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方广锠：为什么主张敦煌遗书“废弃说”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所著的《佛教文献研究十讲》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历年所写关于佛教文献研究的论文24篇，分別论述学术研究及其与学术资料的关系、敦煌遗书的性质及其与敦煌藏经洞的关系、写本学的建设及佛教文献的鉴定等问题。

在其新书《佛教文献研究十讲》出版之际，澎湃新闻就世界敦煌遗书分布、敦煌遗书“废弃说”、写本学等问题与方广锠进行了对话。

 

方广锠，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独著、合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等20余部。主编、合编《藏外佛教文献》《中华大典·哲学典·佛道诸教分典》《中国思想宝库》《开宝遗珍》等10余种，各类敦煌遗书图录200余册。目前，他正在编纂世界汉文敦煌遗书总目录及从事佛教文献数字化工作。

 

澎湃新闻：可否谈谈你是如何走上研究佛教文献及敦煌遗书之路的？

方广锠：六七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场“评法批儒”，把中国哲学史简单地分成法家、儒家。我曾经看过不少杂书，觉得“评法批儒”回避了佛教，不少问题没讲清，由此对佛教感兴趣。那时没有人教，看的是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我看到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招收佛教研究生，就报了名。后被录取，跟随黄心川先生学印度佛教。1984年又考任继愈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希望深入研究印度佛教，但任先生正在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他说：现在是编资料的时代。我们国家需要建立佛教文献学，你要承担这一任务。把我的研究方向定为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当时给我的任务是把敦煌遗书中历代大藏经没有收入的佛教文献整理出来，收入到新编的《中华大藏经》中。我从那时起进入敦煌学，至今没有出来。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如何解释“大藏经”？

方广锠： 大藏经是按照一定标准加以取舍、按照一定结构加以编纂，并具有一定外部标志的佛教大丛书。佛教传入以后，历代都有人编辑佛教经典。到了隋代，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大藏经已经正式的形成。此后，历朝历代都编纂大藏经。早期是写本，后来是刻本，近代出现铅印本，目前已经进入数字化大藏经的时代。在唐朝，一部标准的藏经是1076部，5048卷。宋代《开宝藏》早期刻版是13万块版片，要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只有皇家及少数有条件的寺院才能编纂。中国有两个文化传统，一个是历朝都要为前朝修史，还有一个是每个朝代都要编大藏经。

在大陆，由任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分为正编、续编。正编从1982年编到1994年，共106册。加上总目是107册。正编完成后，任先生又发起编纂续编，可惜2009年先生过世，续编还没有编完。目前由杜继文先生负责，正在进行。

敦煌藏经洞 

澎湃新闻：本书的《敦煌遗书与敦煌藏经洞》论述了敦煌遗书的研究价值，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您主张“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所藏是当时废弃的经卷。

方广锠：最早提出“废弃说”的是斯坦因。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肯定做了翻捡，但藏经洞内文物基本保存。1907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所看到的，应该与藏经洞刚发现时的原状相差不大。当时给他的感觉，这是一批神圣的废弃物。这句话写在他的著作中。所以斯坦因最早提出“废弃说”。

后来伯希和进洞，考察后提出 “避难说”。认为这些文物因躲避西夏进犯而藏匿。理由有两点：一是洞里面东西特别乱，二是藏经洞里没有西夏文。但伯希和是藏经洞发现8年后进去的，他自己也说：8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翻捡过。没有西夏文的确是一个判断藏经洞封闭年代的重要依据。但是，吐蕃占领敦煌，佛教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是有了大发展。那同样信佛教的西夏打过来，敦煌的佛教僧人为什么要避难？这里说不通。所以后来就有人设法去找不信佛教的势力威胁了敦煌，来论证“避难说”。

敦煌遗书

我主张“废弃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如果藏经洞属于避难，那寺庙僧人首先要藏什么呢，肯定是贵重的、完整的大藏经。史书记载，敦煌地区当时至少有两部北宋颁赐的金银字大藏经，还有木刻《开宝藏》。如果避难，藏经洞中应该藏那些藏经，但实际只有几卷金银字写经的残卷，没有金银字藏经。法国收藏一件《开宝藏》残片，但它不是出于藏经洞，而是出于莫高窟北区。

第二，当时，一部标准的大藏收经1076部，5048卷，我整理过藏经洞里的入藏经典，只有390多部，连标准大藏经的一半都不到。日本的一个学者也独立做了同样的工作，结果相同。就这390多部佛典来说，很多不完整。比如《大毗婆沙论》应有200卷，藏经洞中只有少数几卷，远不够一部。很多数量奇多，如《法华经》《金刚经》。这是由于阅读《大毗婆沙论》的人少，损坏的就少。而据说书写、读诵《法华经》《金刚经》的功德特别大。所以使用的人多，损坏的就多。

另外我曾经做过统计，藏经洞的大部分都是残破的。比如北图敦煌遗书中，文献首尾完整的只有458号，占总数2.76％。英国首尾完整的比北图多，有876号，占总数8.3%。如果从文物的角度来说，一个完整的卷轴装，应该有护首、尾轴，那么北图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1号。英国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2号。为什么英国会比北图多？这不奇怪，因为斯坦因去得早，王道士给他的时候是整包整包地拿。北图的藏品本来就是被挑剩下来的，入藏北图前还被人偷过，于是更加残破。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敦煌遗书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应该以斯坦因搞到英国的作为依据。

斯坦因在中国探险时有个中国助手叫蒋孝琬。他曾经帮助斯坦因整理敦煌遗书，包括编号与定名。他把自己的工作直接写在卷子上。现在英国的很多卷子上都留他当时的工作记录。例如，蒋师爷编的第9号就写明：“内无头尾破经三块。”我们在英国查核，的确是三块：一块51.6厘米《法华经》，一块77.2厘米《涅槃经》，一块59.9厘米，是个三阶教经典。蒋孝琬的记录常有“破烂不堪经”、“破烂不堪经一捆”、“破无头尾经”等记录，可见斯坦因最初得到就是一批破损的东西。

澎湃新闻：目前，您致力于编出敦煌遗书总目，为此长年在北图，以及去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乃至私人藏家处考察编目，可否谈谈有关经历。

方广锠：任继愈先生于1988年调到北京图书馆当馆长。1989年，他把我调到北图，目的就是为了整理北图的敦煌遗书。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几年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了，图录146册，从2005年到2012年全部出版。目录分为四卷，第一卷《编号对照卷》， 第二卷《馆藏目录卷》，共计1600万字，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13年、2016年出版。还有《分类解说卷》与《索引卷》两卷，有待出版。

英国图书馆共藏汉文敦煌遗书14145号，上世纪曾由翟理斯编了一个目录，收入比较完整的6980号。下余的由于残缺严重，没头没脑，没有编目。当时不像现在有电子本大藏经可以检索，查核一个残片到底是什么经典，完全要靠人工翻阅《大正藏》。所以后来英方希望能有中国学者去从事这一工作。最早是北大历史系张广达先生向我转达英方的这一希望。后来我从1991年到2009年，先后18年，共去了7次。每次人数有多有少，少的一个人，多的5个人。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两周，长的半年。我们去英国，原计划是编他们没有编完的部分。但后来考虑，翟理斯的目录在当时来讲，编得很不错，但已经不适应今天敦煌学的发展需要。尤其是我们建设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数据库对入库数据的格式有统一要求，翟理斯目录无法进入数据库。所以，我们跟英方商量以后，把翟理斯编过号的6980号按照数据库要求的格式全部重新编目。应该说，英国图书馆，特别是中国组的组长吴芳思博士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她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上述工作。

敦煌遗书有文物、文献、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英国方面还给我赠送全套缩微胶卷。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先利用缩微胶卷查出残片上的文献。到英国之后，着重采集遗书的文物的数据、例如长、高，判定遗书的真伪与年代。由此加快了编目的速度。

1991年我借英国的机会，特意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考察过。2018年，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了半年，采集了编目所需要的基本数据。法国图书馆有关方面、原法国科学院敦煌组的郭丽英先生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国内外散藏的工作也在陆续做，有些顺利些，有些困难些。尽力而为吧。有些图版已经出版，今年将要出版香港地区藏敦煌遗书。

澎湃新闻：那些无头尾的经卷的编目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方广锠：没有电子本大藏经之前，那种残头缺尾的遗书的定名，的确很困难。有一次，为落实一个残片的定名，我翻了好几天《大正藏》，最终也没翻到。即使这样，也不敢说《大正藏》里没有这一文献。现在有电子版的藏经，这一工作就容易多了。 

澎湃新闻：在鉴定、编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伪作？哪几件令你印象深刻？

方广锠：在敦煌遗书中确有伪作，但不多，基本上分布在散藏敦煌遗书中。有若干件很有名气的高古遗书，实际上是上世纪30、40年代伪造的。北图有几件伪作，是1949年以前有人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监守自盗。我已经写文章说明这一问题。

在英国、法国的鉴定实践中，更多的是遇到把非敦煌的遗书混入敦煌遗书。如在法国，有一批东西，一看纸张就是近代的纸，内容也不对，查阅后发现，这批东西是伯希和在1930年从北京搞到的，后来放到敦煌遗书中了，他们的内部记录是清楚的。还有，若干年前法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者发表文章说敦煌遗书中有竹纸。这对研究中国造纸术来说是一个新突破。但我考察原件，发现这是王道士放进去的，是清朝道教的东西。其实，伯希和当年就发现藏经洞中有王道士放进去的东西，还做了记录。

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斯坦因当时考察过高昌、米兰等新疆很多地方，也得到一些古代的遗书。有的就混到敦煌遗书中。此外，英国敦煌遗书中混进去一个清朝打官司的状子。有意思的是还混进去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时考察队的账单，上面记录的是买了多少肉，分给谁多少等等。从人名看，这些队员都信奉伊斯兰教。上面还提到“迪化”，这是清代对乌鲁木齐的称呼。

各收藏单位管理方式不同，有时难免会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北图的惯例，凡属写经均集中存放。这样就把日本写经也存到敦煌遗书中。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北图内部的记录标注得清清楚楚。

澎湃新闻：目前，敦煌遗书在世界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何？

方广锠： 我对汉文敦煌遗书在世界的收藏情况有一个大体的调查与统计。因为每一号敦煌遗书有长有短，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最长的敦煌遗书有52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甚至几厘米。所以，号数的多少不能说明一个单位实际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现在有了数据库，所以我引入用总长度（或总面积）来统计某单位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大体如下：

就目前统计，世界汉文敦煌遗书的总数约有61,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编号到16,579号（包括少量非汉文），就总长度（或总面积）而言，约占敦煌藏经洞出土敦煌汉文遗书的40%。英国收藏了14,000多号，约占28%。法国是4000多号，大概占到13%。俄罗斯编号数量最多，编了19,000多号，但由于他们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残片，合计总长度（或总面积）只占4%。中国大陆（北图以外）、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公私收藏总计约有4000多号，约占9%。日本公私收藏总计约有3000多号，约占8%。西欧、北美还有一些零散的收藏，总计只有几百号，约占1%。

传统认为，世界收藏敦煌遗书的单位是中国第一，英国第二，法国第三，俄国第四。如果按编号数量算，俄国有19,000多号，最多，但如果按经卷的长度（或面积）算，俄国所藏甚至比不上日本杏雨书屋，日本杏雨书屋才是世界第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

敦煌遗书形态很复杂。而且它包括了文字、文献、文物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以前我们大部分还只是说看里面的文献，实际上它的文物价值也很高。不同时期的纸张、写本的装帧等。下一步就是努力完成总目录。如果没有总目录，就无法把散落的经卷找齐，只研究部分经卷对研究的结果会产生影响。同时，在敦煌学领域里，由于新资料的出现而做重复的劳动太多了。做资料型工作也是为了给大家省点劲。

敦煌遗书具有年代久远、数量庞大、文种繁多、文化多样、内涵深邃、形态复杂、收藏分散等七大特点。故敦煌遗书的编目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据形态复杂、数据相互关系复杂、数据本身具有不定形性等四大特点。现在做编目，传统的这种书型目录是不行的了，所以我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设计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用数据库来做。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强调了写本学的重要性，也论及了写本的特征：唯一性与流变性。

方广锠：这是写本的两个基本特点。 写本形态非常复杂，里面可以研究的信息非常多。

造纸术产生后，在刻本前，大约有700年，写本是中国典籍的主要依托。人们后来研究刻本，产生版本学。但以前没有条件研究写本，所以700年文化依托难明。敦煌的6万多件写本，可以让我们建立起写本学，使中国文化这700年失落的依托明朗起来。

澎湃新闻：目前您跑过世界多地研究敦煌经卷，这6万多经卷中，哪些经卷的数量比较大？

方广锠：这些年新采集的数据，有些还没有输入数据库。依据数据库前些年的统计，大体如下：

敦煌汉文遗书总计约61000号。其中，《妙法莲华经》约7800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约5400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约3500号，《大般涅槃经 》约3200号，《金光明最胜王经》约2000号，《无量寿宗要经》约1800号，《维摩诘所说经》约1500号，《佛名经》约1200号。

以上8种小计约26400号，占据总数约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