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探访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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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1 21:00

上海

原创缪迅上海老底子

初夏时节探访周公馆

文/缪迅

一个天气略显闷热的初夏日。午后，我和所在退休支部的党员同志们一起来到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参观。

毗邻复兴中路的思南路是一条幽静的小路，偶尔有几个行人和车辆经过，转瞬间又恢复了幽静。路的两边，一棵棵粗壮的树干伸展着枝杈围拢在一起，向天空形成一个散开的花瓣，像是在等待着夏日的到来。

周公馆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办事处。由于国民党拒绝中共设立办事处，只能以周恩来个人名义使用，因此对外便称之为周公馆。周恩来、董必武都曾工作在这里。内设办公及起居室。

一走进周公馆，就仿佛闻到了久远的历史气息。小楼底层有警卫室、一层是会客厅、二三楼是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宿舍。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一楼，后迁到三楼。董必武的卧室在三楼朝北的房间。墙上挂着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当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朝东的一间面积约14平方米，这是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内陈设非常简单，床上被子是办事处成立时发的，办公桌上是周恩来为上海各界人士于1946年10月4日为举行李公朴、闻一多公祭时，在追悼大会上亲笔写的悼词和他阅读的一些书刊。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中间的一间是饭厅，面积约20平方米，这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周恩来、董必武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用餐。

二楼整层楼面，是办事处外事人员的工作室兼卧室。陈列着收音机、英文打字机、油印机和编辑出版的《新华周刊》等物品。

三楼正中一间面积约40平方米，是办事处集体宿舍。朝北的一间面积约12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室兼卧室。

另外，底层还有传达室、汽车间。汽车间里停放着周恩来使用过的“别克”轿车（复制件）。

国民党在周公馆附近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工作环境十分险恶。特务每天24小时不中断地监视着周公馆里的一举一动。每次周恩来的车一开出门，后面便有特务的车一路跟踪。每天出入于周公馆的人士都被特务一一记录上报。在楼上的房间里向对面望去，隔路就是监视周公馆的小楼，有限距离也就二十来米，周公馆里的说话声，对面都能听到。

走进周公馆的每一个房间，都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残酷斗争的环境。那种仿佛安静的环境下，在那幽暗的光线和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办事处的所有同志，就是在这样艰险、恶劣的环境中，在这栋“危楼”坚持工作到1947年2月。1947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封锁周公馆，董必武冷静地主持了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布置好各项任务后才撤离。

1947年3月5日，中共驻沪人员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南京。3月7日，在董必武率领下同驻南京人员一起返回延安。

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全面内战其实已是“箭在弦上”，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大军包围6万中原李先念部队欲一举歼灭。“中原突围”即是内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或许，蒋介石还未完全做好战争的准备，还要一段“缓冲期”来障人耳目、遮掩视听和进行军事部署。或许，只要和平尚有一丝希望，那么中共和一切爱国和平人士还是愿意竭尽全力地争取之。总之，在1946年6月至1047年2月内战已经爆发的这9个多月时间里，在国统区的心脏地区的上海，在思南路这条幽静的小路上，还有一个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周恩来在这里工作、生活，曾在此接待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铁城及第三方面代表沈钧儒、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还举行过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到这里居住过4次，时间最长的一次达一个多月。在这里，周恩来领导着其他同志进行了一系列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谋取和平、揭露内战阴谋的工作，对争取民心、最终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如今周公馆里的陈设大都是复制品或从他处取来。不过本着尊重历史、整旧如旧的原则，所有的陈设和展品也都是“老物件”。当年撤离周公馆的中共办事处的同志当然尚未有“超前意识”，有意识地带上一些物品以便解放后留作纪念品。董必武在撤离周公馆时曾对关心中国命运、同情和赞成中共主张、为中国前途而担忧的民主人士说过：“用不了太久，我们就会回来的”。果然，在中共办事处人员撤离后的第三年即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总统府”上升起了红旗。5月12日至27日，人民解放军战上海，南京路上走来了胜利之师。10月1日，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诞生。或许，国共双方都没有想到，这场决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仅仅进行了三年就胜负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