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鹏：肯说真话，敢说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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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1 16:20

广东

来源：《政协记忆：我与共和国同成长》一书

口述人：韩志鹏，《广东侨商报》原总编辑

文中图片均由韩志鹏先生提供。

敢言也是侠义

很多人，尤其是在媒体专访的时候，总是喜欢问我敢言敢为的性格，是否遗传自父母。其实，我的这个性格与其说是来自血统，不如说来自小说的熏陶。

没有什么书读的文革期间，我却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公案小说、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记得少年时，《三侠五义》看了两三次，看完《三侠五义》还追着看《七侠五义》。应该说，小说里的众侠客，曾经都是我的偶像，对我的性格有过影响，为我日后人生观的形成做了些潜移默化的铺垫。事实上，负剑走天涯的侠客，与现代社会公民不无相似。“剑气书香”这四个镶在镜框里的大字，是一位知名书法家给我写的，至今悬挂在我的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收藏的一把龙泉宝剑，一直伴随了我几十年。我以为，侠义是精神深处的体现，是一种骨髓里的东西。

1972年从华师附中高中毕业后（文革期间更名为广州市第六十一中学），我被分配到广州轮胎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业余时间，我开始读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开始学会了思考。1982年，我考上了首届广东省电大汉语言文学系。1985年，电大还没毕业，就被借调到《广东侨报》工作。

1995年，我从《广东侨报》编辑部主任任上调到《广东侨商报》，当了19年的总编辑，一直到退休。这两家报社，也算是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的桥梁。因为长年与华侨华人打交道，我发现，对于爱国，侨胞们表达的方式通常是大声说出来，他们眼中容不得不良的社会现象。也许，我之所以敢言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新闻工作者尤其要仗义执言。

三年三提案促白云山禁车

2003年，我被推举为广州市政协委员，是从侨联这个界别产生的。头两年，很惭愧没进入委员的角色。那时候，参政议政的气氛，也不像现在这么活跃。不过，机会很快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爬白云山。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市民反映，都说山上车辆太多。要知道，白云山是我们广州的“市肺”，市民上山是为了吸氧，为了运动，为了休闲。机动车太多，吸的就是废气、是PM2.5，再者，山道上人车混杂，非常的不安全。尤其在一些弯道，可以说险象环生。于是我提交了有关白云山禁止社会车辆的提案，但白云山管理局的回复模棱两可。我不死心，第二年再提。这一次，改由白云山的上级广州市市政园林局答复。他们说，白云山限行的权限不在他们那里。

2008年2月19日，市政协全会第三天下午，我们第五组分组讨论期间，我向第五组全体委员通报了这个提案及其遭遇。我们组临时动议，决定由我出面，向大会秘书处申请紧急约见有关部门负责人。过去没有这样的先例！开始，大会秘书处不同意，建议我们会后再约，并且由组织上安排。后来，经过我们争取，也经过大会秘书处多方协调，终于在当晚深夜得到答复：第二天早上九点，市政园林局和白云山管理局的领导前来会议驻地，接受我们问政。

第二天的现场互动，委员们发言积极，政府有关部门回应负责，还有闻风而来的十几家主流媒体。应该说，我们这个临时动议，开广州参政议政的先河，广州政协的民主协商进程也应该记下这一笔。2015年，我被评为“中国十大地方决策新锐人物”，其中有一段入选评语是这样写的：

人大可以要求官员来接受质询，政协只是协商性质的，权力上远不及前者，但韩志鹏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竟然做到了人大代表都可能做不成的事情，堪称政协问政之先河。

经过面对面的交锋，我写出了第三份提案。我在提案中明确提出，请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处理答复。这一次，我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两个月后，关于白云山限行社会车辆的广州市政府令张贴在白云山各大山门。

2014年9月，韩委员在白云山山顶广场接受冰桶挑战。

“板凳委员”也要发表意见

2011年7月中旬，广州市举行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尽管我通过两个渠道都报了名，但无论作为政协委员还是听证代表申请人，都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连抽签产生的候补听证代表资格、到现场等待补缺的资格都没有拿到。怎么办？我这个人比较较真，于是自己带了张塑料小板凳直接去开会的宾馆等。

说起来这张板凳，还是政协组织我们委员参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发给委员在排队时歇息用的。

说话回来，我只能到会议地点的休息大厅等候，和不被允许进入会场的媒体一起坐“冷板凳”。就是那天，媒体封了我一个外号——“板凳委员”。不过，我虽然被拒之门外，无法直接向大会陈述意见，但当天的《羊城晚报》却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我撰写的《关于重开出租车调价听证会的建议》，一字不改。几天后，广州市物价局局长主动约见我。一个官员，一个委员，面对面坦诚交换了意见。

其实，出租车价格不是不可以上调，物价调整在所难免。但是有关部门要依法行政，召开听证会要有合理的依据，尤其是听证的程序要公开、透明，还要接受政协委员的监督，不要把政协的职能不当回事。

这些年，广州的有关部门，多多少少都对广州市政协有了些敬畏之心，广州市政协的威望空前高涨。怎么来的？这是委员们通过行使“话语权”争取来的。

2011年7月，就出租车调价听证问题，韩委员与广州市物价局长罗家祥交换意见。

为同德围30万民众“请命”

同德围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作为广州拆迁户、困难户的安置区，20多年来，这里的人口从1万多暴涨到30万，全挤在3.5平方千米的城乡接合部。2013年前，同德围市政配套设施严重短缺，没有一间公共厕所，没有一所完全的公立医院、完全的公立中学……更麻烦的是，同德围进入中心城区只有一条双向四车道。同德围出行难、就医难、入学难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在拷问社会公平,拷问政府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对广州进行总体平衡的能力，拷问市政府对这个城市片区的治理能力。

2012年两会，我把同德围问题写成了提案，并且在市领导和政协委员的界别座谈会上，当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意见和建议马上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天后，市领导约我到现场考察，决定对同德围进行综合整治。陈建华市长公开表态，这个是政府欠账，这笔账要还。几年后的现在，即根据2012年8月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同德围地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南北高架桥、六十五中同德校区、市中医院同德分院、同德公园、北环涵洞、南德变电站，还有垃圾压缩站、公厕等9个项目已经完工，地铁八号线北延段也投入运营。

这当中有一件事必须有所交代：2012年4月，根据市政府倡议，同德围成立了广州第一个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作为当地居民和政协委员，我被推举为公咨委主任。同德围公咨委有37名委员，主要由当地居民组成。“征集意见、协调矛盾、过程监督、工作评价”，我们根据四项职能开展工作，引导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基层治理，参与民主协商，参与同德围综合整治。同德围公咨委这个案例，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被称作“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声，协同善治的典范”。当然，这更是广州市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治于民、问效于民”以及城市治理创新的样板。以同德围公咨委为代表的广州公咨委制度，一经问世，就获得了“中国法治政府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