员。中共镇海支部在河西父亲书房里宣布成立。
1942年2月，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王三川、顾敏、徐凯和父亲等一起，乘海防大队安排的船只前往镇海。镇海伪水上警察大队委任沈汲为大队长，王三川化名赵新民为副大队长。徐凯任军需主任，主要负责签发通行证“渡航证”。这支部队由我党完全控制，具体由王三川领导。
上级决定在镇海设立交通联络站，父亲回上海筹措资金。为了便于行动，父亲以行商身份在镇海领导工作。为了更好地掩护和开展工作，父亲与沈汲舅舅、徐凯叔叔的公开身份是亲戚关系。父亲平时与顾敏叔叔吃住在徐凯家。父亲出资开了一家“雪林”冷饮店，徐凯任经理，顾敏任副经理。联络站为地下党人员进出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障，并及时收集到敌伪军的动态和情报，撕开了敌伪的封锁。
1943年底，由于地下党人员往来频繁，敌伪对水上警察大队起了疑心。父亲和王三川及时觉察后，火速向上级汇报，迅速将部队撤回根据地，无一人员损失。在父亲关怀引导下，沈汲的勤务兵华中一、徐凯的勤务兵施向葵，也随部队一起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后来他们都入了党。
当年，浙东处于敌伪顽腹地，抗日根据地形势险恶。为及时掌握顽军动态，1944年春，上级决定派一位同志去浙南、江西、两湖等地，了解顽军上层动态。父亲得知后，请缨前往。浙东敌工委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幼子尚在襁褓中，家庭负担较重，难以下决心让他去完成此艰巨任务，一再劝阻。父亲觉得他去执行这个任务最合适，再三请战。
组织权衡之后，说好只允许父亲走到温州就回来，下半程另派人去。父亲还是坚持完成了浙南任务，岂料春夏之交时，在湖北老河口病发身亡。
当时，我们兄弟四人都还年幼。三弟4岁，四弟不到2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孤儿寡母的艰难可想而知。深明大义的继母从未怨过父亲，她带着我们兄弟四人艰难度日。1949年初，上海浦东率先解放。蔡葵同志担任第一任新场镇镇长，继母立即找到他，参加了革命工作。1950年，继母相继将我们兄弟俩送到解放军部队。1983年继母离休后，在家安享晚年，直至2004年去世。
父亲虽未牺牲于枪林弹雨中，但他公而忘私、带病奋战，毅然为党、为抗战事业献身，堪称抗战英雄。1950年，浙江省军区、上海市政府先后颁发烈士证书，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
1959年，人俊叔叔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我们去医院探望。那次，人俊叔叔讲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故事。他还说，“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想到你们的父亲孤身一人客死湖北老河口，心里很难受。当时很有价值的情报，就是你父亲最后从浙南送回的。”
父亲为了民族的利益，耗尽了全部的精力直至献出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与崇敬。
(本文刊登于《军嫂》2020年第6期，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山风
制作：崔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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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铁军往事丨以死报党，绝不后退——父亲的“潜伏”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