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处境艰难的尼泊尔劳工移民：回国前与回国后

虽然世界主要关注新冠疫情对欧洲、北美和东亚等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影响，但这场危机同样也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对此的相关讨论和分析依然不足。这些国家中有不少都深深融入全球商品和劳动力供应链，劳动力迁移不仅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还是重要的财政资源（移民工人汇款占全球3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占另外27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上），有利的促进了国内经济活动的开展。疫情之下，大量移民工人失业，除了汇款的下降，这些国家还需要接纳越来越多无法在移民目的国找到工作而返回的劳工移民，这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负担。

尼泊尔有较为悠久的劳工移民历史，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稳定等原因，大量尼泊尔人前往印度、马来西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寻求工作机会，以求摆脱贫困，改善和提升家庭生活水平。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劳工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一直为人们关注和讨论，不少新闻报道中都介绍了他们的艰难处境，尼泊尔国内要求政府接回失业劳工的呼声持续不断，一些失业劳工被困国外已经长达两个月。5月以来，聚集着大量尼劳工移民的国家（印度和海湾国家）多次刷新日新增病例，疫情进入发展期，民众要求接回劳工移民的呼声更为高涨，尼政府也终于宣布计划接回急需回国的尼泊尔公民。与此同时，尼泊尔近期疫情也越发严峻，政府不仅在接回过程中面临航班不足、防疫压力大等困难，大量的返乡劳工的就业问题更是加剧了国内本就严重的就业危机。对于尼泊尔劳工移民来说，在疫情之前，他们的处境本就不好——健康风险、社会排斥、劳动压迫等，疫情之下他们没有工作，日常生活维持困难，还因为各国的交通管控等封锁政策难以回国，然而回国之后他们的处境似乎依然艰难。

 一、近期疫情：尼泊尔和移民工人主要目的国

（一）尼泊尔疫情发展

五月中旬以来，尼泊尔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出现大幅增长，截至5月11日，尼泊尔累计确诊病例121例，而5月12日和18日单日新增病例分别为83例和80例，26日到28日连续刷新日新增病例数记录，分别为90例、114例和156例。到5月28日卫生部发布的声明中，尼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42例，全国77个地区中超过50个地区出现确诊病例，超过八万人处于隔离状态，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确诊病例还会大幅增加。最近新增的病例中，还相继出现了军人、警察和医生等职业群体。如图1所示，尼泊尔确诊病例主要分布在南部，确诊病例最多的四个地区是Banke（171例）、Rautahat（126例）、Kapilvastu（109例）、Parsa（95例）和Jhapa（78例），都处在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确诊病例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尼政府加大了检测力度，到5月28日，尼全国已经进行了60696个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测试 和102034个RDT（快速诊断检测）检测；另一方面可能是从3月24起实施的全国性封闭政策未能有效实施，尤其是尼印边境的人员流动未能完全停止，不少人员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尼泊尔。

图1：尼泊尔确诊病例分布图
注：图片来源：加德满都邮报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来自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更新至2020.05.28.

面对疫情的增长，尼泊尔本计划放松的管控政策又日趋严格，目前，尼泊尔边境关卡封锁、国际航班禁令已经延长到6月14日，这已经是3月22日首次颁布禁令以来的第五次延长。首都所在的加德满都谷地内已有10例确诊病例，为了控制疫情在此地蔓延，尼政府全面封锁加德满都，规定自5月20日起，除非紧急情况，禁止所有人员和车辆进入加德满都，只有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物资的车辆可以进入，之前颁布的通行证全部吊销，在此决定颁布前，估计每天有超过2000人进入加德满都。

（二）印度疫情与两国边境争端

如图2所示，五月以来，印度多次刷新单日新增确诊最大增幅，到5月19日成为全球第11个累计确诊数超过10万的国家，5月22日新增超过6000例。虽然其在5月之前的病例增长并不高，但由于印度人口数量大、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社会分化，其疫情蔓延仍然关注，近期的增长可能印证了人们的担忧。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印央行在5月22日预测2020-2021财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跌至负增长。在确诊病例依然不断增长的同时，面对国内的经济压力，印政府还不得不在5月18日开始的第四阶段的封锁中，放宽对经济活动的限制。

图2：3月以来印度日新增新冠病例条形图
注：图表来源：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区域网站，更新至2020.05.29.

 尼泊尔和印度一直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2019年印度废除了宪法第370条，从而废除了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的自治地位，将这两个地区划分为其联邦领土，并将Lipulekh置于其边境之内，之后尼泊尔多次呼吁对话，但印度没有回应。近期的争议起始于印度2020年5月8日修建的一条经过Lipulekh的公路，尼泊尔政府一直将此地视作本国所有，在政府报告中也将其纳入，作为回应，尼于5月20日发布了一份新地图，其中所划领土面积比旧版地图要多出335平方公里，明确Kalapani、Lipulekh和Limpiyadhura三个地区为尼所有，印度于当日即发表声明，称尼这一做法是“unjustified cartographic assertion（不合理的地图主张）”。目前，尼印双方似乎都没有将这一问题国际化的计划，而是谋求对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政治层面解决问题，但这一议程可能要等到疫情结束之后才能有效推进。

图3：尼泊尔政府新颁布的地图

考虑到印度对尼泊尔疫情发展的影响，两国在疫情期间的领土争端可能引发更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如图1所示，尼泊尔大量病例集中在尼印边境地区，近期的增长高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从印度而来的非法入境者。这与两国的开放边境有很大关系，人员的自由流通使得大量尼泊尔人前往印度寻求工作机会，不少印度人也来尼泊尔做生意，虽然自从疫情出现以来，双方都采取了封锁政策，但是长达1800公里的开放边境上依然有人私自进入尼泊尔，其中既有尼泊尔人也有印度人，他们没有经过边境的检疫站，成为尼泊尔国内疫情的巨大威胁。目前，尼国内民众已经有关于印度在尼“传播疫情”的指责，总理奥利在5月19日的议会演讲中公开指责印度“在尼泊尔传播新冠病毒”，并且说到“来自印度的病毒看起来似乎比（来自）中观和意大利的更具致命性，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领土争端导致的政治局势紧张是一旦影响双方的抗疫合作，不仅会直接影响双方疫情防控工作，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还可能加剧民族情绪的增长，引发更大的冲突。

（三）马来西亚和海湾国家——其他劳工移民主要目的地

根据尼泊尔劳动和就业部2018年发布的《劳动力移民和就业——尼泊尔现状报告: 2015/2016–2016/2017》，在过去九个财政年度(2008/09 - 2016/17)，尼泊尔劳工移民获得了在153个国家工作的许可，在此期间发布的300多万份外国就业许可证中，排名前五的国家（不含印度）是：马来西亚（29.88%）、卡塔尔（21.57%）、沙特阿拉伯（20.37%）、阿联酋（10.62%）、科威特（2.54%）。虽然马来西亚起初一度是东南亚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从3月18日开始实施“行动限制令”以来，其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整体稳定下降；到5月29日，累计确诊7629例，现有确诊1345例，计划有步骤、有区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科威特

图4：海湾四国疫情数据和发展情况

注：1.每张图从上往下依次为：累计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治愈病例；日新增病例数；日新增死亡病例数。2.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网站，最后更新日期2020.05.28。

疫情期间，在海外的劳工移民的困境引起尼国内广泛关注，其中广为讨论的一类是在海湾国家工作的尼泊尔人。5月以来，多个海湾国家日增病例连创新高，从图4中可以看到，聚集了大量尼泊尔劳工移民的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四国的疫情都还在增长期，日新增病例基本都是上升趋势。疫情期间，海湾各国也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控政策，不少生产活动被迫停滞，那些存款不多的劳工移民失去工作之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因为各国的航空管控也难以回国，伴随着封锁政策的不断延长，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加之目前海湾国家的疫情依然严重且有增长趋势，他们会更为迫切地想要回国。

二、劳工移民的重要性与其脆弱性

（一）劳工移民的重要性

国际劳工移民是尼泊尔许多人的主要生计战略，传统的移民目的地是印度，而自1990年尼泊尔民主运动以来，国内政治不稳定、获得旅行证件和护照变得更加容易、东南亚国家和海湾国家的经济崛起、尼泊尔信息流通和贸易自由化的增加等多种原因使得尼泊尔劳动力跨国迁移数量和目的地多样化迅速增加（Thieme & Wyss，2005[1]）。在国外就业是尼泊尔国际移民的最重要动机，尼泊尔政府也意识到这一增长趋势，先后于2007年、2012年颁布了《联邦就业法》和《外国就业法》，加强了对该领域的支持和管理。政府最早的记录显示，1993/94年只有3605名尼泊尔移民出国就业；然而，自2001年以来，每年有超过10万份劳工许可证被申请到除印度以外的目的地国家，在2013/14年度达到51.96万份的峰值。

图5：汇款占尼泊尔GDP比重折线图
图片来源：《劳动力移民和就业——尼泊尔现状报告: 2015/2016–2016/2017》

劳工汇款是尼泊尔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5所示，在2008/09 - 2016/17九个财政年度里，尼泊尔历年收到的劳工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1.2%增加到26.9%，移民工人带来的汇款总额大而且不断增长，从移民汇款占GDP的比重来看，尼泊尔是世界第四高的汇款接受国。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当时大约有56%的家庭收到国内和国际移民工人的汇款，这有助于解决家庭支出紧张的问题。

尼泊尔的贫困率（按每天1.90美元衡量，2011 PPP，占人口的百分比，世界银行）从1995年的66%下降到2010年的15%，考虑到国内农业、工业并没有显著增长，大量劳工移民可能在增加人民收入，降低贫困率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疫情之下，这一数量庞大的海外劳工群体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而且海外汇款作为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遇到的危机必然直接影响国内许多民众的基本生活。

劳工移民对尼泊尔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移民汇款在缩小尼泊尔出口萎缩和进口膨胀造成的贸易逆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消费、储蓄，进而有利于社会经济活动，促进了房地产、建筑、贸易、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的增长，但是与极少数收到大笔款项的家庭相比，许多家庭只收到少量款项，所以它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Wagle，2012[2]）。

（二）劳工移民的弱势地位与脆弱性

移民的目的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存在较大差异，目的地国的选择取决于尼泊尔移民的收入、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接受国的工作类型。不同的目的地意味着不同的投资成本，大量尼泊尔劳工移民需要贷款以支付移民过程的花销，而贷款的获得则取决于其家庭成员的现有资源，主要金融资本、可以作为抵押品的固定资产以及社会资本。对于最贫穷的移民来说，他们大多数只能在印度边境附近从事季节性工作；社会地位较低的则可以移民到印度、中东和马来西亚等地，会地位较高的人则移民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所以，很可能并不是移民到印度的劳工对在海湾地区的工作不感兴趣，而是他们负担不起获得在这些地区获得工作所需的成本。

从尼泊尔移民工人从事的职业来看，大量工人从事的职业是低技术水平的体力劳动，大部分受雇于建筑业、制造业等。例如，在2016/17财年，前往卡塔尔的移民工人中有一半是普通劳工，其次是泥瓦匠、司机等；前往沙特阿拉伯的也主要是普通劳工、司机和清洁工、服务员、厨师等。虽然在这些国家移民工人可能会面对较高的工作风险，但是他们依然选择去这里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在类似的工作在尼泊尔要么没有，要么风险同样高，但报酬低（Adhikary et al，2018[3]）。

尼泊尔劳工移民的健康问题一直被关注，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在这一领域都有大量文献资料。大量的移民工人在工厂、工地、旅馆等地从事低技术水平的工作，由于不良的工作环境，尼泊尔男性劳工移民可能面临着多种风险，诸如强迫性劳动、工作场所意外伤害等。2019年4月19日在马来西亚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讨论在马来西亚的尼泊尔移民工人两个新的健康问题——心脏和肾脏，参会者认为相较于其他移民群体，尼泊尔移民工人心脏性猝死的发病率更高，由于工作环境和要求减少喝水和排尿的时间也导致了更高的肾脏发病率（Aryal et al，2019[4]）。除了身体层面，尼泊尔劳工移民心理层面的健康状况也存在更高风险。

此外，虽然尼泊尔劳工移民从性别上看以男性为主，但女性也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健康风险。一方面，在国外工作的丈夫与当地性工作者的无保护性行为增加了其妻子的艾滋病毒感染风险，据估计，尼泊尔42%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是劳工移民（Thapa et al，2014[5]）；另一方面，尼泊尔女性劳工移民不断增加，她们不仅面临着国内的结构性限制——尼泊尔国内之前对女性劳动力迁移的限制，也因为剥削的存在，面临着多种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风险（Simkhada，2018[6]）。

移民的脆弱性还体现在他们在国外社会受到的社会和政治排斥。以前往韩国的尼泊尔劳工为例，在2007年尼泊尔和韩国达成政府协议后，大量尼泊尔移民到韩国工作，加德满都现在还有不少韩语学校，但是相较于韩国工人，尼泊尔工人所获得的社会福利非常有限，还存在着不自由的劳动关系，为此，他们采用聚集形成“尼泊尔城”的策略，应对韩国移民制度造成的社会-空间隔离（Seonyoung & Tracey，2017[7]）。

三、疫情下的尼泊尔移民工人：被困国外

（一）在印度的尼泊尔劳工

尼泊尔人口普查记录显示，1981年，印度接收了93.1%的尼泊尔移民，1991年逐渐降至89.2%，2001年降至77.3%，2011年显著降至37.6%。这一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向其他目的地国(即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马来西亚)移徙的增加。虽然比例在下降，但是其绝对数量依然是最高的，在这一方面没有准确数据，媒体、学术研究所估计的数据也不尽一致，但一致认为人数在百万以上。尼泊尔人前往印度工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尼印两国在1950年签订的《印度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中正式承认边界开放，使得公民可以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跨境流动；2）强烈的社会文化亲和力：语言、宗教、饮食、生活等相似；3）印度的经济增长所伴随的更好的就业机会的拉动，以及尼泊尔贫困、失业、低工资的推动。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前往印度的主要是尼国内最贫穷、边缘化程度最高的半熟练或非熟练工人，他们并不能负担前往其他国家工作所需的费用，这一群体以男性为主，教育水平低，主要从事保安、餐馆服务员、雇佣工人等职业。

为了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从3月25日起，印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近两个月的封锁，这使得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成千上万拿日薪的工人难以维持在城里生活，不得不返回家乡，其中包括尼泊尔人，但是由于两国的全国性封锁政策，人员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不少人被困在边境检疫点，他们采取静坐等方式要求大使馆和政府安排他们返回家园。一些人选择采取其他途径私自返尼，这些躲避边境检疫站进入尼泊尔的人，成为尼疫情的重要威胁。尼国家人权委员会自尼印边境封锁以来，一直在监测那些被困在边界点的尼泊尔人，发现有些人甚至被隔离了6个星期也不能进入尼泊尔；尼最高法院也在4月16日要求政府救援被困在国外的、处于脆弱环境的劳工移民，并提供世卫组织指定的卫生服务。虽然在尼印双方的沟通下，尼泊尔接回了一批劳工，但这只是小部分，被困在边境的人依然不少，而且一旦印度国内铁路、公路的管控放开，还会有更多尼泊尔人来到边境。在对目前从印度返乡的劳工的妥善安置和管理上，尼政府目前提供的支持并不足，入境点的检测、返乡路上的食物供应和医疗获得等方面存在问题，加剧了返乡劳工的生存危机，出现了非疫情原因的死亡案例[8]。

其实被困在异国他乡的不止是尼泊尔人，一些印度人也被困在尼泊尔，5月21日，近900名被困在尼泊尔砖窑厂的印度工人举行示威活动，要求回家，他们在冬季从临近的村庄来到尼泊尔砖窑厂工作，现在需要回去耕种土地，但被两国的管控政策困住了[9]。封锁政策下，如何适当的开放边境解决被困人员的问题，需要尼印双方的积极协调，两国最近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对抗疫工作的开展造成不良影响。

2.其他国家的尼泊尔劳工移民

疫情之下，世界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都很严峻，从事低技术工作的海外劳工们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他们很可能失去国外的工作，难以维持生计，还因为封闭政策难以回国。一些在海湾国家的尼泊尔人已经丢掉了工作，不能自我解决食宿问题，只能睡在公园、人行道上，靠别人的帮助维生，其回国需求极为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被送到难民营，这不仅使得其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还增加了感染其他疾病的风险。Non-Resident Nepal Association称，将近100名尼泊尔人因为新冠疫情在国外死亡，一些是感染新冠后自杀，一些是因为没有收入来支付其他疾病的医药费，在等待尼解除封锁回家的过程中去世[10]。

图6：尼泊尔劳工移民失业情况预估（不含印度）

 如图6所示，尼泊尔外国就业机构协会[11]（Nep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Employment Agencies）表示，在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尼泊尔劳工拥有的工作机会已经减少了10%到30%,该协会秘书长说“在海外工作的大约300万尼泊尔工人中，有近20%到25%的人可能会回国……由于不少尼泊尔劳工移民从事体力劳动，缺乏专业技能，现在建设工作几乎都停止了，他们失去了工作”。除了劳工移民，那些服务于劳工移民的外国就业机构也受到巨大冲击，800多家招聘机构和分支机构，以及提供体检、入职培训、保险公司等相关服务的机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其中工作的数万人受到直接影响，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可能要持续一年以上[12]。

受疫情影响，海湾国家经济收缩严重，国内就业机会少，大量失业劳工移民给其管理带来了困难。早在4月份，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就要求各国政府带回移民工人，否则就采取列入“移民黑名单”、废除劳工关系等惩罚措施，之后有国家甚至表示愿意自己埋单，包机把人送走。到5月份，面对国内确诊病例的不断增长，一些国家放松了移民法律，以鼓励非法居留的外国公民利用这一政策回国：阿联酋、科威特、马来西亚、巴林等国为那些无证件或逾期居留的劳工进行赦免。仅在科威特就已经有近3500名尼泊尔工人申请了相关赦免政策，等待尼泊尔政府做出让他们回国的决定。考虑到疫情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失业的劳工移民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其中部分失业是长期的，这意味着作为尼泊尔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工汇款会面临削减。此外，疫情还可能对已有的劳工移民模式造成影响，移民接收国本身的经济衰退可能带来对外国工人关闭劳动力市场等反动措施，造成移民劳工的长期失业和国际劳动市场供应的消极变化。

四、返乡之后依然困难重重

（一）尼泊尔计划解决被困国外劳工问题

自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在海外的尼泊尔移民工人的处境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多方力量给政府施压，希望在满足防疫要求的前提下，早日将他们接回国，但政府迟迟没有行动。在5月19日对议会的讲话中，尼泊尔总理奥利表示虽然将所有在国外的尼泊尔人带回家是不可能的，但政府会帮助那些迫切需要返尼的人。据称，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劳工部官员表示已经准备了一份2.5万名需要紧急撤离的尼泊尔人的名单[13]。考虑到已经有50万至60万的尼泊尔移民工人失去了工作，在长时间的封锁政策下，他们不仅没有收入，还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在不久的将来也需要回国，很难预料政府最终到底能接多少人回来。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撤侨，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要求国家间、政府内各个部门积极协调推进，是对尼泊尔政府的一次挑战；还要求检测、隔离等措施地跟进，加之尼泊尔本就不完善的医疗系统、不充分的抗疫物资储备，以及近期国内确诊病例的大幅增长，给尼国内的疫情防控带来的巨大压力。

尼泊尔总统比迪娅·德维·班达里（Bidhya Devi Bhandari）在5月份介绍2020-21财政年度的政策和计划时表示，尼政府将向年轻人、企业家和返乡的移民工人提供种子资金，帮助他们创办新企业。其实尼政府在2018年曾提出类似的计划，为返乡劳工提供贷款，帮助其在国内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经验，但是由于相关程序的复杂，不少人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帮助。所以要使这一政策落到实处，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规定。此外，提供的资金要发挥作用是需要基础的，工人的技能和经验要发挥作用需要相关设施，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从过去几年尼泊尔返乡劳工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方面可能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政府还希望农业部门能够吸纳劳动力，但是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直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少人可能对从事农业的兴趣不大[14]。

目前尼泊尔针对疫情下劳工移民问题的对策基本都是短期规划，还没有解决返乡劳工问题的长期规划。已有的撤侨计划，只是涉及到了那些有紧急需求的劳工，而大量已经失去工作，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工作的劳工，以及因为工作合同、签证等到期而需要返回的劳工们似乎还没有被充分的考虑。政府需要更多的考虑劳工们返回尼泊尔之后的状况，尼国内市场的就业机会本就不充分，随着疫情和移民工人可能返回家园，劳动力市场可能进一步萎缩，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虽然政府表示2020年会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医疗、教育、就业和经济复苏上，但考虑到国内经济状况、国家治理能力、疫情影响，前景可能依然是悲观的。面对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尼泊尔，伴随着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前往海外寻求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他们在疫情之前就是国际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而疫情则正在让他们经历更大的困难。对那些像尼泊尔这样移民汇款占国内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本次疫情之下将面临巨大挑战。由于牵涉不同层次的国际行为体（国家、组织、个人），涉及多领域的专业问题（国际关系、法律、政治、医疗、人权等），疫情之下的国际劳工问题严峻且复杂。

（二）返乡之后：就业形势严峻

当劳工移民返乡之后，政府需要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对尼泊尔这样一个国家治理水平低的“欠发达国家”，要解决返乡劳工的就业、生活、社会保障等问题，将面临巨大压力。具体来说，从个体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出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1.就业机会少，国民收入下降。劳工之所以选择去国外寻求工作机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就业机会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其需求，在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就业机会已经进一步减少，尼泊尔底层人民已经出现了生存危机。需要回国的劳工移民之所以数量庞大，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影响下缺乏就业机会，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一些移民工人在结束合同规定的工作期限后准备回国，但受到疫情之下各国航空管制的影响，回国计划一再推迟。按照之前的计划，后者会再回国之后准备下一次出国就业，但目前来看，短期内他们难以在国外找到就业机会。疫情影响下，经济全球化的衰退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尼泊尔劳工移民在主要目的国的就业机会减少，如此大数量的人群返回国内，考虑到尼泊尔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的。

另外，劳工汇款是尼泊尔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是使家庭（而不仅是个人）生计多样化的一种方式，可以改善家庭整体福祉，并减少失败风险。当劳工们失去在国外的就业机会后，其所在家庭失去了重要收入来源。尼泊尔看似数量较大的劳工汇款中最大的受益者本来就是经济上较为富裕的人，那些贫困家庭所收到的汇款并不多，他们用这些汇款来满足日常消费需求，购买生产性资产的人并不多，失去工作机会对这些劳工家庭的正常生活造成挑战。不少尼泊尔劳工移民在获得出国工作的机会时，在自身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需要贷款、借钱、变卖资产等方式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付相关费用。在疫情之前，为了摆脱贫困状况而成为劳工移民的尼泊尔人中，有些就因为移民过程、就业质量低等原因陷入更为贫困的状况，无力偿还贷款，疫情无疑会放大这一群体的数量。疫情下国际贸易和人口流动都大幅减少，尼泊尔国内市场本就较小，国民收入下降使得内需进一步下降，国内不少企业、小型工厂在生存上遇到挑战，这种情况下返回的劳工移民何以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何以满足日常生活，何以偿还借债和贷款。

2.劳工移民的技能和经验缺乏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已有的移民研究发现，返乡移民要发挥其技能有三个条件：在国外学习到了一些技术和经验、所学的东西在国内是有用的、愿意并且有能力应用这些知识；只有在国内存在适当的社会经济条件时，返回的移民才是发展的积极因素（Anita & Kabin，2015 [15]）。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虽然尼泊尔过去几年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工业领域发展极为缓慢，可能无法提供劳工移民们在国外工作时所有的基础设施、设备和相关支持，这让他们的经验和技能没有用武之地。疫情还可能导致人们对回返劳工的污名化，因为他们所在地区的疫情要比尼泊尔更严重，这也会成为他们重新融入国内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障碍。另外，劳工们在国外工作与生活的过程中，所经历和感受的工作文化与尼泊尔并不一致，涉及时间、效率、行政命令等问题，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国外工作较长时间的人，回国后所经历的工作文化冲突可能更严重。

3.国家治理水平低，难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运作。政治不稳定是尼泊尔人前往国外学习、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不稳定不仅体现在政府的频繁更迭上，也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前后不一、临时性上。虽然自1990年“人民运动”恢复君主立宪制以来，尼泊尔已经恢复多党议会民主30年，但主要政党一直在中央和地方的国家事务中争夺，这使得它们有较多的斗争经验，而缺乏治理经验，导致了腐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政治化”等问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在返乡移民的管理和服务上，这一问题可能依然存在，受疫情影响回国的劳工移民数量大、行业多，要让他们在国内发挥积极作用，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支持政策。一方面，目前缺乏针对归国劳工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长久规划，也就是说在政策制定上还需要在掌握相关数据、了解具体情况的几乎上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政策执行过程，如何克服国内治理水平低的困难，保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返乡劳工能够真正的获得帮助。

五、总结与讨论

国际移民组织（IMO）表示，移民工人高度集中的职业和部门，将受到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的严重打击，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低收入的国家的汇款收入将下降20%。而对像尼泊尔和萨尔瓦多这种移民人数多、汇款占国内GDP比重超过20%的欠发达国家，在疫情下更加脆弱，劳工移民所在的家庭和社区对汇款的依赖性很高，加之为了实现移民而借债，汇款的中断会给劳工及其家庭带来家庭收支不足、债务困境、长期失业等风险，还会在国内经济领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国家治理水平低、医疗设施不完善、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有问题则在疫情下被放大，成为加剧问题的刺激因素。

从上文的资料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尼泊尔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劳工移民，本就处于弱势地位且具有脆弱性特征，在疫情下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面临着多种风险和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回国前难：疫情直接打击了劳工移民所在的建筑、工厂、服务等领域，他们失去了工作机会，而其中不少人是依靠日薪维持生活的，出现了生存危机；加之疫情的蔓延和发展，失去工作的他们缺乏相关支持和有效管理，感染病毒、生病的可能性更高，远离祖国和亲人也让其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少。2）回国过程难：严防死守是各国应对疫情的惯用措施，在马来西亚和海湾国家的有大量的失业劳工需要回国，尼政府虽然计划接回一部分，但目前这些国家和尼泊尔的疫情都在发展期，考虑到尼有限的政府能力、不完善的医疗系统、疫情影响的长期性，接回政策最终实施效果可能并不乐观，部分劳工可能陷入长期被困国外的艰难处境。3）回国后的就业与生存难：疫情使得尼泊尔本就不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萎缩，难以满足大量劳工移民的就业需求，而且尼国内还缺乏劳工移民技能和经验发挥作用所需的基础条件，相关帮扶计划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力也很可能存在问题；汇款是移民家庭日常支出和偿还债务的重要来源，如果返乡移民不仅失去了汇款，还难以在国内获得就业机会，难免在尼国内造成严重社会危机[16]。

像尼泊尔这样高度依赖劳动力跨国流动和汇款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实施一些政策和方案来帮助处境艰难的劳工移民们，减轻疫情对国内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可以利用疫情期间暴露出和放大的问题实现一些改革措施。一是要做好劳工相关情况的数据收集工作，与劳工所在国的政府、企业、国际NGO等积极协商，帮助解决被困劳工的基本生存问题，缓解其心理压力，防止恶性事件发生。二是要在考虑国内外疫情发展和本国实际防疫能力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批次地接回有回国需求的劳工移民，避免劳工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国内，加剧国内疫情。三是要考虑返乡移民具体情况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将回返劳工/汇款纳入现有金融方案的短期方案等经济刺激、开展相关宣传和社区活动消除对回返者的污名化和消极观念以保障社会凝聚力、在移民流出国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和在目的国维持现有劳动力迁移方案等多重举措，以解决失业率上升等问题[17]。最后，疫情还放大了国内劳动力市场、医疗设施、国家治理等领域内的已有问题，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有效应对疫情的长期影响。

（作者：苏建鹏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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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德满都邮报，2020.05.28.“成千上万从印度返回的人缺乏食物和水”

[9] 加德满都邮报，2020.05.21.“被困的印度工人示威，试图回家”

[10] 加德满都邮报，2020.05.17.“他失业了，想回家，封锁杀了他”

[11]尼泊尔有大量人口前往海外寻求工作机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独自移民成本高等原因，其中很大比例是通过相关机构得以实现移民的，所以出现了大量服务于外国就业的机构，尼2016/17财年92.44%的外国就业许可证是通过招聘机构发放的。招聘机构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劳工移民就业过程中的剥削、欺诈甚至虐待等问题。

[12] 加德满都邮报，2020.05.21.“报道称，至少有50万移民工人希望尽早回家”

[13] 加德满都邮报，2020.05.21.“政府准备将滞留的移民工人带回家”

[14] 加德满都日报，2020.05.16.“政府将为移民工人、企业家提供种子资金以达到国内就业目标”

[15] Anita Ghimire & Kabin Maharjan (2015) Student returnees and their reflection on contribution to Nepal: use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4:1, 90-107, DOI: 10.1080/21632324.2014.935148

[16] 自3月尼泊尔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封锁政策以来，国内已经有近1000人自杀，疫情的恶化、封锁政策下的自由限制、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劳工移民面临的身心压力可能更大，是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帮扶的群体。

[17] 国际移民组织，2020.05.12. “Issue Briefs：MIGRATION-RELATE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ON DEVELOPING COUNTRIES”