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小提琴家斯特恩的多重生活
对艾萨克·斯特恩的评价，尚未盖棺定论。作为曾经收入最高也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2001年去世，享年81岁）以拯救卡内基音乐厅免于被拆毁而闻名，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巡演的美国音乐家。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永久以他命名，在上海也有以他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
对一位伟大小提琴家的记忆往往会逐渐消失，但斯特恩的印记影响似乎反而日渐增长，尽管没有人会发誓说他能够跻身不朽伟人。让我提醒你一下，在他那个时代，小提琴家之间的竞争堪称激烈。斯特恩曾告诉我，海菲茨的演奏比任何人都要好10%，米尔斯坦比任何人都优雅两倍，梅纽因是世间苦难的痛苦承受者，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无可挑剔，艾达·哈恩德尔不可抗拒，伊夫里·吉特利斯更富犹太特色——尽管那个时代的小提琴家都是犹太人。然而，斯特恩在他们当中却独占鳌头，他的名字镌刻在永恒的名人堂之中，他的名牌几乎和安德鲁·卡内基在那里一样大。
在今年迎接斯特恩的百年诞辰之前，为他出版一本传记是非常及时的，即使这本传记只是为了将他的音乐生活置身于他的外在活动中，包括不停地为以色列国代言、与俄罗斯的文化外交、破冰的中国之旅以及对各种人才的慷慨资助，其中包括马友友、伊曼纽尔·阿克斯、伊扎克·帕尔曼和宓多里。他在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前79年》，只能算是他与他的朋友、小说家查伊姆·波托克的一次不经意的对话。
这本新作名为《艾萨克·斯特恩的多重生活》（The Lives of Isaac Stern），作者大卫·施恩鲍姆是爱荷华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也是一位业余小提琴家，对弦乐器中的政治、语焉不详的谱系以及滋养着这个不透明市场的幕后交易有深入了解。这本书的封底展示了斯特恩在白宫认真交谈的情景，他比肯尼迪总统矮了整整一个头，却吸引了第一夫人的全部目光。艾萨克·斯特恩真的拥有催眠的魔力。
他比梅纽因晚四年出生，成长于旧金山的一个移民家庭。梅纽因也曾在那个城市跟随路易斯·波辛格学艺，并且在7岁时就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首度登台献艺。艾萨克在身份议题上与梅纽因相距甚远，后者一直竭尽所能去避免说出“犹太”这个词。而斯特恩一生都标榜这一身份并且为此骄傲。他曾经对波托克说：“犹太人的整个事业都是从犹太区突围的组成部分。”他家里人说俄语，而非意第绪语；他的母亲目光远大，把他送出去学习法语。
他没到20岁时就在美国巡回演出，战争期间的积极表现使他在1947年时已经能够每年参演90场音乐会，从中获得的酬劳大约为10万美元——约等于如今币值的110万美元。施恩鲍姆先生估计，斯特恩在1990年代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四首贝多芬协奏曲就赚了6万美元，又是一个创纪录的价码；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那时单单演奏一场贝多芬就能拿到4万美元，算下来每分钟大约两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演奏家能拿到这样的报酬，但斯特恩当时已是音乐界的大腕，由ICM演艺经纪公司代理，该公司的古典乐部门主要为他和他的门徒服务。他的圈子被称为“斯特恩帮”，以某个犹太复国主义恐怖组织的名字命名；这个组织又被称作“犹太帮”，恐怖程度不相上下。
斯特恩经常飞以色列，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广告中都有他出镜。1951年他成为了第一位前往苏联巡演的美国小提琴家，他为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来美国创造了一句可爱的格言：“他们从敖德萨把他们的犹太人送到我们这里，我们也把我们的送给他们。”继尼克松之后，他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以西方的经典音乐吸引了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孩子们，同时创造了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法国给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瑞典为他颁发了极地音乐奖。他唯一回避的国家是德国，因为无法原谅大屠杀，不过他接受了年轻一代的德国音乐家。
只要斯特恩愿意的话，他就能展现出巨大的魅力，他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名人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卓别林、夏加尔到里根、伯恩斯坦。那些让他不爽的音乐家，例如小提琴家亚伦·罗桑，则声称斯特恩利用音乐演艺界的力量来摧毁他们的事业。《纽约时报》杂志版为他的六十大寿安排特稿，一位记者花了几周采访斯特恩及友人，但他后来发现，在热情的“编者按”之后，他的稿子在来自上面的命令之下被逐句撕碎，这可能是执行总编亚伯·罗森塔尔的命令，他是斯特恩的好兄弟。原稿中的尖锐话语在见报时已经残存无几，其中包括这么一句：“在艾萨克·斯特恩建议事情的时候，他首先会尝试他在通常情况下无懈可击的魅力，但如果那不奏效，就会试图强行通过。”
可悲的是，施恩鲍姆先生忽略了斯特恩对权力的热爱以及他运用权力时的欣喜。也很少提到他的三任妻子和一次可怕的离婚，更没有提到他对做生意的热情，这种热情能够使他在一场重要独奏会的中场休息时分给经纪人打电话。这本传记中的很多内容都让人感觉已经被消毒过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损失，因为一幅展示斯特恩放声大吼的肖像才能够显示一位曾经被每天长时间的练琴奴役的独奏家如何能够超越他手中的音阶，在城市风景中留下持久的印记。当斯特恩在1957年听说有开发商计划用一幢办公楼取代卡内基音乐厅时，他召集与他熟络的名人和富有的乐迷，一起成立了一个公民委员会来拯救这座音乐厅，其结果是纽约市买下了音乐厅，并于1960年将其租回给一个独立机构。在一场于卡内基举行的音乐会上，被听众们的掌声与致敬震惊的伯恩斯坦曾经低声对斯特恩说：“年少成名不是棒极了吗？”
他作为小提琴家的水平究竟如何？这很难明确判断，因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第30街的录音室的音效相当粗糙，而斯特恩在唱片上也没有像米尔斯坦和奥伊斯特拉赫那样光彩照人。当我在他的古稀之年听到他的演奏时，每年150场音乐会的生涯已经使他心力交瘁，双手虚弱，那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为有气无力的贝多芬。但他曾经首演过的伯恩斯坦、潘德雷茨基、亨利·迪蒂耶和彼得·麦克斯韦尔·戴维斯的协奏曲都能够证明他的高超技巧与不休抱负，他挑战作曲家要为他创作高难度段落，又以丝滑演绎取悦大众的耳朵。他是伯恩斯坦的《小夜曲》的最为重要的演绎者。他更希望世人能够铭记他所创造的音乐，而不是任何厅堂。他归根结底，还是沉浸于小提琴艺术中。
如果要窥见艾萨克·斯特恩的全部力量，你需要深入阅读《夜莺奏鸣曲》，这是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努力追寻其祖母莉亚·柳博舒茨毕生萍踪的编年史，莉亚·柳博舒茨是一位出生在敖德萨的小提琴家，后来成为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顶梁柱。莉亚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寻常，尤其是她富有女权色彩的独立精神。沃尔夫先生告诉我们，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和莫斯科的一位已婚律师同居，并由此了解了当时当地的音乐精英圈子。她同她的哥哥姐姐一起组成三重奏，在列夫·托尔斯泰的葬礼上演奏。在俄国革命后，她与约瑟夫·霍夫曼、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等人一起在欧美巡演，并在纽约首演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沃尔夫先生写到了当时他们的情愫，以及抛下恋情时的无悔。我被她作为单亲妈妈的足智多谋，以及把握重要机会的眼力所吸引。她未婚生下的儿子鲍里斯·戈多夫斯基成为了一位多产的美国歌剧制作人。两个孙子被培养成音乐家，而费城管弦乐团的前排小提琴家中一半都是莉亚的学生。
作者的弟弟安德鲁·沃尔夫是艾萨克·斯特恩的钢琴伴奏，在一次重要的巡演和录制塞萨尔·弗兰克奏鸣曲的前夕，他被诊断出患有脑瘤，而这本书的故事从此刻开始突然鲜活起来。大多数小提琴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聘请另一位钢琴家，但斯特恩没有这么做。“令人惊讶的是，他将此视为一个挑战，”沃尔夫先生写道，“安迪要接受治疗，这样他就会好起来，这是他的坚持。他只是需要动力……斯特恩将一架钢琴搬进了安迪住在贝塞斯达的酒店的房间里。安迪在某些时间段接受治疗。其余时间他应该练琴。斯特恩在夏天前来拜访，而他们还进行了排练。一位在世的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以这样慷慨的行为，给了安迪和我们所有人一份伟大的礼物——信心和希望。”这就是艾萨克·斯特恩。这个总是超越政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