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作家“姐姐”们
万众期待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终于在上周末开播了，虽然没预热没宣传没热搜，但它掀起的热潮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豆瓣评分也高达8.5，足可见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难怪节目有如此热度，谁会不喜欢自信强大、敢想敢做的姐姐呢？
其实在文学领域，也有不少作家“姐姐”，她们打破世俗枷锁，不被他人定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自己的热爱中活着，在文学世界里璀璨发亮。
比如，拒绝婚姻、拒绝生育，终生与萨特保持着开放式关系，写出女性主义经典作品《第二性》的西蒙娜·德·波伏娃。
比如，带着女儿来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笔将半个法国文坛收编到她的男式马裤下，又让另外半个文坛用唾沫淹没自己的乔治·桑。
又如，对每一个经过她生命的有头脑的男人写尽暧昧奉承之语却终身未嫁，生前没有署名发表过任何一首诗作，死后却被冠上和惠特曼、爱伦·坡齐名的“美国夜莺”之称的艾米莉·狄金森。
以及，连下楼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却胆敢以一场异国私奔在英国文坛上炸起一地飞尘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
在世俗的眼光中，她们特立独行，甚至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她们活得热烈而绚烂，勇敢且传奇。在对生命的激情中，在爱中，在和男人的博弈中，她们以文字书写人生，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也在男性为主的文学世界里炸开了一道不容忽视的裂口，走出了女性写作的另一条路。
在多年后的今天，隔着历史长河在文字里与她们心心相惜的另一位女性作家张翎，出于对这些作家“姐姐”的好奇，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并同样借以文字的形式，完成了对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乔治·桑这三位十九世纪女性作家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之作——《三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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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
文 | 张翎
《三种爱》序言
小说写得久了，我的大多数熟人朋友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毕业于某某学院的中文系。少数几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们的朋友介绍我时，则会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外语系”。每当此时，我总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是“外文系”不是“外语系”。
“语”和“文”在别人看来只是皮毛级别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为此纠结。但对我来说，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差别。实用主义者已经把一门语言从它蕴含的人文背景里剥离开来，把它制作成一样简单的劳动或贸易工具。对那种“外国语是 ×× 武器”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忍不住要为此发出点类似于婴儿不适时发出的嘤嘤声——那是我的微弱抗议，即使我的声音听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点矫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个学科， 全称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进入外文系是一个纠结痛苦的决定，至少在当时。不，准确地说，那都不能叫作决定，因为在权衡的过程中，我起的作用远非是决定性的。报考外文系，是许多考量因素相互碰撞之后形成的一个妥协。当时“文革”刚过去三年，记忆的阴影还紧紧尾随着我们。我父母跟其他人的父母没有太大差别——都希望能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鉴，替子女设计一条远离灾祸的太平安稳道路。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管分配，工龄相同的毕业生薪酬没有差别，所以收入多寡并不在父母们的考虑范围。我那一生胆小谨慎却没有因此受益的父母，坚定不移地相信从医是我的最好选择，因为无论在什么年代，人总会生病，医生在刀光剑影里也能安然生存。向来乖巧听话的我，在那一刻却有了一丝至死不从的决心。我想象中的高考志愿表上，每一个空格里填的，都应该是中文系。双方经过一个顽强的僵持阶段之后，最终得出了一个并不兴奋却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不考医学院，也不考中文系，而是用我自学了数年的英文基础，去冲击外文系的大门。
命运给我的嘲讽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谋生，我后来还是成了一名听力康复医师——那是多年之后发生在另一个大陆的事。
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像个被逼着嫁了个次等丈夫的女子，多少有点无精打采。在外文系就读的最初日子里，我内心有着强烈的挫败感——为尚未展开就已夭折的文学梦，为置身于一群见过世面的上海同学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兴奋点被真正点燃，是在第二个学年，当基础语言培训阶段结束，课程逐步向文学倾斜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外文系，课程设置环环相扣，相当细致全面。除了专业英美文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还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哲学、欧洲文学史课，骆玉明、丰华瞻、索天章、葛传椝等诸位先生，都曾经是任课或讲座课的老师。他们别具一格的授课风格，在我记忆中烙下永久印记。
我的大学时代，原版英文资讯非常贫瘠，学生只能依赖从外文书店购买的纸质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学史料（那时大家都毫无版权意识），以及学贯中西的老教授们的口授，渐渐进入一个由许多振聋发聩的名字组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中寻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后来才出现的，稀少且彼此间隔遥远，正应了一句英文成语“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虽少且间隔遥远，但一旦出现，便带着响亮的不可复制的独特回声，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们在文学史上炸开了一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缝。女人随时有可能掉落淹没在缝隙中，所以她们得奋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种奇闻逸事。
比如那个带着女儿来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笔将半个法国文坛收编到她的男式马裤下，又让另外半个文坛用唾沫淹没自己的乔治·桑；还有那个与有妇之夫公开同居，使整个伦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笔名发表作品的乔治·艾略特；还有那个对每一个经过她生命的有头脑的男人写尽暧昧奉承之语却终身未嫁，生前没有署名发表过任何一首诗作，死后却被冠上和惠特曼、爱伦·坡齐名的“美国夜莺”之称的艾米莉·狄金森；还有那个连下楼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却胆敢以一场异国私奔在英国文坛上炸起一地飞尘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还有那个让徐志摩惊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怀抱里轮番索取温暖却最终心怀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儿……
这些女人在她们生活的年代， 被归入有伤风化的圈子，大多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对宽松的社会标准，她们依旧是惊世骇俗的异类，但毫无疑问她们创造了历史。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她们从男人的源头走出来，走入了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渐行渐宽，渐行渐远，最后成为和源头相映生辉的另一条河流。假如从世界文学史的版图上抹去这条分支，河流将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对这些女作家情感经历的兴趣，远超过对她们文学价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对自己几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无羞愧忏悔之心。正是对她们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领我一步步地走入她们的头脑和心智。其实，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她们同时使用着脑子与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同时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她们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她们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利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笔名，悄然渗入瓦解并重塑男人的世界。
用英国小说家、批评家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在和男人博弈的过程里，写书的女人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情爱的，欲望的，文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她们在风花雪月的书写中，鲁莽地插入了对贫穷不公、性别差距、黑奴贸易、战争、独立等社会问题的见解，瓜分了惯常属于男性的话题。男人们一夜醒来，突然发觉那些他们一直以为是花瓶和饰物的女人，除了对诗歌的韵脚、小说的桥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逻辑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复杂——震惊，疑惑，赞叹，嫉妒，仇视，不屑……各种情绪纷沓而至，兼而有之。梦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盟友，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敌人，有的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分化的过程很长，一路延续至今。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灵真相的欲望。这个欲望由来已久，却因故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几年前我辞去全职的听力康复医师职业，赢得了时间的支配权，才慢慢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
这个旅途始于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在动笔书写这本书之前，我都专程去过她们的故居——法国的诺昂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我在她们的卧室里凭窗站立，借她们曾经的视角，想象她们眼中曾经的世界。
在她们的旧居，在她们身世的记录中，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远隔着大洋而居的女人们，一生中也许有机会见面，也许永远没有，但她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着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宁夫人曾经以羸弱之躯，冒着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险，在寒冬里穿越半个巴黎去寻找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卧室墙壁上挂着的唯一饰物，是勃朗宁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画像……原本素不相识的她们，从世界看待她们的目光中，认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里，她们是数目稀少却忠贞不渝的盟友。
在她们故居采风途中，我也曾探访过她们的墓地，在她们的棺椁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语，有时是一张纸条，有时是一块石头。她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旧迹，使我漂浮在半空的灵感砰然落地。站在她们墓碑前，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她们的灵魂。我猜测着她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会怎样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还是更为艰难？其实，疼痛没有可比性，艰难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龌龊、羞辱、辛苦、辉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后世有人会想起今世的写作女人，能在今世写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块石头，如同我给前世写作女人摆上的那一块，已很奢侈。
离开她们墓地，我知道我的路还会持续下去，我还会走入曼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在她们的墓碑放上我的纸条，我的石头。
或许，还有我的书——关于她们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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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爱》
著者：张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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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乘风破浪的作家“姐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